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的其他案例

第二节　信息不对称的其他案例

一、保险市场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全国性的医疗保险和健康保健是由政府提供的。在美国这样的比较强调自由市场的国家，政府也介入保险业，并且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也存在交强险这样的强制性保险。政府提供强制性保险的普遍性表明保险市场自身不能解决一些问题。

在保险市场上，人们由于厌恶疾病、事故和其他不幸而导致的财务风险而购买安全性。当一个人投保时，保险公司承诺如果所保险的事件发生，保险公司将支付一笔赔偿金，而投保人则需为此付给保险公司一笔保险费。这一过程中，投保人将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一方。而专业化的保险公司之所以能够承担此项业务是因为：第一，通过股权分散，它把风险分摊到许多人身上；第二，专业化的队伍和针对性的保险业务使得保险公司对风险的预测较为准确。保险公司的业务是分门别类的，一项业务针对的是同一类风险，比如车险、火险等。这样，保险公司就可以有专业人士对投保同一类险种的这群人发生此类事件的概率进行计算。比如车险，如果开车意外的发生概率是0．1%，有1万人投保，公司可以确定有10起车祸。

然而，保险内在的两个问题，使得保险作为一种对付风险的机制受到了限制。这就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哪些人更愿意购买保险呢？买了保险以后人的行为会有不同么？

哪些人更愿意购买保险取决于成本和预期收益的比较。对投保人来说，交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是其承担的成本，而出险时获得的赔付是其得到的安全保障收益。作为投保人，他更清楚自己在一个险种中的事件发生的概率，比如开车的人，有喜欢飙车的、喝酒的、或者粗心的，其发生车祸的概率就大一些，这些人就更愿意为自己购买保险。同样，对一些健康医疗保险，容易得病的人往往更倾向于购买。如果保险公司按照同一费率收费，则那些估计自己此类事件发生概率低的人就倾向于不购买，于是保险市场上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费率，而一旦费率提高，又会促使次一级的发生事件概率低的人退出，……直到最后，保险市场崩溃。这个过程与上面的二手车市场发生的过程类似，也是一个逆向选择过程，不同的只是在保险市场上，买者比卖者拥有更多的信息，在二手车市场，卖者拥有比买者更多的信息。

保险公司也可以按照差别费率收费，但是区分对象本身需要付出成本，而如果不是能够实行完全个体性的收费，则逆向选择依然会发生，而完全的个体价格则由于高昂的信息费用而无法实施。

逆向选择发生在合同签订的时候，而当合同签订以后，由于合同改变了原来的约束条件，由此可能引发另一种风险，即道德风险。当投保人投保以后，就不像以前那样会去主动避免一些风险，而是对风险听之任之，甚至有人为制造风险的激励。保险合同的签订降低了人们避免该类保险事故发生的积极性而导致的风险就称为道德风险。这虽然是合乎理性的，但却是不道德的。例如，购买了火险的人就可能不愿意再对家庭灭火器和烟尘报警器一类的防范设施有所关心，或不购置，或不检查他们的性能，结果火灾的发生率就会上升。甚至多投保后故意引发火灾来骗取保费；购买了车险的人就不太注意与其他车的轻微碰撞，而一些车主会在车子需要修理的时候巧妙地制造事故，从而获取保费赔偿；一些生活极度困难的人可能自残以达到残疾赔付标准等等，这样一来，事故发生概率就会上升，保险公司就会亏损，如果由此调高保费，则首先驱逐的是那些道德过硬的人和避免事故的主观意识较强的人，结果发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类似过程。

从经济学上分析，问题解决的入手是动机而不是道德。如果一个人对他自己行为的结果可以由别人来承担责任，那么他自身的动机也就改变了。所以设法改变动机是机制设计的关键。

保险公司通常的对策是对一项保单所负担的医疗服务的数量加以限制，或者提供共同保险，也就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团体，采取一种价格，团体购买。

