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来凤鱼舞乐戏

舞蹈，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而来的。以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舞蹈纹饰彩陶盆为依据，其历史已有5000多年。当时氏族部落人舞蹈时，为了表达渴望收成或收获后的心情，相互手拉手朝着同一方向踏地而舞，反复重复劳动过程。该舞类如土家族“摆手舞”，此种舞蹈东汉时流行于璧山来凤、丁家一带。人们甚至还将舞蹈图与鱼图、鱼纹饰等雕刻在墓中棺石上以追求事死如生，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从来凤、丁家附近出土的东汉画像石棺上所见的舞蹈图得以证实的。

史书记载，远古时代有一种捕鱼乐舞名《扶来舞》，内容是反映伏羲神发明结网，教导人们捕鱼生存。该种舞蹈清末民初时在璧山和来凤万寿宫、禹王宫等会馆内颇繁演出。以璧山来凤一带人特别崇拜伏羲、女娲神，将二神图像大量刻画在汉墓中的情况来分析，伏羲教人捕鱼的《扶来舞》或许是从远古时开始，一直传流到民国期间的吧！

汉代舞蹈蓬勃向上，反映了泱泱大国繁盛气象，“史家称之为中国舞蹈历史上俗乐舞高峰阶段。”该期舞蹈艺术的主要特征是由倡尤舞技表演的俗乐、俗舞形成了表演艺术主流。汉代盛行的《长袖舞》 《长绸舞》 （即巾舞）、《七盘舞》 《剑舞》 《棍舞》 《刀舞》 《干舞》 《戚舞》以及手持打击乐器的多种舞蹈，绝大多数在巴渝地区分别流行。璧山来凤一带有《傩舞》 《巾舞》 《剑舞》 《棍舞》 《刀舞》 《巴渝舞》 《羽人舞》 《便面舞》等，这些舞蹈已为璧山、来凤、丁家一带汉代出土文物所证实。在出土文物中，有舞俑和刻石单人舞、双人舞和群舞。在来凤以南的广普镇新民村三社出土的一口东汉石棺的左右面，用多种技法镌刻多幅生动的《巴渝舞》 《巴人舞乐杂技》，图中每组舞蹈人员3人，均头戴三尖冠手拉手，两脚分开踏地，口中发出哼吭有力的声音。紧靠来凤的凤岩汉代石棺上有一幅《巴人舞》，图分3格刻10人，有着袍佩剑，有手执乐器，有手持便面，还有裸体者，均在欢快起舞。另一副《羽人舞》图有7人佩剑执便面群舞，2人裸体舞。这些舞蹈表演时，多是与宴会饮食结合于一起的。根据史料载和出土文物佐证，舞乐宴饮中鱼羹是必备的菜肴之一。

汉代璧山来凤及相邻地区的舞蹈与鱼直接关联的是《鱼龙漫延》。该舞是汉代以舞蹈和变幻为主的最大型节目之一，据《汉书·西域传赞》，汉“武帝……作漫延鱼龙之戏”，“以飨四方之客”。由于帝王爱好，上行下效，所以璧山来凤、丁家一带的人也喜好该舞蹈。鱼龙漫延是两个节目，鱼龙比漫延要灵巧。舞时道具多以彩扎，颇似现今的狮子舞中演员披装表演，所不同处是演员藏于鱼龙中舞蹈时兼施以幻术。《后汉书》具体描绘鱼龙表演情景说：“舍利从西方来，戏于庭极，乃毕；入殿前激水，化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游戏于庭，炫耀日光。”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对该节目舞蹈有极生动的描写：当前面节目的曲子还没奏完，“鱼龙漫延”开始了。在乐曲声中，各种鸟兽纷纷登场表演。大鱼从东游来，一会儿变幻成长龙飞舞。奇兽舍利自西边来，变为比目鱼，又变成黄龙，使人眼花缭乱。唐代颜师古注解《汉书》，也写出了鱼龙表演的场面。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近邻来凤的凤凰公社黑龙大队曾出土了两口汉代画像石棺，棺石被打块用于砌建引水渡槽。一口石棺上刻有数人宴筵，另有4人扮装两条大鲤鱼，鱼腹下分别显现人脚。大鲤一侧有一条人扮装的游龙。双鲤鱼与龙前还有一人摇播鼓状物器逗引鱼龙。另一口石棺上有“剖鱼烹煮宴客”场面，还有3人各作跳丸、吐水、叠10多层高桌案杂耍表演。此表演中的桌案舞蹈历经千余年到20世纪50年代时仍流传在来凤、青杠、依凤诸镇乡。来凤区属青杠杨柳大队的张狮子少时极善扮鱼龙狮戏，常一层一层地爬高到13层小桌顶旋舞红鱼、顽狮而下。广普新民三社出土的汉石棺上也刻画有类似黑龙大队画像石上的杂耍内容，其中两幅图上各有3人分别作玩物、抛5丸、抛3棒等杂技舞蹈。

