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书业对藏书文化的促进

佣书业对藏书文化的促进

第三节　佣书业对藏书文化的促进

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发展得如此迅速，逐渐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私藏文化，它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仅就当时能够大量生产书籍，满足社会各方需要，使其有书可藏可用，谈谈我们的观点。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41]那的确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烽火连绵，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那的确是一个“最混乱”的时代，龙争虎斗，割据称雄，四方扰攘；那的确是一个“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玄风劲吹，道教炽烈，佛学日盛；那也确是一个最富智慧和热情的时代，奇谋妙计、名篇佳作，频出屡现；那更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英杰俊彦，各展风采：有谋略的，鞠躬尽瘁，投死为国；有思想的，奋笔疾书，鞭弊伐腐；有技艺(此处之“技艺”，指书法、绘画、医药、天文等)的，尽献才华，传艺弘道，正史风云际会，群雄辐辏。

魏晋南北朝持续的战乱，削弱了中央集权，封建统治者迫于战争，加上世家大族的牵制，无暇顾及思想界的统一，秦汉以来封建政权对于学术文化的控制有所放松；又由于当时民族的冲突，阶级的交锋，国家的前途，百姓的境遇，佛、道理念和传统文化的碰撞等等，这些现实问题使众多仁人志士，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中独立思考，以寻求解决方案。尤其广大士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把参与国家政治视为天职，当社会、民族、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此时，一批有责任感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高僧、道士各骋胸臆，纷纷著书立说，针对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阐述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即使避世隐士，也著书授徒，传播着各种学说和技艺)。激烈的论争，深入的探讨，相互的吸纳，勤奋的笔耕，促使各种学科蓬勃发展，进而硕果累累，佳作迭出。当时的学术界空前活跃，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的自由和解放带来了著述的丰富，而著述的丰富是书籍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

随着社会各方面对书籍的需求，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和文字载体的革命，生产书籍的佣书业十分兴隆，佣书业在这场社会巨变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迅速生产出大量书籍，快速传播了社会精英们的思想和作品，而且也促进了藏书文化事业的发展。(www.guayunfan.com)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书籍文献全靠手抄笔录生产传播。所谓佣书业是指图书文献再生产和出版的行业，它是以社会上一个贫穷的、有文化的群体为主力军，受雇为政府、私人、书商、寺观等抄书，以此获取报酬的一种行业。它肇始于汉代，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朝随着雕印书籍的发明而逐渐衰落。

汉代的长期安定，使政府积蓄了大量典籍。在简帛为知识载体的写本时代，初编典籍难以大量生产，为了不同需要和防止散佚，于是政府出资，将其重要部分雇人抄写复制，分藏各处，这就是佣书业的开始。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42]，这个“写书官”就是负责管理佣书的官员。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整理国家藏书后，将上万卷简帛书籍命人逐一缮写，那些缮写之人就是佣书人。东汉官修《东观汉记·班超传》记载：班超家贫，“恒为官佣写书以供养。”(范晔著《后汉书》据此改写为“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关于佣书的最早记载。又《太平御览》卷四二六引东汉侯瑾《汉皇德传》亦载：盖晋，敦煌人(今甘肃敦煌)，“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不取其余。”遍阅现存汉代典籍，偶尔见到此类记述。从内容上看，早期的佣书，仅局限于封建官府中，未见社会其他层面有此现象，这说明当时佣书尚未形成市场机制。

到了魏晋南北朝，佣书在社会上全方位展开。《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记载：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等是“为官佣书”，官府出资，雇人抄写；而阚泽是“为人佣书”，私人付钱，雇人抄书。可见从这时起，佣书已从封建官府扩展到有钱人家，这是一个进步，它说明佣书已成为一种社会职业。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佣书业越来越红火，佣书人也大量产生。前面述过的藏书家张缵，其晚年雇人抄书“数万卷”便是例证。又《北齐书·祖珽传》记载：“扬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多集书人”，究竟是多少，史文未载，但由此可知，当时社会上佣书人众多，极易招雇。《华林遍略》是萧梁编辑的一部七百卷的类书，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籍一昼夜抄毕，是需要很多佣书人的。可见，此时佣书业已很有市场。

