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对称”就能平等

“信息对称”就能平等?

今年10月10日《文汇报》“笔会”栏刊出邓伟志先生《谁说“八零后”差劲》一文。鄙人无意参与评价“八零后”（试评整整一代人，易生以偏概全、不辨骊黄之弊），只想对邓文中的一个观点提出质疑。

“信息不对称就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人与人……难平等，”邓文如是说，而现在有了电脑和互联网，“地球变平了”（这显然是搬用了洋人Thomas Friedman的近论），“地平人也平，平等出积极性，平等出生产力。”

首先，我不否认，信息的对称传播确实是与平等成正比的。据说现今世上还有除了极少数当权者，百姓大众上不了互联网的电子死角。信息的极度不对称，好像致使那儿的平等仅限于人人在衣领上或胸前挂枚领袖像徽章。

但是，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首先是个政治理念。试以旧中国为例，若不是蒋家王朝那“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顽固帝王式政治理念和独裁统治，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即便就事论事谈信息，史量才不照样在沪杭公路上遭暗杀?“七君子”不照样被投入监狱?报纸不照样屡开“天窗”?进步书籍不照样迭遭检禁吗?虽然当时还没有电脑和互联网，国民党御用的《中央日报》里也还有个别消息灵通人士，占着信息的优势，发稿揭发“四大家族”巧取豪夺。为着这篇新闻稿，信息来源不也被追查个没完没了?若不是国际舆论因此震动，当事人险些身陷囹圄。

从经济的角度看，平等涉及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我们不妨把目光从旧中国转移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在我们中间也许确有少数人利用电脑和互联网，占领了信息高地，炒股得手，炒房有方，一夜脱贫致富。可为什么人人可以使用的电脑和互联网并未帮助我们缩小贫富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共处，反而扩大了差距，妨碍了和谐?据今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亚洲分配不均情况报告》称，在作为考察对象的22个国家中，中国已成为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从理论上说，信息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可利用电脑上网，实现邓先生所说的“信息对称”。但是信息相对对称之日，恰恰就是经济平等离大部分人愈行愈远之时:弱势群体上不了学，看不起病，现在还要从口袋里多掏几张钞票去买猪肉，填补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因强势群体致富而造成的缺口。

至于社会地位与待遇方面的不平等，那是悠久文化中经年累月偏见沉淀的结果，信息对称或不对称，与此完全无涉。若干年前有一伟人去世，至于患的是什么病，又是如何抢救而终至药石罔效等等信息，自是国家机密，传播极不对称，确有先知先觉和不知不觉之分。可是，当哀乐奏起，我突然发现信息平等其实并不重要，唯有死亡，才像宋玉说的，“不择贵贱高下而赐”，最终消除地位和待遇的不平等。因为几天前我的一个平头百姓亲戚刚刚死去，那追悼仪式上播放的也是同一首哀乐曲子。原来，在哀乐面前，才有几百年来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平等，就像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掘墓人处说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大帝只有死了，化作尘土了，与别人的寒灰黏结一起，去做瓶塞子，才是实现了最终真正的平等。

看来，平等是个复杂问题，远不是信息一旦对称就能自动解决的，还是请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信息学家等各路大仙同来议论，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为好。

（原载2007年11月2日《文汇报》，题为《“信息对称”与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