山西商业的经营方式与票号在晋中城镇的出现

一、山西商业的经营方式与票号在晋中城镇的出现

晚清时期，山西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人们纷纷外出经商，以此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晋俗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太原、汾州所称饶关之数大县及关北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东西北三口，致富在数千里或万里之外，不资地力”。⁽¹¹³⁾王锡纶在他的《怡青堂文集》中也说：“近数十年间，忻、太、汾之间，弃农经商，三江两湖，滇、黔、闽、粤以至西北两塞外，有万余里，贸迁所至，足迹几遍。”⁽¹¹⁴⁾

由于地脊民贫，人多地少，人们大量外出，山西商人逐渐构筑起一个范围广大、遍布各地的商业网络。如在对俄贸易的主要城市恰可图和张家口。据何秋涛《朔方备览》卷46记载：“所有恰可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一位外国人在记述恰可图中俄贸易的情形时说：“与俄国通商的主要经营者是山西商人。”⁽¹¹⁵⁾在张家口，山西商人也占据主导地位。据顺治《云中郡志》记载：张家口“商贾皆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¹¹⁶⁾。道光《万全县志》在说到张家口著名的八大商时称：“八大家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贸易，皆八大家主之。”⁽¹¹⁷⁾在其他地方，山西商人也相当活跃。在江南，康熙皇帝巡行发现，“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都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盖寡”⁽¹¹⁸⁾；在陕西陇州商贾“俱系晋升暨西、同属县人民，城厢镇集盘踞渔猎，多有赤身赴陇，借资营运立致奇赢者”⁽¹¹⁹⁾，宜川县“宜川商民，向多晋人，故在商会未成立之前，商民一切事务均由山西会馆会长主持办理”⁽¹²⁰⁾；新疆巴里坤“城厢内外，烟户铺面，比市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¹²¹⁾；在东北地区的沈阳“奉天昔日人烟稀少，土著逐什一者甚少，而山西帮、直隶帮、山东、河南、三江各帮遂纷至沓来，反客为主”⁽¹²²⁾。由于在清代，山西商人遍及全国各地，以至于民间有“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就有山西人”的说法。

由于本省土地贫瘠、物产匮乏，所以山西商人所进行的商业活动，主要依赖遍布各地的商业网络，进行异地之间的长途贩运。所谓“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¹²³⁾，正是山西商人这种经营特点的真实反映。以丝绸为例，“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东”⁽¹²⁴⁾，说明山西商人贩卖的丝绸主要来自于浙江。山西商人贩运的布匹也主要是来自于外地。如在直隶元氏“男女多事织作，晋贾集焉”⁽¹²⁵⁾；在松江“标布，关陕及山右诸省设局于邑收之”，“秦晋布商皆主于家”⁽¹²⁶⁾；湖北汉阳生产棉布“远者秦晋滇黔贾人争市”⁽¹²⁷⁾；湖北云梦，城内“宽闲屋宇，多赁山西布商作寓”⁽¹²⁸⁾。茶叶是山西商人运销俄罗斯的大宗商品，这些商品不是来自山西，而是来自于福建、江西、浙江等江南各地。“清初，茶叶均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骆绎不绝”⁽¹²⁹⁾，“建德为产茶之区……向由山西客贩至北路归化城一带出售”⁽¹³⁰⁾。清人王先谦说：“中国红茶、砖茶、帽盒茶均为俄人所需。此三种茶，湘鄂产居多，闽赣较少，向为晋商所运。”⁽¹³¹⁾

在清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交流的范围越来越广，数量越来越大。据黄鉴晖先生指出，以恰克图为主要口岸的中俄贸易额，在从1775-1824年的49年间，增长了13.9倍，进出口总值达10642022卢布⁽¹³²⁾。长途贩运的发展，使各地之间货币流通的数额特别巨大，于是一些携带巨额银两的山西商人，便成为强盗马贼抢劫的对象。特别是山西到张家口关外的商路更是凶险，“清初以来，山西商人去张家口、京城、关外和蒙古地区经商者日益增多，于是货物的贩运和资本的调拨也就频繁起来。但是，由晋至各边口至蒙古以及关外，特别是蒙古草地，往往行走一天不见一人。在这些荒僻地带，以及直隶、山东地区却盗贼横行，危及商人、货物、银两的安全，中途被劫盖非一次”⁽¹³³⁾。

为了保障商业活动的安全，山西商人不得不雇佣镖师随队而行。如在清代山西前往俄罗斯、蒙古地区的商帮，几乎每帮都有镖师和卫犬，露宿时“镖师数人，更番巡逻，入寝，则以犬代之”⁽¹³⁴⁾。虽然如此，但在清代，特别是进入到近代以后，社会越来越走向动荡，光绪四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在一份奏折中称：“大青山后，地方辽阔，素少土著之民，历为游勇马贼藏匿之渊薮。种地者悉自外来，稽查不易……忽有游勇董老玉、胡老九、刘五代等，乘隙麇集五六百人，在东公旗等地肆意抢劫。”⁽¹³⁵⁾因此，商帮带有镖师也不足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安全形势。况且，对于更多的商人行旅来说，他们也不可能全部都雇佣镖师保障安全。于是在此情况下，长途贩运的发展，地区间货币流通量的扩大以及社会动荡的加剧，便呼唤一种新的货币流通方式出现，使各区域之间的货币流通更加方便、快捷。

对于票号的产生，1923年山西商业门科学校编著的《晋商盛衰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尔时，各省买卖货物，往来皆系现银。运输之际，少数由商人自行携带，多数则由镖号护送，故保镖事业，厥时甚盛，精拳术者，亦大有用。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虽有保镖武士，一遇多人，则寡不敌众，运输于是不灵，银钱之交收爽期，商业之信用将堕，故为各商所忧。而才智明敏之雷履泰，出乎期间，乃发明斯业，为金融界开一新纪元焉。雷君时为日升昌执事，慨运款之不便，悯多商之束手，遂创兴汇兑一法。凡往来银钱，无论大宗小款，皆揽收改铺，代为收交。此响彼应，无需应现，祗烦一信之通、出纳不爽毫厘。且省路费，免转运，防劫失，一举而三得”⁽¹³⁶⁾。生动地反映出，在新的货币支付方式需求的推动下，最终出现金融票号的这个事实。

在清代，晋中地区商路交会，地理位置适中，是山西商业最发达、外出经商人数最多的地区。“太谷、平遥、介休各县人民，多在广东及南省等处贸易”⁽¹³⁷⁾。黄鉴晖先生根据有关资料，对北京、天津、沈阳、长沙、安庆、兰州等6个城市山西商人经理人数与籍贯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在6个城市总共618人中，汾州府322人、太原府199人，两府为521人，占84.3％，其他府州只占15.7％⁽¹³⁸⁾。以山西商人人数最多的北京为例，据有关资料统计，1853年左右山西商人经理人在北京共有335人，其中太原府和汾州府共有302人，占全部山西在北京商人经理人总数的90％，人数最多的是介休县185人、平遥县31人、太谷县21人、祁县18人，这4县共225人，占太原府和汾州府在北京商人经理人总数的74％。由于外出经商人物众多、足迹遍及各地，所以山西商人便逐渐建立起以晋中城镇为中心，覆盖全国的商业网络。

晋中地区发达的商业网络和货币的长距离支付之间，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原始现银转运的货币支付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山西以长途转运为主要特征的商业经营。所以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产生一种新的货币支付方式，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现实的需要时。山西商业最为发达的晋中城镇，便很自然地成为票号最早的诞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