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籍如何保存至今

官藏流通

一、官藏流通

书籍文献，作为文化知识的载体，它在启迪智慧、传播知识、借鉴资治、修身养性等方面，起着无以替代的作用。正如《隋志·总序》所讲：图籍“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可见我们的古人，早已认识到了书籍文献的强大功能。

鸠集坟典，整理书籍，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图书文献只有充分地流通和利用，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秦汉时期，封建官府对其所藏控制得很严，非职守者，一般的政府官员都不许查阅，司典官员如果私自外泄官藏，被视为犯法，一经察觉，严惩不贷。这说明，我国早期的官藏，流通和利用是很差的。

秦王朝燔诗书，杀文士，设挟书之法，禁止私学，推行愚民政策，自然是不允许其官藏流通的，所以其官藏读者范围极小。至于利用，也多是为政治需要，而且只在少数上层中进行。例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其手下重臣李斯等人参考政府所藏文献，协助他首创皇帝制度，并参照六国礼仪典制，建立了秦朝的各种制度。据《史记·礼书》记载：“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秦王朝官藏的利用，主要表现在治国、备边、劝农桑等方面。

西汉时期，其官藏也不许流通。宣帝地节四年(前66)发生一事，即太常官苏昌因将官藏私借给霍光侄孙霍山，事情败露后，苏昌被罢免，霍山因为此事又牵出它案，最后自杀而死[61]。又《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东平王刘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东平王是汉成帝的叔父，求书阅读尚遭拒绝，他人就更不待言了。所以，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时书不布(师古曰：‘谓不出之于群下。’)，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如此看来，西汉的官藏读者范围也很狭小。(www.guayunfan.com)但是，西汉时期偶尔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即皇帝将官藏副本赐与特殊之人，这从某种意义上讲，较秦朝绝对禁止是一个进步。据《汉书·淮南王传》载：“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颜师古注：“赐，赐书也。”又《汉书·叙传》载：“每奏事，籠(班籠，班固之叔伯祖)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获赐书者不仅得到了荣耀，而且因为有此殊荣，很有可能从此走上藏书道路，成为藏书世家，班固家族即是代表。

东汉官藏仍不许流通，前“石室”条李固、黄琼上疏，要求“开石室，陈图书”，便是证明。又谢承《后汉书·序传》云：“承父婴(东汉尚书郎)，每读高祖及光武之后将相名臣，策文通训，条在宫禁，秘于省阁，惟承台郎升复道取急，应得开览，其余他官，莫得窥窬也。”[62]官府所藏公文档案不许一般人查阅，所藏其它书籍同样也不许阅览，例如发生在灵帝时期改写兰台所藏漆书的事件[63]，就说明了这一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贿改兰台漆书事件，不仅直接导致了政府组织学者勘理官藏的活动，而且政府将整理过的经书作为标准本向外公布，用以平息学者间的争论，从而诞生了一种新材质的“图书”—石经，这在官藏史上是一件大事。其经过是，当兰台漆书遭到篡改后，混乱不堪，灵帝知悉后派蔡邕等人对官藏重加整理，然后把校定过的七部儒家经书，即《周易》、《鲁诗》、《尚书》、《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镌刻石上，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64]。因其刻于灵帝熹平年间，所刻内容又是儒家经书，所以称之为“熹平石经”。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官藏外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流通的作用，不过它是以石经的形式出现的。

东汉也有皇帝赐书，并诏许著名学者到宫禁读书，且比西汉稍显频繁。据《后汉书·窦融传》记载：“帝深加关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同书《王景传》又载：“永平十二年(69)，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同书《刘苍传》还载：建初七年(82年)三月，“大鸿胪奏遣诸子归国，帝特留苍，赐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又，《东观汉记·黄香传》记载：“章帝赐黄香《淮南》、《孟子》各一通。”这些被皇帝赐书之人，或为皇室宗亲，或是在某一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有功之臣，或是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们虽然身份不同，但相同的是皆得到了一些官藏，客观上流通了部分官藏。

关于个别学者阅览官藏现象，东汉时有出现。据《后汉书·班固传》记载：“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同书《黄香传》亦云：“元和元年(84)，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可以讲，那些到东观从事校书、著作的学者，都阅读过东观藏书，如曹褒受诏“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65]；马融在东观十年，穷览典籍[66]。