魏晋六朝和唐代，鱼龙漫延舞又名《黄龙变》。至宋明时，民族舞中的鳌山、灯会、滚龙舞等等都与鱼龙漫延的流传有关，甚至还有将百戏演出会称名“鱼龙会”的。与鱼龙相关的舞、剧到清代时仍有演出。如明末至清初因天旱求雨来凤一带表演“打鱼潭”和在璧江河上举行“叉鱼龙会”；清光绪初年来凤万寿宫、禹王宫表演民间灯彩加幻术的“鱼化鳌、鳌变龙”等舞蹈节目。明清时期，璧山来凤一带表演的鱼龙舞其规模不亚于汉代的鱼龙漫延，该时期的表演舞蹈是对汉唐代鱼龙舞蹈的继承，但又有创新发展。民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训部驻璧山县城东郊牛角湾，军训部魔术团团长阮正南带队多次到来凤、青杠慰问驻军，演出的节目中也有鱼舞，杂技则有“变鱼”。

汉唐以来，璧山来凤一带民间舞蹈兴盛，始于原始社会的“大傩舞”在汉唐代时最为辉煌，延续至解放初仍声势浩大。该舞中的“阴阳台戏”与鱼多有联系，如《追鱼》 《渔夫》《鹤蚌舞》等台戏均引人注目。唐代以后的社火戏表演不衰的有“旱船”“车幺妹”，舞蹈时有渔翁、蚌女，至今仍演出。来凤古代的社戏热闹非凡，尤其是在过大年时更是舞蹈空前。清代中叶，来凤驿每年夏季还兴办“杀鱼会”，祭河神划舟飞叉杀鱼。办会时，有鱼龙灯数十队，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我国鱼灯历史悠久，隋朝人薛道衡曾作“竞文鱼负灯，彻夜龙衔烛”诗描述鱼龙灯。璧山来凤一带舞鱼灯的历史至少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原来凤区辖的中兴乡场自清初以来盛行彩扎鱼灯。民国年间，群众表演的独人鱼灯舞、双人鱼灯舞、鲤鱼群灯舞和单人、集体鱼蚌舞、鹤蚌舞等名传巴渝，曾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赞赏。现代驰名川渝的大足万古场鱼灯，据传就是学习来凤中心鱼灯技艺最终扬名的。

20世纪抗日战争期间，璧山县民慰问来凤一带驻军，曾编撰《神鲤》 《美人鱼》等民间舞蹈和话剧《渔光曲》等到战炮总队演出。新中国建立后，反映来凤附近农村生产生活的《男女社员来修塘》节目，在参加江津地区业余文艺调演中获奖。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璧山举行多种歌舞、美食、旅游盛会，“来凤鱼”宣传牌参加了沿街巡游展示，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民间宣传舞。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璧山来凤、丁家一带乡镇出土了较多东汉吹箫、吹笛、抚琴俑。数口东汉画像石棺上镌刻着墓主人或演员演奏多种乐器的图像，一些音乐演奏是在宴筵吃包括鱼在内的佳肴时进行的。当时，主要使用的是打击乐器、弹弦乐器和吹管乐器。