为了不同需要，当时政府设有负责抄书的胥吏，一些高官和贵族养着抄书人。《魏书·蒋少游传》记载：少游因佣书而知名，“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张景仁传》记载：景仁因“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同书《赵彦深传》记载：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时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显然，此时佣书人亦备受青睐。

随着社会各方对书籍的需求，佣书业遍布大江南北。梁释慧皎所撰《高僧传·释慧果传》记载：刘宋时，京师瓦官寺僧释慧果，“得钱三千文，为造《法华》一部。”由是而知，当时雇人抄一部《法华》佛经需花三千文。同书《释慧进传》又记：慧进发愿，“造《法华》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钱一千六百，时有劫来，问进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经钱在佛处’。群劫闻之，赧然而去，于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经，满足百部。”《魏书·刘芳传》记载：“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刘芳因书法佳美而获高额报酬，且为寺院抄书“数十年”。道籍《云笈七》卷一○七《纪传部·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亦载：刘宋陶贞宝，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又《陈书·徐孝克传》记载：“后主敕以石头津税给之，孝克悉用设斋写经，随得随尽。”可见，当时雇人抄写佛经、道典及其普遍，并且出资巨大。《江南通志·常州志》亦载：刘宋余齐民，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少有孝行，佣书以养。”《南齐书·周山图传》记载：山图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少贫微，佣书自业。”《梁书·王僧孺传》记载：僧孺东海郯地(今山东郯城北)人，少时“家贫，常佣书以养母。”同书《沈崇亻素传》记载：崇亻素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人，“及长，佣书以养母焉。”又《南史·朱异传》记载：朱异吴郡钱塘(今浙江钱塘)人，“居贫，以佣书自业。”同书《庾震传》记载：庾震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双亲病故，无钱安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这里的“赁书”就是佣书。

在北方，佣书业也很盛行。据《魏书·崔光传》记载：崔光“随父徙代(今山西大同)。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同书《崔亮传》记载：崔亮徙于桑乾(今山西山阴东)，“居家贫，佣书自业。”又《刘芳传》记载：刘芳因战乱流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处穷窘之中……昼则佣书以自资给。”《蒋少游传》亦载：少游“见俘入于平城……以佣写书为业。”《北史·房景伯传》载：景伯生于桑乾，“家贫，佣书自给，养母甚谨。”

西部长安，也出现了佣书行业。据《高僧传·僧肇传》记载：东晋张肇，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年少家贫，“以佣书为业。”至隋初，长安佣书业依然兴隆。《隋书·沈光传》记载：陈灭，光家于长安，“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同书《虞世基传》记载：“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

不仅如此，此时的文学作品中对佣书也有描述。东晋王嘉小说集《拾遗记》卷六《后汉》记载：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这是晋人王嘉借王溥事迹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情况。佣书业在此时已完全市场化，形成一种传播书籍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产业。