上述史籍所载，表明随着东汉政府藏书的丰富，其官藏读者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官藏流通

一、官藏流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纸质书的普遍使用，教育尤其是私学遍布城乡的兴旺，佣书业的异军突起，书籍文献的快速增加，所有这些，都给社会带来了益处，其中最明显的效果，是拥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加之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的融合，必然带来文化的交流。所以，这时官藏的流通与利用较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它的改善与进步，反过来又促进了书籍的丰产和学术的繁荣。

秦汉时期，政府严格控制其官藏，一般官员都不许阅览，司典者如私泄官藏，将受到严惩，官藏读者范围极小，其流通与利用率也极低。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由于社会的需要，政府对其所藏书籍文献的控制有所松动，这时，官藏的出借和赠与时有发生，可阅览者也在逐渐扩大。此时，可阅官藏者有皇帝、达官显贵、秘阁官员、校书群儒、修史之人以及皇帝特许之人等。《三国志·魏书·刘劭传》注引《庐江何氏家传》记载：“明帝时，有谯人胡康，年十五，以异才见送，又陈损益，求试剧县。诏特引见，众论翕然，号为神童。诏付秘书，使博览典籍。”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因有“异才”，便被允许阅读秘阁藏书，这在以往是根本不可能的。西晋杜预在其《春秋左氏传后序》中讲：汲冢竹书“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107]又《晋书·束皙传》记载：汲冢竹书藏于秘府，“皙在著作，得观竹书。”同书《华峤传》又载：“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文学家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说：“元康八年(298)，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忾然叹息，伤怀久之。”[108]左思为写《三都赋》，构思十年，“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以便阅读秘阁藏书[109]。又《南齐书·何宪传》记载：何宪“博涉该通，群籍毕览，天阁宝秘，人间散逸，无遗漏焉。”这里的“天阁宝秘”，即指政府所藏之书。《梁书·江子一传》记载：子一“启求观书秘阁，高祖许之。”同书《张缵传》又载：张缵为秘书郎，“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同书《孔子祛传》还载：“高祖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祛检阅群书，以为义证。”《周书·萧大圜》又载：“俄而开麟趾殿，招集学士，大圜预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后，并藏秘阁。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见之。乃手写二集，一年并毕。”从上述记载来看，这里有典书官员、著作官员、机要官员，也有普通官员，普通官员不仅可以到秘阁阅书，而且还可以借出阅读，皇帝赐书给文臣要员大有随意趋势。《晋书·皇甫谧传》记载：皇甫谧“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谧虽羸疾，而披阅不怠。”又《晋义熙起居住》云：“何无忌在秘阁，求赐秘书。诏与一千卷。”[110]宋文帝也曾赐沈约伯父沈亮二千卷书[111]。又《南齐书·柳世隆传》记载：“世隆性爱涉猎，启太祖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陈书·江总传》亦载：江总“家传赐书数千卷。”这时，皇帝动辄借赐秘书上千卷，这在简策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说明官藏丰富、书籍众多，同时也说明“秘书”秘而不宣之义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更有甚者，有的王朝府藏书籍移入大臣家中，供士人阅览。《南齐书·王俭传》载：“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这说明，此时的官藏虽不开放，但允许参阅的人在逐渐增加，扩大了读者范围。据《魏书·高道穆传》记载：孝庄帝颁诏说：“秘书，图籍所在，内典□书，又加缮写，缃素委积，盖有年载。出内繁芜，多致零落。”诏令中的“出内繁芜，多致零落”，透露出一丝北魏官藏借阅的信息。同书《崔鸿传》又载：崔鸿为著《十六国春秋》，曾“求之公、私。”从上述史料记录看，北魏官藏或许允许部分官员借阅。尽管出借书籍种类、借阅人员层次难以详考，但它反映了当时的官藏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流通的。

