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学的兴起

第一节　公共新闻学的兴起

什么是公共新闻学？这在公共新闻学的发源地美国的新闻学界、业界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难题。

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论的学者是纽约大学新闻学系的罗森（Jay Rosen）教授，他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他还进一步提出，新闻业是健康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被公共生活包围着的人——记者、学者、政治家、市民、左派、右派、中立者……都应该认识到，如果市场取代了公众而成为现代社会中唯一的舞台，我们将全部沉沦。”⁽¹⁾

罗森教授提出的公共新闻学的要点包括了四项基本诉求：1）视人民为市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媒体商业的消费者或受众；2）帮助本地区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而非仅仅知晓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眼看着它被破坏；4）帮助改善公共环境，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

而一直致力于倡导公共新闻学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菲利浦·迈耶（Philip Meyer）提出公共新闻学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界定：

一是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的一种期望。公共意识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公共意识的消减与报纸读者的减少是有因果关系的，实际上报纸和读者都是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对公共生活的不关心，使得读者不再需要报纸。

二是更长时间的注意力的保持。新闻媒介不能总是从报道一个事件迅速地转向另一个事件，而应该对那些重要的公共问题保持更长时间的关注，直到这些问题的所有方面都为公众了解，并且使他们能够认真地思考和做出决策。

三是深刻地解析引导我们生活的社会系统的愿望。仅仅关注事件本身的报道，不但在时间跨度上是受限制的，而且在内容挖掘上也是肤浅的，不能帮助读者看到事实背后所潜在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四是对中间部分的更多关注和少走极端。从概率统计学角度说，绝大多数的人，以及他们的行动，是处于中间部分的，而不是处于两个极端的少数。但传统的新闻报道往往只是关注处于“极端”的反常情况。

五是有关政治争论的报道应重视内容，而不是技巧。如总统大选类的报道，应该更多关注的是这类选举对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不是竞选活动本身及竞选者的表演。

六是培养公众思考能力的一种愿望。因为表述自己的观点固然重要，但了解他人的看法也同样重要。新闻媒介应该帮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去了解他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是“公共新闻”的重要的一个方面⁽²⁾。

从这些对公共新闻学内涵描述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新闻学赋予媒体全新的功能。按照公共新闻学的要求，媒体不仅仅提供信息，也不仅仅设置议题，而且还要往前再进一步：引导或发起社区公众来讨论问题，达成共识，解决社区面临的问题。“最为理想的是，这种协商或讨论要以公众判断而告终，问题的解决应建立在广泛参与、明达辩论以及尽可能地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³⁾

公共新闻学的核心概念是两个关键词：公共利益和民主。媒体必须承认并把维护公众利益置于自己工作的首位，而不是把谋求媒体的自身利益（盈利）放在首位。而且媒体要唤起公众对自身公共利益的关注，积极投身于社区的民主协商中去。

公共新闻学的兴起，源于新闻界对于自身危机的反思。“公共新闻的概念起始于对新闻与民主处于危机中的共识”⁽⁴⁾。这个危机是指公众对于公共事务和对于媒体的逐渐疏远和冷漠。美国参加总统大选的选民人数逐年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参加大选的选民只有“二战”前的50％，而且与自己社区也渐行渐远。并非公民不关心国家利益、自身利益，而在于他们感到纵使关心也于事无补，无法发挥作用，人微言轻，对政治进程、改革社区生活难有作为。公众对于政治生活和社区生活热情的下降直接导致了他们对于新闻报道兴趣的减弱。读报的人数在逐年下降，据1995年的一份统计，90年代只有45％的美国人每天读报，而在1965年，这一数字是71％⁽⁵⁾。至于公众对新闻报道兴趣的逐年衰退，传媒业的应对并不是改革新闻报道，而是以娱乐化来应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娱乐浪潮，从新闻娱乐化到脱口秀、真人秀，从情景剧到怪诞剧，怪招迭出，这使公众更加疏远新闻报道。这引起新闻学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反思。公共新闻学的提出就是这种反思的新理论。公共新闻学的倡导者希望报道贴近公民生活、关乎公民切身利益的新闻来重新唤起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维护自己利益的热情。从而也使媒体尤其报纸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重新焕发报纸的活力。从这一点上看，公共新闻学是积极的。

公共新闻学的兴起还得益于新技术即互联网的运用。一个社区的公民可以依据报纸上提供的信息和议题，通过互联网展开网上讨论，在广泛互动中达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新闻学是植根于互联网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