我们引用这么多史料，目的是想说明，此时的佣书的确形成一个行业，这个行业不仅十分兴旺，而且从事者还收入不菲。

我们叙述佣书业，不能不提它的主力军—佣书人。在我国古籍中，佣书人有不同的称谓，或称“书人”，或谓“书手”，或云“书工”，他们最初都是贫民，因为被雇抄书，所以统称书佣。这些人有文化，书法好，凭此一技之长养家糊口。可以说，他们是我国最早的出版工作者，是他们，使许多书籍化一为百，化百为千；是他们，传播了祖国的典籍与文化。从文献记载看，当时书佣较易寻到雇主，并且收入不菲。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书佣们将最新信息和作品以最快的迅速进行传播，例如《梁书·刘孝绰传》中记载：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同书《萧秀传》亦载：刘孝标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又《陈书·徐陵传》记载：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在这一过程中，书佣们既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亦嘉惠了士子学人，同时，一些好学者，在佣书中也饱览了各种书籍，增长了知识，日积月累，满腹经纶，日后或成为名儒硕学，或成为政府官员，或成为大德高僧。如梁朝的王僧孺，便是“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43]，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再如北魏的刘芳、蒋少游，早年贫困卑微，因为佣书自修，后来终于“博通洽识，为世儒宗”[44]；还有崔光、崔亮、房景伯诸人的佣书经历，为他们日后成为庙堂吏员准备了条件；再有东晋的张肇，少年时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45]，嗣后成为有名的学问僧，他们在学术上亦有所建树，皆有著作流行于世。

书佣们所以能够迅速传播信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书写材料的革命。东汉以降，随着造纸技术的革新和原材料的扩大，纸业得到快速发展，它足能承担起社会需要。由于纸易得易写，有诸多方便，所以纸写书逐渐代替了简帛图书。纸的广泛使用，使记录知识、传播信息非常便利，它对于佣书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书写材料的革命，成就了书佣的历史使命。

在当时战乱状态下，这些贫穷的书佣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大多是由私学培养出来的。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因战乱时兴时废，不绝若线，而私学却兴旺发达。在记录魏晋南北朝史事的史传中，许多文人、隐士、高僧开门授徒，屡见不鲜，而且规模不逊官学。据《晋书·刘兆传》记载：刘兆“博学洽闻，从受业者数千人”；同书《杜夷传》亦载：杜夷“闭门教授，生徒千人。”又《魏书·高允传》记载：高允“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北齐书·张买奴传》记载：买奴“经义该博，门徒千余人。”《梁书·太史叔明传》还载：叔明精三玄，“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高僧传·释道融传》再载：道融“常讲说相续，问道至者千有余人，依随门徒数盈三百。”以上数例，足见其盛况。另外，史传中也频繁出现一些人“负笈从师”、“负笈游学”的记载，可见当时私学繁荣发达的景象。此时的私学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在种类上、传授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私学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后来既有从政者，也有治学者。正如罗佐才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安，但私学一直存在。尤其南北朝时期，不仅有儒家的私学，还出现了佛家私学、道家私学和儒、佛、道、玄各家兼综的私学。私学的昌盛，繁荣了学术思想，推动了儒、佛、道、玄各家思想的合流，扩大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汉族文化的传播，加速了少数民族汉化和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名流学者和从政人员。”[46]大量的社会问题，为精英们思考、出策、阐发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抒怀命笔，撰成著作，书佣、书商们进而传抄售卖，最后由官府、私家和寺观承担了庋藏和传承这些精神产品的任务。

私家藏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能够蓬勃发展，政治宽松是保证，著述丰富是条件，佣书业起了促进作用，它使不同目的的藏书者梦想成真，这三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反过来，私家藏书活动又繁荣了学术研究，促进了社会文明，使佣书业更加发达。通过这样的循环，带动了社会进步，它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通过以上叙述，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的文化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私藏家利用所藏，培养出了大批的贫穷士人，嘉惠了全民族，其功甚伟，其事应书。其次，保存和繁衍了中华典籍，传承了华夏文明。流传至今的先唐古籍，肯定有一部分经历了他们的庋藏和整理，使我们今天得以利用。最后，他们发展了诸多学科，如历史学、目录学、校勘学、家谱学、地理学等等，创造了繁多的新体制的书籍。私藏文化这份宝贵的遗产，我们实在应当好好继承和研究。

【注释】

[1]明朝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中说：“魏晋以还，藏书家至寡，读《南》《北史》，但数千卷，率载其人传中。至《唐书》所载，稍稍万卷以上，而数万者尚希。”胡氏失察，所言非是。

