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票号的发展与晋中金融城镇的兴起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沿海地区“五口”通商的进行，中国各地间的贸易往来加强，开始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到中外贸易活动中。上海在1840年之前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城镇，而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上海已发展成为全国性商业贸易中心，据有关资料反映，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出口贸易总值已达31500余两。重庆在“五口”通商之前，基本上没有对外贸易。“五口”通商之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光绪十七年（1891年）洋货进口为137余万关两，到光绪二十年（1891年）增加到510余万关两。土货进出口额由138余万关两增加到500余万关两。4年进出口值各增加3倍和2倍。天津的对外贸易活动也有很大增加。从光绪四年（1878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16年时间，天津进口的洋货从770余万关两增至2100余万关两。同时，出口土货也从160余万关两增至680余万关两。在各地对外贸易不断增加的基础上，中国对外贸易的金额也在不断增加。1894年中国对外贸易金额为29亿两、1901年为4.38亿两，1905年为6.74亿两，1910年为8.43亿两，15年增加了1.9倍(139)。商业贸易的发展，商品流通量的增大，客观上要求各地增加相互之间的货币流通量，以满足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需求。
晚清时期，中国财政形势的变化，也使各地之间的货币流通量加强。近代时期，中央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一方面不断发生的战争和灾害使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另一方面举办洋务、支付赔款又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不断加大。于是，为了维持收支平衡，中央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地方的财政支持，才能维持中央财政的正常运转。以1901年的庚子赔款为例，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共付给各国战争赔款45000万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223万两。清政府的这部分赔款，除了从中央财政收入中腾挪出一部分款项外，其余款项全部分摊给各省，由各省筹集后，转交给中央支付。除了依靠各省级地方政府维持财政支出外，中央政府还依靠向民间商借、捐输款项维持财政支出。“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至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两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为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140)。于是，中央财政越来越依赖于地方支持，也必然造成大量货币在各地区之间流动。
晚清时期，社会动荡不断加剧。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陷入不断的战争当中。先是太平天国起义，然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后来是中日甲午战争，最后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战争一次比一次激烈，破坏一次比一次严重。特别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繁华的北京更是因为战争而破坏严重。战争的进行、社会的动荡，使各地间的货币流通十分困难。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太平军占领包括南京、武昌等城市的广大长江流域以后，清政府和江南各地的交通甚至一度陷入断绝。
在社会动荡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各地之间的货币流通，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借助于票号汇兑来进行和实现。因为当时以晋中城镇为中心的发展起来的票号，是当时最有能力，同时也是最安全、便捷的一个货币流转支付机构。据瓦格尔《中国金融记》记载：“开封商人当得悉他所购买的货物须于某日付款若干之后，马上向他往来的钱庄开一张地方性地期票，交与当地山西票号地分号，向该分号买一张汇票寄予他的上海代理人。代理人把汇票送与山西票号在上海的分号，换取该分号的限于当地流通的期票，交与他的掮客，就开封商人的代理人而言，这交易到此就结束了”(141)，生动地反映出票号支付货币灵活、快捷的特点。
由于票号支付货币方便、快捷，于是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开始借助于票号来进行。如1860年日升昌总号在给下属分号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所交会汉（口）之项（共二万二千两），因汉号不存甚银两，前看汉、湘办买红茶。又接口信，其他别号做开，明春汉、湘之茶票，合对期每千两得钱七十两之谱，后手尚有涨。大约明年口地与咱处办红茶之家定不能少，而南路之银各家均无存项、明春咱处收茶客之票，亦有大涨，如贴费合式，平铺拟明收会汉银数万两。”(142)以上讨论进行商业活动的情况表明，票号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了江南买茶的商业活动中来。票号在苏州的商业活动也相当活跃。“苏城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借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置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与市厘钱价相平，商民称便。近年各省商货未能流通，来者日少，银价增多，然每银一两亦不过值钱一千六七十文至二百余文不等。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俱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银运到，因此银价顿涨，钱价愈贱”(143)。虽说分析的是苏州银贵钱贱的情况，但也反映出票号出现后，人们的商业活动纷纷改用票号这个事实。
不仅民间的商业活动比较依赖于票号，中央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开始越来越依赖于票号的支付和周转。“倭韩事起，征兵购械，需款浩繁。本年（1894年）八月间，当经臣部（户部）解派司员，向京城银号、票号借银100万两，备充饷需”(144)。地方各省向中央解递的款项也大多采取汇兑的方式进行。“无论交部库、交内务府、督抚委员起解，皆改现银为款票，到京之后，实银上兑或嫌不便，或银未备足，亦只以汇票交纳，几令商人掌库藏之盈亏矣”(145)。据不完全统计，1865年至1893年，鲁、赣、湘、鄂、川、晋、浙、苏、皖、滇、黔各省及江海、粤海、闽海、浙海、瓯海、江汉、淮安各关通过汇票汇兑的公款竟多达15870余万两，其中，1862年为10万两，1893年扩大为525万两(146)。1900年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所用的银两也由票号交汇、支付。当时，湖南巡抚俞廉三“窃思行在需用繁巨，筹款最为紧要”，于八月十八日筹银10万两，“交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丰厚、蔚泰厚、蔚盛长、协同庆、乾成亨九家商号，限八月二十日汇交平遥”(147)。
在巨大市场需求拉动下，晋中票号的业务量迅速增加。蔚丰厚票号1879年末实际存款647140两，比1859年增加2.25倍，放款861379两，比1859年增加206倍。介休侯氏4个票号在19世纪70年代，存款为3094734两。放款为3759757两，存款为资本（524260两）的7.17倍。票号业务的发展，使各票号的利润分红十分丰厚。例如光绪二十九年开业的、资本32000两的太谷锦生润票号当年即盈利7380两，到光绪三十二年盈利竟高达51943两，等于资本的1.62倍。大德通票号每股资本分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为4024两，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6850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17000两，超过前两个账期的1.2至3.2倍。志诚信票号1897年每股分红9100两，1903年为14000两，增加了65％(148)。
山西票号业务量的增加，使票号的金融网络愈发得到扩张。在1823年雷履泰创办日升昌票号时，晋中地区只有一家票号，到1850年时晋中地区的票号已发展到11家，在北京、张家口、天津、扬州、广州、长沙等27个城市设有分号，到19世纪80年代末时，票号已在厦门、上海、杭州、福州等80多个城市设有票号。除了在国内的大中城市设立分号外，票号还漂洋过海在朝鲜仁川、日本大阪、神户、东京也设立了分号。日升昌票号在1824年成立之初，只在北京和平遥之间办理汇兑业务，到1886年时，日升昌已经在上海、天津、苏州、杭州、扬州等24个城市开始办理汇兑业务(149)。
票号金融业务的发展，逐渐使票号建立起一个涵盖广泛、遍及全国的金融网络。“今山西钱贾……散布各省，汇票出入，处处可通”(150)。票号业务的发展，使票号总号所在的祁县、平遥和太谷三县的金融势力不断壮大，成为全国著名的金融中心城市。“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151)。票号力量的增大和发展，使其越来越来得到清政府的依赖和借重。1900年，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的路上，下令各省解京饷款，一律电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三地的票号总部，于是以祁县、平遥、太谷为代表的晋中城镇又成为全国金融汇集的中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