正缘于此，所以才发生了个别官员盗窃官藏的事件。《北齐书·祖传》载：为秘书丞，“盗官《遍略》一部。”《遍略》即《华林遍略》，是梁武帝组织学者编辑的一部七百卷的大类书，流传到北方后，北齐政府藏于秘阁，祖珽利用职务之便，竟敢将这样一部大书盗走，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秘阁管理有疏漏，二是当时人们对待秘阁书籍，不再视为神圣，也不再像秦汉时期那样，把书籍看得多么重要，书多易得的社会现实，给人们对书籍的认识带来了观念上的转变。(www.guayunfan.com)官藏读者范围扩大了，自然流通和利用率就高，人们可参考的文献多了，扩大了视野，开启了思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创作和著述，从而诞生了许多新的书籍。魏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著作，比先秦、秦汉时期多了许多，诚然，魏晋以前教育普及不够，拥有文化的人较少，简书不便书写、复制和保存，许多文献没有流传下来，这样比较或许不够科学。不过，魏晋南北朝著作繁富是事实，它们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官藏的流通趋高肯定有关系。

官藏的流通，一方面体现在允许部分人员借阅上，另一方面还体现在政权与政权之间的文化交流上。是时，虽然政权林立，争战不止，但也有休战和缓时期，每当这种政治生态出现，政权间包括书籍在内的文化交流便随之展开。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尝将自己的著作《典论》，分别送与孙权及其谋臣张昭各一部，以示友好[112]。

南北朝初期，南朝的刘宋与北凉政权有过和睦相处阶段，于是两个政权进行了互赠书籍的交流，以充实各自的官藏。据《宋书·氐胡传》记载：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北凉“世子兴国遣使奉表，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北凉王沮渠蒙逊死后，其子沮渠茂虔即位，继续与宋友好，于元嘉十四年(437)再次互赠书籍，进行典籍文献交流。仍是前书所载：“(元嘉)十四年，茂虔奉表献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驳》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纪》一卷，《赵匪攵传》并《甲寅元历》一卷，《孔子赞》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

梁武帝统治后期，北方有东、西魏政权，有一段时期，梁、魏通好，两国使者往来频繁，书籍文化交流随之展开。据《北齐书·崔暹传》记载：“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梁武帝闻之，为缮写，以幡花赞呗送至馆焉。”当时，佛教盛行，南、北统治者大多崇佛笃信，互赠佛经之事屡见不鲜。大同六年(540)，梁武帝还赠与西部少数族吐谷浑政权一百零三卷佛经[113]。

这时，还出现了我国政府与外国的书籍文化交流。前秦统治者苻坚，于建元八年(372)遣使臣及僧人顺道送佛像、经论至高句丽，高句丽王遣使答谢。后来高句丽兴建寺院，是为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之始。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百济王余毗“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114]。梁武帝大同七年(541)，百济王“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115]。这一时期，中国的《五经》、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晋阳秋》等书，都陆续传入朝鲜，当地许多人能够诵读讲解。陈天嘉六年(565)，陈文帝派遣使臣到新罗，并带去佛经一千七百多卷[116]。

魏晋以来，我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两国使臣常有往来，中国的《论语》、《千字文》、《五经》以及汉译佛经陆续传入日本，其中大部分书籍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朝鲜半岛成了沟通中国与日本文化交流的桥梁[117]。官藏流通

一、官藏流通

隋唐时期，由于社会全面的发展和繁荣，文教事业也取得很大的成绩，在官藏方面，对其利用也是多方面的，与此同时，它的流通率也在不断提高。

隋唐时期是著述事业蓬勃发展、书籍品种丰富繁多的鼎盛时期。《宋史·艺文志》载称：“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这里既记录了隋、唐官藏盛时的总数，又对唐代的著述作了估计。《新唐志》中有更具体的数字记录唐人的著述，道：“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为盛矣。”隋唐官藏数目如此之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直接原因则是统治者对文化典籍的重视，科举制的全面实行，佛、道典籍的广泛传播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扩大图书的生产和流通。

