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山西城镇人口的规模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二、民国时期山西城镇人口的规模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对于近代山西各等级城镇人口规模的分布情况，顾朝林先生在《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有一定的探讨。顾朝林先生在《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一书中，把近代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分为，大于200万、100-200万、50-100万、20-50万、10-20万、5-10万6个等级。其中，人口大于200万的城市有1个、人口在100-200万的城市有4个、人口在50-100万的城市有5个、人口在20-50万的城市有18个、人口在10-20万的城市48个、人口在5-10万的城市有113个，在这些城市当中，山西没有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2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只有太原1个，人口在5-10万人的城市有汾阳、大同2个⁽⁴⁸⁾。

如果把这个山西城镇人口的这个分布规模，和邻近的河南和陕西相比，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近代山西大城市较少、城镇化水平较低的这个特点。

表5-9　近代山西等省城镇人口等级规模情况表（1933-1936年）

资料来源：沈汝生“中国都市之分布”（《地理学报》，第4卷第1期）转自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第152页。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山西5万以上人口城镇的规模等级，明显的要低于河南和河北。不管是河南或是河北，都有20-50万人口的城镇，而山西没有。山西城镇人口的等级规模还低于和它相邻的陕西。在10-20万人口的城镇中，陕西有长安和汉中2个城市，而山西只有1个；在5-10万人口的城镇中，陕西有大荔、三原、渭南、安康4个，而山西只有汾阳、大同2个；山西的城镇人口等级规模和绥远相似，都为10-20万人口的城镇有1个，5-10万人口的城镇有2个。可见，就5万以上人口城镇的等级规模来讲，山西不仅低于它东临河南、河北，而且还低于位于西北的陕西，山西的城镇规模等级和十分落后的绥远基本相似。

民国时期，山西大城市较少，城镇化水平低，与民国时期山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有关。民国时期，山西经济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从整体上讲，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以曲沃为例，“考查现在地方实在情形，以经济状况论，实不啻于全球第一极负之县”⁽⁴⁹⁾。民国时期，据《太谷贯家堡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贯家堡各户财产不足150元者共154户，占总户数的76.8％，若按普通家庭生活费最低为150元计，则有3/4的家庭财产所值不足一年的费用”⁽⁵⁰⁾。另据定襄东力等五村的调查，负债农户已占总户数的70％⁽⁵¹⁾。

农村的贫困造成农村生活结构简单，社会购买力低下。如武乡县“衣：大都取给于土布，丝绸洋布之属，亦间有之，冬裘夏葛者绝鲜”，“日三餐以为常，食品以小米、高粱为大宗，麦次之，邑产尽可自给不假外求，丧祭婚嫁宴会之外，鲜肉食者”⁽⁵²⁾。在汾阳县陈家庄“衣服多用大布，少用丝绸；食物多用谷豆、高粱，少用麦黍，以面为主，以米为辅。住户多用砖瓦，间用土垒；木架杂用松、榆杨、柳”，甚至乡约中也规定了节俭生活方面的具体要求，“衣食居行，关系民生，至为重要。衣取国货，食重菽黍，住房切勿过事华丽，室内不宜多放陈设”⁽⁵³⁾。经济是城镇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购买力的低下造成商品市场的狭小，经济发展滞后。这样在相对贫困的经济条件下，山西很难产生出较多的城镇人口。

在民国时期，和农民贫困相伴而生的小农经济，越来越得到加强。在光绪大灾之前，山西是个地狭人稠的省份。山西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光绪年间得到缓解。许多地方因为人口损失过大，出现了大面积土地抛荒的景象。山西土地的大面积抛荒，吸引了其他省份的农民纷纷移居山西种田垦荒。据《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调查，仅1921年一年河南、山东等15个省就有3745人迁入山西⁽⁵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迁入山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民国时期山西还有不少可供开垦的土地。既然山西有可供客民开垦的土地，那么同样也应该有供本省农民开垦的土地，所以民国时期土地相对“宽裕”应该是农民向城市移居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山西不仅土地相对“宽裕”，而且土地分配也相对平均，“光绪大祲以来，人口减少，土地之多，苟能肆力耕耘自足，度日生活，盖产虽不均而多寡皆有，非比他省之豪富者田连阡陌，贫穷则家无立锥也，由是民无大富亦无大贫”⁽⁵⁵⁾，这样贫富基本均等的社会经济状态，保证了更多的农民不至于因为太过于贫穷而背井离乡。

