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教员等知识群体的编纂活动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学堂教员等知识群体的编纂活动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二）留学生、学堂教员等知识群体的编纂活动

留学生、师范生是晚清教育改革的产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新知识群体。这批人最先接受到比较系统的西方教育，而乡土教育的概念也是最早由他们引进中国的。

留日学生是这个群体的一大成分，在其中占有较高的比例。1895年，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战胜中国，由以前的“蕞尔小邦”一下子取代了原来的宗主国中国在东亚的大国地位。后又于1904在日俄战争中取胜，一跃成为东亚强国。日本顿时成为值得效仿的国家，而且日本距离中国最近，留学日本也切实可行。《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规定，“各省输学堂员绅，宜先派出洋考察”，又“日本断不能不到”。自1896年3月首批学生赴日留学以来，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人数逐年增长。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长达千年的科举制，这使新式学堂人满为患，师资力量顿显缺乏，由此刺激了国民的留学热情，“留学日本遂成为一种国策”，“官费”、“自费”，“速成班”、“普通班”等各种留学途径此消彼长。仅1904年初，就有三四千名学生留学日本。此后两年间，每年留日学生数更在8000人以上。[29]在这些留日学生中，有大量学习教育学的师范生。据统计，仅1903年4月至1904年10月这一年半时间，留日学生中就读师范的毕业者就有194人，占全部毕业生的41?8%。这些人在日本的留学时间，多则两年，少则半年，最短两三个月。他们在日本专攻教育、心理、教授法、学校管理等科目。为了学到更多的教育科学知识，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坐在课堂中听讲，而是“一星期间，恒有一二日，由教员率领学生，至男女各学校，乃幼稚园，察看考核”[30]。有不少留学生甚至挤进文部省为清政府考察学务的官员开办的讲习班去听课。这些人热情高，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成为向国内介绍西方教育科学的生力军。这批师范生回国后，多投身教育实务，把西方的教育方法、教学理念引进中国。侯鸿鉴所编《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乡土教科书，与其在日本求学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

与此同时，国内的师范学校也大量涌现，进入这些新式学堂学习的师范生为数不少。这些回国的留日师范生以及国内各地师范学堂培养出的师范生，在毕业后大多从事地方教育实务，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家。这些人一面从事教育，同时也编纂各种教学课本，成为编纂乡土志书的一个重要群体。有人在回忆“上海务本女塾”的文章中说：

（上海务本女塾）由上海邑绅吴怀疚（一作“九”）于光绪二八年（1902）年创办。自任塾长……沈颂平分任义务。教员有……李右之。毕业生中著名的有杨荫榆，曾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此外，有些同学毕业后即担任了中专校长，如侯冰兰在无锡创办了竞志女学，并担任校长。[31](www.guayunfan.com)

文中提到的教师中，沈颂平即上海《陈行乡土志》的作者；李右之即李维清，编有《上海乡土志》；侯冰兰原名夏冰兰，系侯鸿鉴之妻，曾陪侯氏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两人自日本学成回国后，在无锡从事教育。侯氏编有《无锡乡土历史》和《无锡乡土地理》两书，是目前发现的成书时间最早的乡土教材。[32]由此证明，这些实际从事教育的人，也是乡土志书的编纂者。

归国留日师范生在地方新学教育方面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他们致力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曾有人回忆说，四川綦江中学“前身是‘中学堂’，‘中学堂’成立于清宣统二年（1910），最初是由一批留学日本回来的学生屈孙坞、扬晴霄等发起，联络本县热心教育的人士张华廷、王浒平等办起来的。所提宗旨是‘革新教育，培育乡梓人才’。以日本弘文师范学校为样板，利用地方公学产作为办学基金。他们主张趋新，反对科举制度，学西方科学文明，致力实业救国”[33]。这些留日师范生归国后积极投入教育事业。湖南醴陵的傅熊湘，早年求学于王先谦，后赴日留学，进入弘文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回国后在湖南自办小学，后成为著名学者。江苏无锡的教育家侯鸿鉴（1872—1961），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留学日本，进入弘文师范学校学习师范科，毕业回国后，在无锡创设了西城师范竞志女学及模范小学，教授理、化、史、地等四科，后任江苏省督学。他所编的无锡乡土史地教科书，曾在四年内连续印刷四版。江苏东台县的教育家缪文功（1871—1944），毕业于通州师范，于1905年在家乡栟茶镇（今属如东县）创办启秀小学堂。因列强欺凌，亟应唤醒民众“洗雪国耻，振兴华夏”的爱国心，故以“知耻”二字作为校训。[34]他后来留学日本弘文师范学校，专攻教育学、教学法。回国后著有《最新教育学教科书》、《小学管理法》、《二部教授法》等书行世。其中，《最新教育学教科书》是中国人自编的第一本教育学著作。[35]目前存书的《东台县栟茶市乡土志》是缪氏在栟茶镇的小学任教时，和同校任教的张正藩利用暑假写成的。“今夏暑假返里，校中列乡土志为宿题之一，正藩不敏，谨于溽暑之暇，考诸邑乘，兼闻诸长老之言，汇集成编，以供校中诸君子研究。”[36]

国内学堂的教师、师范生是编纂乡土志书的主要群体。“1909年，在教初等小学堂的教师中，百分之四十八是有传统功名的人。”[37]他们成为乡土志书的一个重要作者群体。比如《陵县乡土志》，系“师范毕业生邢宝英为编纂，而其弟宝奇补之”[38]。《广宁县乡土志》，系广宁小学堂堂长肖雨春编纂，为该书作序者也系学堂教员。[39]广东澄海景韩小学堂教员蔡鹏云，著有《澄海乡土历史教科书》二册、《澄海乡土地理教科书》四册、《澄海乡土格致教科书》四册，该三类书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宣统《南金县乡土志》的作者乔德秀“已四旬余，正设帐省垣。……庚子后，君归金州，充私校校长，不复远出，乃以课余不自暇逸，编辑此志”[40]。宣统元年广西《玉林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张佐治，时任该州两等学堂教员。潮州人、同文师范生翁辉东、黄人雄先后合作编辑了《海阳县乡土志》和《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