民国十七年（1928年）修渝简马路（即以后的成渝公路）时，在璧山来凤挖出一个有中号洗脸盆大小、略呈鼓状的西汉铜洗。抗战间璧山社会教育学院学生罗承宪于20世纪末在《峥嵘岁月》第三集发表回忆文章叙该汉洗说：盆洗“壁直立高约15公分，边上有两个提耳，盆内镂有纹饰，四条鱼分布四方。”该汉洗的鱼身划有斜方格线模拟鳞甲，当洗内装满清水，淹没四条鱼时，先用双手均匀摩擦两提耳，而后由缓缓变疾，洗盆产生轻微振动，嗡嗡有声，同时四条水柱从鱼口喷出，高可达米余，有如四个小喷泉，蔚为奇观。很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力学构造引起的，可见我国在汉代应用力学即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个汉洗出土后，由著名辞典学家杨家洛收藏，以后转至北温泉博物馆，今存于重庆历史博物馆。20世纪40年代初，该汉洗在璧山县城文庙公展时，林森对它饶有兴趣，曾作“观璧邑汉洗鱼乐赋”。当年观看该汉洗的另一位老先生于80年代撰文称：“有一种古乐器‘汉洗’，极为群众所喜爱……洗内装水淹没全鱼，以两手匀称磨洗沿两耳，由缓而疾，渐渐水由鱼口上喷成细线，随之有悠扬声韵从洗中发出，随摩擦用力的轻重、缓急，声音也显抑扬顿挫、颇为悦耳。善于摩擦的人，可使水喷高到一米以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与来凤相邻的正兴、丁家也先后出土了几个汉洗，形状与来凤四鱼汉洗相似。正兴与丁家界地一田背坎处出土的汉洗内底有两尾线刻鲤鱼，但不能喷水。

从唐代始，来凤一带流行《春江花月夜》，该乐曲又是乐府诗题和舞蹈名称。唐人张若虚在诗中以春、江、花、月、夜五字回环交错，充分表达了游子思归的哀怨和情思，民国中被闻一多先生称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作为乐曲，学者称其是从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诗脱胎而成的。乐曲经多次整编后，被著名学者曹光甫赞称是“通过委婉质朴的旋律，流畅多变的节奏，巧妙细腻的配器，丝丝入扣的演奏，形象地描绘了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色，给人以美的熏陶和享受，堪与外国名曲《蓝色多瑙河》相媲美。”

《春江花月夜》乐曲分夕阳萧鼓、花蕊散回风、关山临却月、临水斜阳、枫荻秋声、水深云际、箫声红树里、临江晚眺、渔舟唱晚、夕阳影里一归舟、尾声等11段。该曲从古至今很受人们喜爱。来凤的文化人对该曲独有钟爱，笔者1973年初至1979年春在黑龙江省嫩江县总字541部队3中队任电影放映员兼广播员，到哈尔滨、沈阳等地选购到《春江花月夜》 《红小兵织鱼网》 《渔舟唱晚》等唱片，写信告诉来凤友人后唱片即被其索要。友人爱好钓鱼，曾自称编有“来凤钓鱼将军得胜歌”。他有一台可放唱片使用干电池的手摇收放机，常于闲时去河畔幽竹下垂钓听《春江花月夜》，其中最喜听《渔舟晚唱》《夕阳影里一归舟》等片段。有一次，他在垂钓时专心于听《水深云际》等片段，耳边闻听琵琶、二胡、中胡在低奏，时闻萧、琵琶、木鱼声悠扬，时闻渔歌由远而近五音繁会热闹非凡响。他的眼前呈现出白帆点点，渔舟破水，橹声一片，浪花飞扬……待他听得心旷神怡、如痴似醉，好一阵回过神来，才发现双鱼竿已被大鱼拉入河中。友人手忙脚乱跳入河中，经过一番拉扯，竟把一对青红色鲤弄上了岸。他眼见鲜鱼，耳边仍回荡着美妙的音乐，竟不顾及全身透湿，兴高采烈地哼着“来凤钓鱼将军得胜歌”回家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笔者到沈阳、大连重新购买了几张《春江花月夜》 《红小兵织渔网》等乐曲片，除广播放给大众听外，闲时也选《渔舟唱晚》等段给来自地近来凤的丁家战友听，当时之感觉是特别愉快。1979年2月，笔者复员时，还特地选带了前叙唱片回璧山，与稍后到渝城购买的《水库之夜》 《织网歌》及一代名歌唱家朱逢博演唱的《渔光曲》等唱片收藏至今。

璧山来凤、丁家一带早在汉代时就有比较成熟的歌、舞、乐以及多种演、唱、奏表演形式，自然地就为该地区的戏曲形成奠定了艺术基础。据学者论述，巴蜀地区的戏曲在三国蜀汉刘备时期已初见端倪，早在《三国志·许慈传》中已见记载。唐代，蜀中已有“杂剧”之名称。明代，包括璧山来凤一带在内的巴地的戏曲及其故事已经深入民间了，主要有金钱板、花鼓戏、莲花落、评书、清音、竹琴、皮影、川剧、围鼓等表演形式。

