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原及府、直隶州城镇的形制特征
近代时期，太原是山西占地规模最大的城市。近代太原是在明清太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据万历《太原府志》记载：“太原府城宋太平兴国七年筑，偏于西南，国朝洪武九年永平候谢成因旧城展筑东、南北三面，周围二十四里，高三丈，门八：东曰宜春、曰迎晖，南曰迎泽、曰承恩，西曰阜城、曰振武，北曰振远、曰拱极”(1)。除了主城之外，太原还有南关城、北关城、新堡三座关城。南关城建于景泰初年周围5里，嘉靖44年南关城被包砖建筑，并建连城和主城相连；北关城为土城，周围2里，建筑年代不祥；新堡在北关城之西，建于嘉靖四十四年，主要用来驻扎太原营的士卒。
近代时期，太原城门的名称变化较大。据道光《阳曲县志》记载，道光时期太原南边的城门是大南门、小南门，东边的城门是大东门、小东门，北边的城门是大北门、小北门，西边的城门是水西门、旱西门。道光时期太原这些城门的名称实际上还指的是太原原来各个城门，只不过是太原居民对原来各城门的一个俗称而已。这时太原城市轮廓变化比较大的是东南门楼，“咸丰元年八月，东南门楼毁于火。光绪十三年，巡抚刚毅重修”(2)。
民国时期，太原的城门名称又有一定变化。据民国二十四年太原市城关街巷详图》图例显示：在1935年时，除小南门被改名为首义门之外，其他各城城门名称都还继续保留(3)。另据《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记载：“当姚以价率领的起义军到达新南门时，清道队长杨沛霖率领该队在城内响应，夺开城门，起义军顺利地进入了城内。革命成功后，将新南门改称为‘首义门’，以资纪念”(4)。由此可以推知，小南门在清末被重新修筑之后，可能一度被称为是新南门，而辛亥革命之后，才又被改名为首义门。
清末民初时期，太原的四关有比较大的变化。1998年张之洞在太原的小北门外柏树园普济观的一带设立机器局，使太原的北关地区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1907年正太铁路开通之后，太原火车站在首义门外设站，太原的南关地区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发展区域。据《民国二十四年太原市城关街巷详图》图例显示：1935年时，太原南关城、北关城以及新堡都已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南关和北关。南关分布的主要太风汽车公司、白晋汽车公司、晋南汽车公司以及一些居民街巷等，北关分布的主要是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的一些工厂和驻军单位，如西北皮革厂、西北化学工厂、步兵第414团、炮兵第28团等。和南关、北关发展比较迅速相对应的是，太原的东关和西关地区基本上保持原状，没有太大的发展。东关和西关没有太大发展主要是受地形所限。太原的西关临近汾河、地势低潮，而东关则临近高坡，地势高亢。由于这两个城关缺乏足够的土地，可供城市发展，于是就出现了太原南北两关发展较快，而东西两关发展相对较慢的局面。
山西近代的二级行政城镇包括府级城镇和直隶州城镇。近代时期，山西共有大同、右玉、宁武、忻州、代县、保德、汾阳、平定、临汾、隰县、辽县、沁县、长治、晋城、永济、解县、霍县、新绛18个地方二级行政城镇。
从表6-1我们可以看出：（1）在山西地方二级行政城镇中，府级城镇的城池规模普遍大于直隶州城镇。在山西全部17个地方二级城镇中，大于10里的城镇只有3个，而且全部为府级城镇；镇府级城镇城池规模最大的是24里、最小的是7里，直隶州城镇城池规模最大的是9里、最小的是4里。无论是最大的城镇，还是最小的城镇，府级城镇的城池规模都比直隶州城镇大；说明府级城镇在城池规模上一般要比大于直隶州城镇。（2）在地方二级城镇中，小于10里的城镇占绝大多数。在山西全部17个地方二级行政城镇中，小于10里的城镇有14个，占全部总数的82％。在小于10里的城镇中，9里的城镇又占绝大多数，在全部小于10里的14个城镇中，9里的城镇有8个，占全部小于14个城镇的57％，而9里的城镇占全部17个地方二级行政城镇的47％，可见9里的城镇在二级行政城镇占有绝对优势。（3）从城池大小的分布来看，占地规模较大的城池，主要分布在平原、盆地地区，占地规模较小的城池主要分布在山区，如山西3个最大的地方二级行政城镇大同、长治、临汾全都位于盆地地区，而占地规模最小的左权、沁县全部在太行山区。