和小农经济得到发展相伴而行的是，山西的手工业、商业日益紧密地和农业结合在一起。如武乡县“武邑居层山之中，土地硗瘠，生计维艰，所幸者民风朴素，勤劳务农，而工商业复能互为其用，衣食粗足，礼义可兴，勤俭著唐风之美，敦穆免齐俗之偷，民生前途再能发展而扩充之，则武城其庶几乎”⁽⁵⁶⁾。闻喜县“有于农隙熬土卤制柿酒者，有驱骡马服盐车者”⁽⁵⁷⁾。汾阳县西陈家庄“有泥工、木工、铜锡工、铁石工、油漆糊裱等工或编条器，或制苕帚，或煮土盐。大率多乘农隙为之，农忙时强办兼务农业”⁽⁵⁸⁾。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的结合，有力地维持着山西小农经济的发展，使小农经济得到强化，日益具有比以前更加坚强的外壳。

民国时期，山西施行“区村”制度，建立起遍及全省的行政网络。“区村”制度的目的是，“便于征兵征税，监视人民的行动，防范人民的起来反抗他，以便他想做什么，便做什么”⁽⁵⁹⁾。便于征兵征税、监视人民行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让他们到处流动。因为农民到处流动不仅意味着征兵工作难以开展，同时也意味着当地的税收等其他工作也难以进行。由于建立“区村”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征兵征税、监视人民的行动，所以“区村”实行以后广大农村农民的离村现象得到极大地遏制。例如阎锡山实行“区村”制度以后，在“整理村范”的活动中，曾专门把“壮年男子游手好闲”列为需要重点整治的对象当中。另外，民国时期山西推行的种树、养蚕、水利等“六政”“三事”等各种活动，也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向外流动。种树、养蚕、水利等活动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如果缺乏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是无法开展这些活动的，所以民国时期山西这些活动的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大量离开农村。因为农民大量离村就意味农村人力和财力缺乏，会使这些活动不能顺利地展开和进行。

民国时期，山西城镇经济普遍落后。与农村相比，山西城市普遍缺乏对农民的吸引。在民国时期，山西城市工业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对大多数城镇来说，工业相当落后。“环顾国内所办之厂，依然数若晨星社会事业之费驰，良堪悚惧”⁽⁶⁰⁾。以襄垣县为例，“工业以木石铁工油画及打造铜锡银器为小营业者，居全县职业总数的15％，唯铁木两项由东林县来者占半数，至机器组织各大工厂者尚不多见”⁽⁶¹⁾，所谓的工业仅仅是手工业而已。运城是晋西南地区的行政中心城市，“运城工业之最重要之，厥为制盐，其他工业颇为幼稚，尚未脱离手工业时期，且资本微小，家数不多，出产数量亦欠可观”⁽⁶²⁾。从1892年到1936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山西现代工业总产值才达到7163万元，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3％⁽⁶³⁾，山西这样的经济结构不可能吸引太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山西的经济结构也使山西很难产生出众多的城镇人口。阎锡山非常重视山西的重工业建设，对山西重工业发展投入了大量资金。连续不断的投资使山西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逐渐成为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省份，“从工业结构上看，1934年全省煤炭、钢铁、机械等重工业资本已达12373.9万元，而纺织、面粉、造纸等轻工业的资本总额只有1150多万元，仅占工业资本总额的8％，轻重工业比重为1∶11.8”⁽⁶⁴⁾。重工业不仅需要的投资较大，而且其产品大也多不进入市场流通。据西北实业公司机器厂管理处统计，1936年“各厂所报一年来营业情形，总计承造制品总值4735497.293元，各项开支共计3868737.245元，完成修造制品，共值3598049.458元，全年盈余国币445464.657元。营业大宗为承揽绥署军用品。及同蒲铁路用品，约合总数95％，其余5％则为社会用品，及机器等……”⁽⁶⁵⁾由于城镇所生产的产品大部分不进入市场流通，主要由政府包揽，所以使其很难对整个社会产生很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从而极大削弱了城镇集聚人口所应有的作用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