隋唐统治者重书政策超过了前代，全社会对典籍文献的崇拜意识也超过以往。例如，牛弘的《请开献书之路表》上奏后，立即得到了隋文帝的赞许，即刻颁诏向天下求书；炀帝的好学与好书、搜书与编书，史籍有明确的记载；而唐太宗对于典籍文献的喜爱更是痴迷。隋朝政府把图书视为经邦大典，这一观念也贯穿于唐王朝，唐王朝依然实行重书政策。魏徵等人撰写的《隋志·总序》，清楚地表明了统治者的重书思想及其政策，序言所述要比牛弘的上表更为系统和深刻，尤其道出四部图书“为治之具”的特质，经史治国，技艺治身，诸子乃儒经之鼓吹，集部文章为政化之黼黻。这样的文化政策，如此的认识高度，前所未有。《隋志·总序》虽出自朝臣之手，但完全可以视为大唐朝廷崇文政策的宣言书。百年之后，开元年间，毋编辑《古今书录》，其序云：“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121]可谓点睛之笔，“帝王达典”辞简义赅，精确涵盖了隋唐政府重书政策之意义。

正因为隋唐统治者对书籍文献有如此的认识，所以他们在官藏文化建设上众策并举：频繁求书，精建藏书机构，组织人力反复整理、缮写图籍，编制卷帙浩繁的多种藏书目录等等。另外，历届弘文馆、集贤院学士和秘书省的秘书监、秘书少监等官员，都是精通业务、为时儒宗的朝中官员，有些学士还是朝中重臣。尽管秘书省后来成为清水衙门，但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始终未降。(www.guayunfan.com)科举制促进了书籍的生产，这点毫无疑问。隋朝建立之初，就大力倡导儒学，文帝开皇三年(583)四月，便“诏天下劝学行礼”[122]，鼓励兴学讲经。九年四月，再诏详申：“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123]于是“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校……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124]隋朝立国虽浅，但在学校建设、科举取仕和学术文化方面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唐朝建立以后，在此基础上，愈加完善教育、科举制度，发展文教事业。在文化政策上，兼容并包，儒、道、释并重，但始终把儒学视为根本。唐太宗说过：“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25]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唐太宗非常重视学校教育，把学校作为选拔官吏的基地。《旧唐书·儒学传序》概述得非常详尽，道：

及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以义宁三年五月，初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已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已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已上子孙。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太宗讨平东夏，海内无事，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及即位，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召勋贤三品已上子孙，为弘文馆学生。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土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唐代把学校教育和科举捆绑一起，开办学校就是为了科举取士。举子们为了应试，不能不背诵、研究经书，这对经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书籍的生产和流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隋唐是佛教传播的极盛时期，也是佛经汉译的高峰期，诸宗并起，名僧辈出，寺庙林立，佛教的译述和传播呈现出空前盛况。政府中藏有大量的佛经，并编有佛典目录。另外，唐代道教也很兴隆。隋朝末年，李渊、李世民父子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争取上层贵族和社会精英的支持，便利用道教祖师老子姓李的传说，尊老子为唐室祖先，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一些道教上层人士也不断制造“老君显灵”的神话。所以，唐初道教被列为儒、释、道三教的首位，道教迅速发展，道观遍布全国。玄宗尤其尊崇道教，对老子的尊崇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自然，道教经典也得到朝廷重视。玄宗时期纂修的《开元道藏》，收道经三千七百四十四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道经总集。玄宗还下令天下士庶之家必藏《老子》一部[126]，并亲自为《老子》作注解[127]，在两京及各州道观刻成碑文，供士人研习。同时，在科举考试中，“玄学”与其他科目并列，设科取士。在朝廷的倡导下，道经的生产和流通得到了极大的推动，流传之广，前所未有。

一个政权，它的政策导向极其重要，直接影响着某项事业的兴衰。从上述情况来看，隋唐的官藏文化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这与统治者的政策是有直接关系的。