专栏13－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ze）1942年出生于印第安那州格雷，196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曾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等大学执教。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主要贡献是阐述了有关掌握信息较少的市场一方如何进行市场调整的有关理论。1976年他和罗斯柴尔德合作的《竞争保险市场的均衡，论非完美信息经济学》早已成为在“劣势选择”方面的经典之作。他考察了什么样的无信息代理人在非对称市场上可以改变他们的结局，同时更深入地研究了保险市场。他认为，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为保险公司无法确切地知道投保人对投保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究竟怎样。这种非对称也称“隐藏知识”。他论证，均衡的唯一性是隐藏模型的典型特征，因为隐藏均衡与最有社会效率的信息发送均衡是一致的。1984年，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创立了被称之为效率工资的劳动市场模型，以期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解释非自愿失业。成为现代劳动力及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研究成果——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经济激励，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二、效率工资

劳动市场上，我们经常观察到失业的存在，然而依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在竞争市场上，工资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如果失业者愿意比在业者更低的工资就业，那么就不会观察到大量的失业，因为厂商能够同时做两件事情，降低工资和扩大雇佣。

然而，在企业内部，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对于具体的工作，工人往往知道得比企业主更多，从而就使得企业主的监督成本非常高。在固定工资下，就会诱导工人偷懒。而且，即便这种偷懒被发现，工人也很容易重新找到相同工资的就业机会，工人努力工作的激励就很少。

效率工资理论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假定，不是工资依赖于劳动的边际产出，而是劳动的产出依赖于工资率水平。

如图13－1，OW₀是劳动供给等于需求时的工资，在这样的工资水平下，工人增加自身利益的动机导致偷懒，也就是既定收入下减少投入。而这样做一来由于信息不对称发现的代价太高从而不容易被发现；二来，即便发现，由于这是“最低”的工资，再一次就业的机会很大。这样工人的实际生产率下降。为了避免工人偷懒，企业必须支付比OW0高的工资。这样，当工人被发现偷懒而被解雇时，工人就只能在其他企业得到OW₀工资的工作。没有偷懒行为发生的工资率称为效率工资，效率工资高于完全竞争工资。

图13－1　效率工资

当一家企业开始实行效率工资后，其他企业为了避免工人偷懒，也会模仿效率工资。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工人被解雇，那么，他再一次就业的工资也提高到效率工资水平，这样，工人努力工作的动机是否因此会减弱呢？其实，虽然工资普遍提高了，但是，当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同时工人更努力工作的时候，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减少了，也就是对劳动的需求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小于对劳动的供给，于是会存在失业，此时，工人如果因不努力工作而被解雇，就会经历较长时间的失业。失业威胁的存在迫使工人努力工作。

那么效率工资多高呢？根据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研究，效率工资与失业率负相关。如图13－1，如果工资为OW₂水平，那么，为了诱使工人不偷懒，就需要有OQ₀－OQ₄的工人失业，如果工资为OW3水平，那么为了诱使工人不偷懒的失业数量为OQ₀－OQ₃。为了避免工人偷懒而存在的失业是工人努力工作的一种约束条件，因此，我们把每一工资率下为了防止偷懒而需要的失业数量的曲线称为无偷懒约束曲线（no－shirking－constraint curve）。效率工资位于无偷懒约束曲线与劳动的市场需求曲线的交点。如图13－1，OW₁为效率工资。

我们现在有两种意义上的失业，其一是实际的失业，也就是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的部分，在图13－1中表现为供给曲线到需求曲线的水平距离，其二是为了约束偷懒而需要的失业，这在图中表现为供给曲线到无偷懒约束曲线的水平距离。当实际的失业大于约束偷懒需要的失业时，也就是在交叉点的上方时，工资趋于下降，而当实际失业小于约束偷懒所需的失业，也就是在交叉点的下方时，工资趋于上升，当实际失业等于约束偷懒所需的失业时，就达到了均衡，也就是达到了效率工资水平。