竹琴，至今被四川省誉为是“曲艺玉璞”。它是说唱艺术“道情”中的一种，源于唐代道教音乐，是道教经韵曲调的变体。最早时，游方道士手持渔鼓（亦称道筒）和筒板，沿街或于庙会时弹唱，其词通俗，曲调清新，内容多为劝善、修道。清代末，有茅莱山道士常在来凤庙会中与二三弟子坐唱，分角色演唱二十四孝中的“王祥卧鲤”等戏，配以小木鱼、小木梆等乐器，很受群众欢迎。

民国抗战时期，来凤驿人邓子樵、邓子义兄弟二人以唱竹琴卖艺为生，在来凤驿和重庆、成都各茶馆演唱，唱段有《白蛇传》 《三英战吕布》 《捉放曹》 《疯僧扫秦》等上百种。常唱与鱼有关的节目有《渔父辞剑》 《燕青博鱼》 《鱼雁传情》《望江亭中秋切鲙（kuài）》 《凤驿四时鱼厨》等。邓氏兄弟眉眼传情，以声夺人，能将戏中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状以及万种风情、百般媚相印入听众心中。据来凤、丁家一带老人回忆，邓氏尤以演奏《醉鱼唱晚》最富特色，其表演扬波、鼓拽、鸣榔、举网、欵乃、流滩、忘世、吊古、筦畬、逸老等十段令人难以忘怀。其中渔父醉歌和小舟颠簸的情景，观者常常拍手称绝。冯玉祥将军在重庆书场聆听邓氏演唱后赞称：“璧山出绝唱，来凤邓氏情感真，可称蜀贾渝邓。”冯将军对来凤二邓评价极高，将邓氏兄弟与“成都曲艺界三绝”之一的竹琴表演名家贾瞎子并列。

皮影戏是具有民族风格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已经历了两千多年历史。清代是巴蜀皮影戏的极盛时期，“成都共有四川皮影的班、社数十处，可谓极一时之盛。”川北皮影戏班常到川东演出，带动了璧山来凤一带皮影戏的发展。清末时，来凤已建有“邓家乐”“古驿春”等皮影班，在来凤各会馆和临近乡村演出，深受老少观众欢迎。邓家乐皮影社是由来凤、丁家、健龙邓氏富绅组建的，最初是在家族喜庆节目中演出娱乐，逐渐才面向社会的。该班社皮影表演人员8名，常演《追鱼》《鳌戏》 《鲤鱼精》 《鲤鱼闹莲》和三国、水浒以及其他戏目达80多个。其艺术吸取了地方剪纸、印花布、巴缎刺绣、汉画石雕等艺术中的精华。在表演形式上，又结合了川剧、戏剧文学养料，所以有着优美的形象、瑰丽的纹饰、灵活的动态，表演起来，令人称赞不已，有着感人的魅力。

旧时，来凤一带流行搬演“目连救母”，该戏剧从唐代始演，至清代为盛。剧情描述傅氏全家奉佛食素，斋僧布道，接济孤贫，男主人傅相得以升天受封为“劝善大师”。但其妻刘氏却受人怂恿违誓开荤不敬神灵，被鬼抓入地府备受磨难。儿子傅罗卜改名目连去地狱寻母，最终获得成功。目连戏本数多，有上百折（出）。《刘氏开荤》场特别，具有鲜明的狂欢式民众娱乐色彩。该出戏在来凤驿演出时，演员采用幻术当众从身上变出煎鲤鱼、炸鱼虾和其他菜肴，还有来凤陈家老酒‘凤驿香’。”刘氏等在台上大吃开荤，此时台下桌上也摆全鱼和鸡、鸭、鹅、酒供观戏富人吃喝。据来凤附近乡中耆老讲叙。同治年间，一次在江西会馆演《刘氏出嫁》 《扯谎过殿》等数出戏，演到《刘氏四娘开五荤》时，台上刘氏捧着大鲤鱼吃，台下所摆的几十桌人也猛吃。一时间，吆喝声不断，看戏竟成了吃戏。

清代，在来凤各会馆中还演以昆、高、胡、弹、灯五种腔系剧目组成的川剧以及其他各省腔调的杂剧。与鱼相关联的主要剧目有《李逵夺鱼》 《打渔收子》 《要鱼税》 《鱼禅寺》《打渔杀家》 《渔夫》 《秋江》 《鱼传情》 《钓鱼台》 《望江亭中秋切鲙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