隋唐时期官藏的流通，和以往一样，虽有很多的限制，并非所有人都能借阅，但其读者范围较前朝还是有所扩大的，除皇帝外，一般大臣、史官、著作郎、校书郎、集贤殿学士、太学生等人员，甚至来唐的留学生，都能到政府藏书机构进行阅览，并可利用之进行著述。还有，随着隋唐两代藏书的增加，藏书处所也在增多，自然职事人员也需多加配置，前面我们介绍的那些秘书正字、书令史、典书、拓书手、楷书手等人，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人利用所职之便，亦可阅到政府所藏。如唐初大臣虞世南，隋朝大业年间，官拜秘书郎，在秘书省任职期间，利用秘书省的图籍，编辑了《北堂书钞》。唐人刘輖在其所著的《隋唐嘉话》中说：“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128]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更清楚地解释道：“《北堂书钞》一百七十三卷，右唐虞世南撰。世南仕隋为秘书郎时，抄经史百家之事以备用。分八十部，八百一类。北堂者，省中虞世南抄书之所也。”[129]又《旧唐书·窦威传》记载：“窦威字文蔚，扶风凭陵人……隋内史令李德林举秀异，射策甲科，拜秘书郎。秩满当迁，而固守不调，在秘书十余岁，其学业益广。”窦威为阅读秘阁藏书，十余年固守不调，放弃升迁机会，从而使其学问博洽。同书《段成式传》又载：“成式字柯古，以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段成式利用所职，阅遍秘阁藏书，成为著名学者。正如《新唐书·艺文志序》所云：“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名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宏文馆”条亦云：“开元二年正月，宏文馆学士、直学士、学生，情愿夜读书，及写供奉书人、拓书人，愿在内宿者，亦听之。又宏文馆令学士一人，专判馆事，并差给事中一人，差知勾当，明为簿历，其学生既在馆宿，博士及直馆每夜各一人递直。”这些学士当然是官藏的读者。另外，《唐六典》卷九《集贤殿书院》中说：当时的官藏分为四库，“每库二人，知写书、出纳、名目、次序，以备检讨焉。”[130]这里的“出纳”，或许包括借阅，但在什么范围内进行借阅，则不得而知。不管怎样，在唐代，确实较为容易读到官府所藏。例如《旧唐书·阳城传》记载：“阳城字亢宗，北平人也。代为宦族。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其所读官书，就是集贤院藏书[131]。又《新唐书·李邕传》记载：“既冠，见特进李峤，自言‘读书未遍，愿一见秘书’。峤曰：‘秘阁万卷，岂时日能习邪?’邕固请，乃假直秘书。未几辞去，峤惊，试问奥篇隐帙，了辩如响。峤叹曰：‘子且名家!’”所以，著名学者徐坚“凡七入书府，时论美之”[132]。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求书之诏，无代不下，故民间之书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书亦往往传之士大夫。”[133]此处所谓“传之士大夫”，是指提供给士大夫阅读。由此可见唐朝官藏开放的程度。

隋唐时期在对外的图书交流中，较以往既频繁又量大。隋朝短祚，记录不详，唐朝统治三百余年，是我国历史上对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活跃时期。首都长安成为各国使节、商人、学者、僧侣等聚集的国际型城市，特别是统归国子监领导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中央学校，广收各国的留学生。他们带来各国的文化，带走大批汉文典籍，将灿烂的唐朝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公元七至九世纪，与中国交往最频繁、对本国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最大的是日本。自舒明天皇二年(630)至终唐之世，日本正式派出的遣唐使团多达十三次，每次最少也不下百人。他们带走了大批汉典，据日本九世纪末所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所存汉文书籍多达一千九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余卷[134]。终唐一代，在中日书籍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两国的僧人和遣唐留学生，如鉴真、阿倍仲麻侣、吉备真备、空海、桔逸势等。

朝鲜与唐王朝的图书文化交流，此时亦愈加频繁。据《旧唐书·新罗国传》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国王真德“遣其弟国相、伊赞干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诏授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武则天垂拱二年(686)，新罗国王“遣使来朝，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又，同书《张荐传》载其“下笔敏速，著述尤多……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白居易的诗传入新罗，也受到欢迎。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玄奘和义净贡献尤多。玄奘于贞观初年赴印度从高僧求学，贞观十九年(645)归国，带回数量众多的佛教经典，进行翻译，《大唐西域记》记录中亚、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一百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是一部宝贵的文献资料。义净于高宗咸亨二年(671)由广州走海路赴印度，先后游历三十余国，逾二十五年，于武后年间回到洛阳。他除带回佛经四百余部外，还撰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介绍了印度和南洋一带国家的宗教文化以及中国入印僧人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