还有个别地区，曾有数名教师各自编纂乡土志书，并踊跃向上申报。广东嘉应州当时至少有谢宗熙、熊理、陈秉鋆、萧启冈、张炜镛五名教员各自编纂了历史、地理和格致乡土教科书。这几人所编的乡土教科书，目前均未发现存书，但当时编纂并上报则是事实。嘉应州是目前所发现的编纂乡土教科书最多的地区，充分揭示出乡土教育在当地教育界的影响。[41]

有个别地方的小学教职人员不但自己编纂乡土志书，而且还主动向省学务处申请，希望能在还没有实施乡土教学的学校开展和普及乡土教育。浙江东阳县附生吴允让编有《东阳县乡土教科书》，上交学部审批。宣统元年九月十七日，学部就该书作出以下意见：

据禀及书均悉，查所编《东阳县乡土历史》、《（东阳县乡土）地理》二种，大致取材邑志，包括宏纤，足征详赡。其罗陈忠义各条，尤足激发志气。惟多叙事实，少所发明，以之训授儿童，微嫌干燥少味。宜增入本县教育、礼俗及农工商各种实业，以期改良进化，于地方自治，庶较有关系。应即重加增辑，再行呈部审定。此批。[42]

吴允让后来又向上提出申请，希望在尚未施行乡土教育的东阳县广益小学堂加入乡土教育课程。省学务处的回文称：

据禀：“简易识字课本每册只百余课，不敷一学期教授之用，拟添入乡土志一科，取耳目所习见之事，为心理取便记忆之助。”用意未尝不善。惟此项学塾专为贫民无力及年长失学者而设，故课本极其浅显，使其易知易从，以谋教育之普及。且初等小学变通新章，历史、地理二科，业经编入国文课本内教之。学塾课程更较小学浅，若专特设此科，似与简易识字名义不符。该生既具此热心，尽可于授课之余，择本乡山川人物事迹，临时随意讲授，不必另设专科，所请详咨，未便率准，仰即知照。此批。[43]

广益小学堂是东阳的一所“贫民小学堂”，吴允让时任该学堂堂长。上述两件事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当时从事教育实务的地方教师，对乡土爱国教育非常热情，从事乡土教育不遗余力；而上级主管机构的审查制度也非常严格，能从实际出发，对地方表现出的积极性给予精神支持和鼓励。

也有部分教师，在从事日常教学之余，受上级委托或者自愿从事乡土志书的编纂。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初版《泰州乡土志》的编辑者泰州马锡纯（东侯），“时为两等学堂教员”。[44]光绪三十一年编纂的《雄县乡土志》，作者刘崇本时为“高等学堂教员、学部主事”。刘氏是受当时雄县县令委托进行编纂，他在书的叙中写道：

今岁夏六月，直隶学务处檄各府州县修乡土志，并颁《例目》，征博学能文之士，按目考查，依例采录，限年成书，以为各小学堂教科书之原料。邑侯蔡穆如先生因以斯役见委。伏念继往开来，吾党之责，当仁不让……受任以来，颇形竭蹶，每日自学堂课程六时外，以余时修志……凡六阅月，而十五例目始克，粗具模型。……实吾乡少年所共奉，以为多识蓄之资，且因爱乡土而养成爱国心者，于安得旦暮而遇之哉！

该书的采访者是“高等小学堂董事、增生郭乃文”，誊录人员是“高等小学堂司事、童生王俊清”等多人，采访兼誊录人员有“高等小学堂肄业生”多人，采访兼绘图者有“高等小学堂肄业生杨玉琳”等人。[45]可见，乡土志本身虽不能和传统志书相提并论，却仍然是多人分工合作完成的。

学堂初兴，师资有限，很多学堂教师都是由原来的地方绅士、文人充任。《福安乡土志》是周少濂（祖颐）于光绪三十一年所编，四年后周氏回顾说：

受明府之聘，为邑高等小学教员，既疲于督课，又以是书不敢自信，故未付梓。然邑中诸小学传抄为难，丁未夏仲，颐初入都，岁倏一易，叠蒙少宗伯张燮师、待御江杏师、太常林隆师、司马李伯师鉴阅之余，嘱付剞劂，乃叙缘起，并以质之有道云。[46]

也有部分乡土志书是在地方官主持下，由学堂的教师、学生参与调查编纂的。比如，江西《建昌县乡土志》的主修人是谭鸿基，谭氏时任建昌县“正堂”，而编纂者吴士仁是该县廪生，时为高等小学堂教员。《云阳县乡土地理志》由知县武丕文监修，由举人、县小学校长甘桂森纂。湖南《清泉县乡土志》由知县廖世英监修，县廪贡生、小学教习谢阶人，附生、小学教习杨维岳修。最典型的莫过于广东《曲江乡土志》，该乡土教科书由多种身份的知识分子合作完成。其中，“特产门”由师范生廖文楷编辑，“山川门”由县附生梁朝俊编辑，“商务门”由县附生黄文尉编辑，“道路门”由县附生范建勋编辑，“历史门”由廪生吕甫赓编辑。《上海乡土志》的纂修者李维清、姚文枬，前者在晚清任教师，后者则是上海自治运动的发起人，两人曾主持纂修《上海县续志》。这种由新旧教育体系内不同身份的地方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编纂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清季地方教育转型时期的社会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