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的时空划分

（一）原始社会（距今1万年前）

在距今1万前的原始社会，人类主要是以采集和捕鱼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人类，仅仅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人类出于生存的需要，不断地选择和寻找新的能够生存的地方。此时的迁徙活动，带有很强的被迫性和求生性。例如鱼类洄游、候鸟南迁北移、兽类因气候变异而成群迁徙，这属于动物在本能驱使下对自然环境做出的反应。原始的人类迁徙不过是这种动物性本能的延伸，与现代的旅游活动相比有着本质的差别，这样的迁徙只能算是人类的空间位置的移动，而与旅游毫无关系。因此，“原始人类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迁徙都是因自然因素及特定人为因素而被迫进行的，是因生存的需要，原始人类迁徙活动的被迫性和求生性都说明它们不同于现今意义上的旅游”。

（二）农耕社会时期（近1万年前—18世纪）

在这段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小生产自给经济转化为大生产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类开始从被动地在大自然中摄取食物变为主动地利用自然资源去创造食物，并在这一过程中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促使农业社会最终形成。农业社会中，人们将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农村人口是社会人口的主体。由于农村居民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及较强的定居性特点，人们在主观上缺乏对旅游的需求；同时，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多以及社会大分工使得手工业和商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为了实现产品的交换，商人需要到异地从事贸易活动，而这样的贸易活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游，而是商人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单纯的经济活动，其本身就是一种谋生行为，并非因主观上想要得到消遣、娱乐和放松。因此，在全世界各地，商务活动作为当时最主要的活动形式之一，也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经历了“盛唐时期”和“资本主义萌芽”两个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间，虽然出现了如帝王出巡、官吏宦游、士人漫游、买卖商游、节庆会游等活动，但这些活动只是少数人的享乐性旅行，并不具有社会意义。并非是因当时社会普遍富裕而出现的广泛活动，既没有普遍的社会需要，也不是一种广泛的生活形态。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农耕社会同样存在着旅游现象，“就整个世界而言，人类有意识地外出旅行活动应始于原始社会末期”。例如，黄帝打败炎帝后巡游天下，“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琢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又如，具有“欲肆其心，周形于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远游思想的周穆王也是早期出游的帝王之一，他的行迹遍及我国西北地区。再如，文人、士大夫或因怀才不遇，或因逃避现实而进行的山水游历，著名的文学家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望庐山瀑布中写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著名诗句。唐代陈子昂曾任右拾遗，写下的《登幽州台歌》中就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千古绝句。

综观整个农耕社会，我们不难得出，由于土地为基水的生产、生活资料．农村人口为社会人口的主体，当时人们惯有的生活方式使其缺乏对旅游的需求；而作为社会最为主要的外出活动——经商，只是一种追求商品交换与贸易的纯粹的经济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谋求生存，并没有表现出商人对旅游的主观愿望。所以，此时的商业活动并不能作为旅游活动来研究；此时具有外出享乐、游览动机的旅游者只集中于皇室、贵族、官僚和僧侣等特权阶级，如国家、城邦之间的遣使互访，统治阶层有关人士的出外游玩、享乐旅行、朝圣，文人、显贵、名流的游历以及殖民、探险等活动。他们享有充裕的自由时间与不劳而获的巨额财富，但是他们仅仅只是社会当中极少数的组成部分，因此旅游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普及，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三）工业社会时期（18世纪以后）

欧洲在中世纪末发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大解放，为后来工业革命的发生做好了物质和精神准备；而18世纪70年代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则在社会财富和观念意识两方面为现代旅游现象的出现做好了准备。18世纪后的旅游分为旅游成长阶段和旅游发展阶段。

1.旅游成长阶段——近代旅游

1841年7月5日，英国人托马斯·库克以包租火车的方式组织570人从莱斯特前往洛赫伯勒参加当地的禁酒大会，往返24英里。与以往利用火车进行团体旅行不同的是，托马斯·库克不仅事先联系铁路局以每人1先令的低廉票价发售了往返车票，而且还提供了含住宿、全程陪同等在内的包价旅游服务。此次活动的成功使托马斯·库克萌生了强烈的旅行代理意识。1865年，“托马斯·库克父子公司”成立，全面拓展旅游业务。托马斯·库克以其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世界旅游业之父”。紧随着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发展的脚步，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也相继成立了专业性经营旅游业务的旅游公司。

由此可见，欧洲产业革命的完成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变革，为近代旅游的产生与成长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精神基础。例如，铁路、轮船时代的到来极大地减少了旅途时间，使出行变得快捷而舒适；工业城市聚落的出现使人们对程式化的生活感到厌倦等。到了19世纪，因旅游目的而外出的人数大量增加，超过商务出行，成为主流。旅游专业经济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产业雏形基本形成，旅游活动成为社会普遍的经济文化现象。

2.旅游发展阶段——现代旅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60年间，和平稳定的国际局势、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和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为旅游及旅游业的持续增长提供了环境前提和物质保障；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使普通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延长；城市化的日渐扩大促使更多人群产生了旅游的愿望；特别是各国政府认识到旅游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后，出台了各种倾斜性政策和鼓励措施，促进了旅游业的全面发展。以上各种因素都使世界旅游的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第一，现代旅游已成为一种大众性的活动，成为各阶层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第二，旅游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显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并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支柱产业”；第三，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日趋增大，成为各地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并呈现出影响文化发展方向的趋势。

从现代旅游及旅游业的发展趋势看，现代旅游业已成为一个出售经历和体验的行业。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sbite，2003）在《大趋势》一书中就曾预测：“电信通讯、信息技术和旅游业是21世纪服务产业中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另一位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cuin Tovle，2006）在《未来的冲击》中大胆预言：“来自消费者的压力和希望经济继续上升的人的压力将推动技术社会朝着未来体验生产的方向发展……服务业最终还是会超过制造业，体验生产又会超过服务业……体验工业可能会成为超工业化支柱之一，甚至变成服务业之后的经济的基础。”约瑟夫·派恩（B.Joseph Pine，1999）和詹姆斯·H.吉尔摩（James H.Gillmore，1999）提出了体验经济时代的来临，宣告继产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又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体验经济，将渐成主流。而旅游业是与生俱来的体验经济，属于天然的、名副其实的体验经济，行业。在派恩与吉尔摩看来，人类的体验可分成娱乐、教育、逃避现实和审美4个部分，而这4个部分无一不和旅游紧密相关。派恩认为“体验工业的产生是继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后又一个划时代的社会”。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公布的统计数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末的半个多世纪中，“国际旅游活动从战后初期1950年的约0.253亿人次，发展到2014年的约11.38亿人次，增长了约45倍。国际旅游收入也由1950年的约21亿美元飙升至2014年的约9051亿美元，增长了近43l倍。2015年，即使企业在多种影响旅游业的可变因素作用下，全球旅游市场增幅仍达到3%～4%。旅游业越过石油、汽车及钢铁等传统工业，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