表6-1 近代时期山西府、直隶州城镇的城池规模
资料来源：光绪《山西通志》府州厅县考。
在山西长治、大同、临汾三个最大的城镇中，大同、临汾是军事城镇，驻扎军队较多，所以城镇规模相对较大。而对长治来说，经济发达、人口较多，则是城市规模较大的主要原因。在明清时期，长治是山西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以丝绸的生产为例，在明代，长治是北方丝绸生产最发达的城市，徐光启在其《农政全书》中曾有“西北之机，潞最工”(5)的说法。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刑部侍郎在上奏中，把潞绸和江南的丝绸并列而举，同称为当时丝绸最发达的地区(6)。在万历年间潞绸生产的高峰时期，潞安、泽州等地共有潞机13000余张，从业人口数千家。长治不仅丝绸业发达，冶铁业相当发达，“泽潞冶铁经过漫长的发展道路，到了明代生产方式有了很大进步，在诸多个体冶炼的基础上，出现了以分工为基础的规模较大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从而使铁和铁货产量提高，四方商贾聚集，行销国内各地，名扬海内”(7)。正是在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基础之上，长治才建立起规模很大的城池以容纳更多的人口。
山西府、直隶州城镇形制规矩、严谨，基本上都是方形城镇。如大同为正方形城池、新绛为长方形城池、汾阳为正方形城池等，其他城池虽然不一定为非常规整的方形城池，但也大都与方形相差不远。中国传统的建城思想，深受天圆地方思想的影响，“天圆地方说是中国早期特有的对宇宙万物空间形态的基本感知，此中‘方属地’的认识已经被赋予了高度的象征意义，并成为人们居住空间的理想模式，反映到城市的形制上，从深层次的文化意识上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方形城市’的思想基础”(8)，基于这种思想，所以在建筑城市时，总是力求建成方形的城市。由于山西的府直隶州城市大多位于平原、盆地地区，地势平坦，具有建设方形城市的条件，所以就造成了山西府、直隶州城市，大多呈方形这一现象。根据光绪《山西通志》反映，在近代山西的府、直隶州城市中，只有平定州的形态不是方形，据光绪《山西通志》记载，平定“宋太平兴国四年，改广阳为平定军，徙治，此即旧城，为上城。增筑东北隅，为下城”(9)，因此，平定州的城制形态之所以不是方形，主要是城池增筑的结果。
山西的一些地方二级行政城镇也设有关城。在山西地方二级行政城镇中，设有关城，且规模较大的有大同、汾阳、临汾3座城市。大同的关城建于主城修筑之后，继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大将军徐达修筑大同主城之后，“景泰间于城北筑小城，周六里，高三丈八尺，门三，天顺间，续筑东小城、南小城，各周五里”(10)，从而在大同城的北、东、南形成紧靠主城的关城。汾阳的关城也是在主城完成之后修筑的，但汾阳修筑关城持续地时间更长，“嘉靖十九年，筑东关护城。二十一年，复筑南关城。隆庆三年筑北关城，砖甃全城。隆庆十二年，补筑西关城”(11)，可见，对汾阳关城的修筑一直都在断断续续的持续着。相对于主城来说，汾阳的关城较大，张驭寰先生把汾阳的关城和主城并成为五城，他在《中国城池史》中指出“汾阳府旧城分为五城。当中为主要城池，在十字中轴线上，南门外建一方形城，北门外建一方形城，西门外建一方形城，东门外建一方形城，外四城大小相同，为主城面积的三分之一，一地分别建造五座城，这是一个难得的佳列”(12)。临汾也设有关城，据民国《临汾县志》记载，临汾“外则砖砌雉堞，内则土壅卧牛，为晋南之重镇，附郭四，曰东关，曰北关，曰东关，曰西关。南北两关自咸同兵焚以后，变为废墟，西关尽辟蔬圃，亦非旧观，唯东关巍然独存”(13)，可见临汾也是有四座关城的，只不过最后只留存了一座东关而已。