[2]这个数字并不准确，详见拙著《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一书。

[3]《三国志集解》卷二八《钟会传集解》，第656页。

[4]《魏书》卷八四《李兴业传》，第1865页。

[5]《众家编年体晋史》三《续晋阳秋》，第263页和291页；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八《刘善明传》，第527页。

[6]《晋书》卷九一《范平传》附《范蔚传》，第2347页。

[7]《梁书》卷三六《孔休源传》，第522页。

[8](唐)李延寿撰：《北史》卷八一《刘昼传》，第272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9]《魏书》卷九○《李谧传》，第1938页。

[10]《三国志》卷四一《蜀书·向朗传》，第1010页。

[11]《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74页。

[12]《北史》卷一五《元晏传》，第565页。

[13]《魏书》卷六二《李彪传》，第1381页。

[14]《魏书》卷六六《崔亮传》，第1476页。

[15]《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第436页。

[16]《梁书》卷二二《萧机传》，第345页。

[17]梁书》卷二二《萧静传》，第350页。

[18](唐)姚思廉撰：《陈书》卷六九《傅縡传》，第40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19]《众家编年体晋史》三《续晋阳秋》，第276页；《北齐书》卷四五《樊逊传》，第614页。

[20](宋)李窻等编：《太平广记》卷二五三《谈薮》记载：“周司马消难以安陆附陈，宣帝遇之甚厚，以为司空。见朝士皆重学术，积经史，消难切慕之，乃多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以矜僚友。”中华书局1961年版。《北史》卷二四记载：崔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又《北齐书》卷二三《崔传》记载：“赵郡李浑尝宴聚名辈，诗酒正欢哗，到，一坐无复谈话者。郑伯猷叹曰：‘身长八尺，面如刻画，謦縕为洪钟响，胸中贮千卷书，使人那得不畏服!’”

[21]参见梁元帝撰：《金楼子》卷二《聚书第六》，该篇颇能反映当时藏书、聚书、读书的一些情况。

[22]据《隋书·食货志》记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

[23]皇帝赐朝臣书籍，始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愈加盛行。《众家编年体晋史》三《续晋阳秋》记载：“诏赐会稽王秘阁书八千卷。”《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引《齐春秋》记载：“萧晋字元卿，兰陵人也。家有赐书，志学不倦。”《陈书》卷二八《始兴王伯茂传》记载：“世祖以伯茂好古，多以(书)赐之。”

[24]关于魏晋南北朝藏书家的藏书状况，请见“附录”表一：魏晋南朝藏书家一览表；表二：十六国北朝藏书家一览表。

[25]《古典目录学》，第135页。

[26]《古典目录学》，第138页。

[27]《广弘明集》，第113页。

[28]《梁书·王筠传》记载：“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尝谓筠：‘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也，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

[29]《陈书·孔奂传》记载：“沛国刘显时称学府，每共奂讨论，深相叹服，乃执奂手曰：‘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吾当希彼蔡君，足下无愧王氏。’所保书籍，寻与相付。”

[30]《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总序》，第906页。

[31]《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第1461页。

[32]《梁书》卷二一《王泰传》，第324页。

[33]《隋书》卷三三《经籍志》，第964页。

[34]《宋书·殷淳传》载：“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世。”又《梁书·臧严传》载：“王尝自执四部书目以试之，严自甲至丁卷中，各对一事，并作者姓名，遂无遗失，其博洽如此。”

[35]《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总序》，第906页。

[36]《全梁文》卷四二《任窻＜为梁武帝集坟籍令＞》，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3)，第3192页。

[37]《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总序》，第907页。

[38]《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三年》，第3488页。

[39]《隋书》卷四九《牛弘传》，第1300页。

[40]《众家编年体晋史》，第276页。

[41]宗白华撰：《美学散步》，第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2]《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01页。

[43]《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第470页。

[44]《魏书》卷五五《刘芳传》史臣曰，第1233页。

[45](梁)释慧皎撰：《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版，第249页。

[46]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第35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