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学的实践和困惑

第三节　公共新闻学的实践和困惑

在美国，新闻业界已对公共新闻学作了不少探索性的实践，有不少成功的个案。

1993年，纽约州的《夏洛特观察者》日报在报道一场当地居民间与种族分裂相关的冲突时，没有着力去抓取那些很有刺激性的冲突场景和故事，而是对这个地区的居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包括对冲突双方当事人、目击者、白人家庭、少数民族居民，还有与这个地区相邻地带的居民们进行访问，请他们就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报社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专题报道，所有人的观点都在报纸上得到了客观的反映。在报社的努力下，居民们开始选派代表组成代理机构，专门讨论解决问题的对策，并拿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最终使这场冲突没有进一步激化，社会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⁸⁾。

1994年，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人》发表了“县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新商机以及产业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报道，发动公众对县城的建设作广泛讨论，提出他们的诉求、建议、规划，然后在报纸上作及时报道。

1996年，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先锋报》开始了名为“更安全的城市”的计划，他们资助了资深记者理查德·秦深入圣保罗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弗罗格城进行采访并发表了他的观察报道。秦写道：“我们并不是呆在办公室，通过电话采访我们熟悉的新闻渠道写出这些报道的……除非我们到那里去进行采访，那么类似弗罗格城的地方仅仅是我们驱车回家或者到其他地方采访时挡风玻璃外一闪而过的景象而已。”

有些人对公共新闻学表现出由衷的赞赏。美国斯坦福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Theodore L.Glasser在总结“公共新闻”的目标时提出，“及时地重新树立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介的信赖，重新建立与正在流失中的受众的联系，重新完善新闻报道者的职业理想……”这番话，表达了美国新闻界热衷于“公共新闻”的理由和目的。

有些人却有些困惑和担忧，正如热衷于公共新闻学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菲利浦·迈耶（Philip Meyer）在一篇论文中谈到，对“公共新闻学”最大的困惑是认为这个理论是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相矛盾，因为理论的初创者们没有对公共新闻这个概念给出定义，而且在理论框架上也是比较模糊的。

而有些人则对公共新闻学表现出不屑。《华盛顿邮报》主编Leonard Downie认为这个被称作“公共新闻”的东西，更多的像是报社发展推广部门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记者应该做的事。

但不管人们对公共新闻学持何种态度，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美国新闻界对“公共新闻”的实践探索和学术争议，是美国社会发展和大众传媒发展的结果，它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介社会责任的新的思考和努力⁽⁹⁾。

【注释】

(1)Jay Rosen，Public Journalism：A case for scholarship，Change，May 1995，pp.42-43.

(2)Philip Meyer，Public Journalism and theProblem ofObjectivity，http://unc.edu/pmeyer.

(3)JamesCurran，“MassMedia and Democracy Revisited”，in Media and Society，p.101.

(4)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5)Corrigan，Don H.，The 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 in America，Praeger Publishers，1999，p.11.

(6)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7)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169页。

(8)此个案出自美国《公共新闻的成果》，此处转引自蔡雯：《探索美国的公共新闻及其研究》，2004年3月6日，中华传媒网。

(9)蔡雯：《美国新闻界“公共新闻”之争》，载《新闻战线》，200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