效率工资的经典案例是福特在1914年的一项决定，为了降低成本，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一倍，同时将工作时间从每天9小时减少到8小时。这一反常的决定给福特公司带来了很好的收益，工人的短期流动大大减少，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劳动的平均产品增加。

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工人会偷懒，结果不偷懒的工人的相对收入减少，效率下降，而效率工资似乎化解了这一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无效率，因为它改变了激励的方式。

三、文凭竞争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的年限也普遍延长。研究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而基础教育的影响尤为突出。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统计显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但边际生产率到一定点后会下降，也就是说，教育投资的私人边际收益和社会边际收益都会出现递减。但是，大学及其以上的毕业生却是逐年增加。这意味着人们选择上大学或许是非收益最大化的。而且，就实际上大学的人来讲，并非人人都能从知识的获得本身得到一种回报，从而可以补偿今后货币工资的不足。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们为文凭而战？

这一问题依然可以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

在雇主无法区分应聘者的能力的劳动市场上，也会发生逆向选择。也就是雇佣低要价、低生产率的工人。

雇主希望得到生产率高的工人，但是，工人的生产率的高低工人自己最为清楚，这一信息在雇主与工人之间是不对称的。因此，对雇主来说，在一群前来应聘的人当中挑选能力强的就是首要的任务。然而如何知道谁的能力强呢？

此时的雇主无法区分每一个真实的个体的差异，也无法判别每一个应聘者的宣称，他的合理的假定是应聘者符合统计规律。统计显示，大学生的生产率高于高中生的生产率，文凭越高，生产率也越高，虽然从个体来看，这个规律并不一定成立，一些能力与文凭是无关的。因此，雇主将根据概率来判断应聘者。与其聘用一个低文凭的劳动者，不如聘用一个高文凭的劳动者，这样做虽然不能使得每一个雇佣的收益最大，但却很好地避免了风险。如果企业雇佣一批员工，那么，统计显示的结果将是企业主的决策是正确的。雇主也可以这样考虑，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是与文凭相关的，那么，一个有能力的人就应该能够获取文凭，从而获取高的收入。因此，文凭就成为是否有能力的“信号”。当文凭成为能力信号时，人们的行为会背离最初的学习行为，因为劳动市场上人们能够区分的只是文凭，而同样的文凭内含的不同的能力是无法反映的，后者恰恰是教育最初的目的。从应聘者角度考虑，只有获得更高的学历证明才能显示比别人更高的能力。于是，学习竞争就可能演变为文凭竞争，文凭变成一块公地，人们不得不追求更高的文凭以避免低一级文凭在信号显示上的失败。文凭竞争的结果可能使人们把大量的精力配置在保持住现有的地位，而不是真正的能力培养，从而导致自己能力培养上的无效率。文凭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有能力的人首先被淘汰。文凭竞争的最终结果是文凭不代表什么，但如果连文凭都没有，则显示了没有能力，因此，人们却无法放弃这种竞争。文凭竞争的结果导致所有竞争者的门槛提高，上大学成为就业的必经环节。

专栏13－3　迈克尔·斯彭斯

迈克尔·斯彭斯（A．Michael Spence），1943年出生于新泽

西州的蒙特卡莱。他是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两所大学的院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的贡献在于揭示了人们应如何利用其所掌握的更多信息来谋取更大收益方面的有关理论。斯彭斯一直致力于研究就业市场中的代理人问题。他认为，假如雇主不能区分高能力和低能力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区别，那么就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以低工资雇佣低能力者，形成劳动力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斯彭斯还发现一个现象，即高能力的男性预期获得比同等能力的妇女更高的学历。在这种均衡下，在男女之间的教育回报由于在教育方面投资的不同而不同。另外，斯彭斯信号发送模型还对博弈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专业竞争下的市场均衡模型已经影响到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等领域。阿克尔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的理论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