近代时期，山西府、直隶州行政城镇的城墙大都相对完整，变化不大。在山西府、直隶州城镇中，大同的城墙遭到的破坏最多。大同是军事重镇，多次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于是这就造成大同的城墙屡造炮火破坏。如在清末民初时期，“清军总司令郭殿邦积极布置兵力，保卫大同，日以重炮攻城”(14)。1926年国民军进攻山西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围攻大同城3月有余不下，他们日间用飞机大炮轰炸扫射，炸塌房屋无数，市民被炸死一百六七十人。夜间攻城激烈，全城火药味呛人”(15)。由于大同城墙历经战争，年久失修，所以逐渐破败起来，“在城墙的东西南北都有城门；在各个城门上，修筑有巍然宏壮的大城楼。可惜的是年久失修，近年来朽坏严重，几乎丧失了原形”(16)。不过虽然如此，由于大同城墙坚固，所以大同的大致轮廓还基本保持不变。在20世纪30年代时，“在大城的四面，有东西南北四关；除西北之外，全部都以城墙相围”(17)，城墙的基本格局还和初建之时大致相同。
山西其他地方府、直隶州城镇的城墙形制变化不大，并且也多得到程度不同的修补和改造。如临汾“（民国）十四年，省修汽路，经过东关，拆东关盘射门……。十五年知事汤文焕奉令添修城上掩蔽堡并修城北及东城之坍塌处二十余丈”(18)。新绛“宣统三年，破城焚南门楼，民国三年重建”(19)。汾阳的城墙也进行了一些修整，民国十五年（1926年）知事郭际丰重修，裂者补，顷者筑(20)。从总的情况来看，近代时期山西地方二级行政城镇的城墙形态基本变化不大，但就城墙形态基本上是逐渐走向衰败。
与各城镇城墙逐渐走向衰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时期各府、直隶州城镇的城关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大同是山西府、直隶州城镇城关地区变化最大的城镇。近代时期，一直到平绥铁路通车之前，大同城关地区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平绥铁路通车之后，火车站设在北关一带，以便利的交通为基础，北关一带迅速繁盛起来。兴农酒精厂是设立于大同北关，规模比较大的现代企业。据《山西近代经济史》反映，1936年西北实业公司接办兴农酒精厂时，兴农酒精厂有资产15万元，职员27人，工人177人(21)，兴农酒精厂的这个规模在当时的整个华北，甚至全国，规模都是相当大的。除了现代企业之外，一些服务性的机构，如旅店、饭铺、商店等服务设施也纷纷设立，于是火车站附近一时成为大同新的发展中心。
除了大同之外，山西其他府、直隶州城市的城关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以汾阳为例，据《汾阳县志》记载，清末民初时期，汾阳县城“以鼓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店铺鳞次栉比，既无间断，尤以鼓楼东帽市街，东关正街，小南关街最盛”(22)。在谈到粮食业时，《汾阳县志》又说：“民国元年至十年（1912-1921年），县大南关‘天裕楼’，小南关‘长兴裕’、东关‘晋裕堂’‘公义隆’‘聚益永’‘三泉’‘三盛魁’粮店开业”(23)。城关地区不仅粮食业得到了发展，旅店业也得到了发展，“民国十年（1921年），太军公路通车，旅店业更兴旺。民国十九年县城东关、长巷营、官道一带旅店业最盛”(24)。
有鉴于近代山西府、直隶州城镇现代工业比较缺乏，山西府、直隶州城镇城关扩展的动力主要取决于城镇本身的交通地位，所以城镇的交通区位对城关地区的扩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以此为据，大同有平绥铁路、北同蒲铁路和晋北公路相通，再加上本地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是城关发展最快的府级城镇；次于大同的是临汾、新绛、汾阳等交通条件逊于大同的城镇，城关地区扩展最慢的是位于山区的隰县、左权、沁县等城镇。但无论城关如何扩展，城关沿交通比较便利的城门向外伸展是一条非常普遍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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