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数量的缓慢增加及其原因分析

一、城镇数量的缓慢增加及其原因分析

由于城镇一般分为县级以上城镇和市镇两类，所以为了比较方便地了解城镇数量的变化情况，我们把城镇分为县级以上城镇和市镇两类，分别对它们的数量变化情况进行考察。我们以1912年为界，把近代分为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通过对这两个时期的城镇数量进行对比，来了解近代山西城镇数量的变化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县级以上城镇数量的变化情况。晚清时期，山西全省境内共有1个省级城市，8个府级城市，10个直隶州城市，82个县级城市，共计101个县级以上城市。民国时期，山西通过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又增加了平顺、清源、方山、昔阳、马邑5个县级城市。由于马邑在设立不久就行裁撤，所以实际上民国时期，山西增加了4个县级以上城市。如果以民国时期山西增加了4个县级城市来计算，在整个近代时期，山西县级以上城镇的数量增加了约4％。

在了解完山西县级以上城镇的增减情况以后，下面我们根据光绪《山西通志》和民国各县县志，来考察近代山西各县市镇数量的增减情况。

表2-1　近代山西市镇变化情况表

（续表）

资料来源：1.清代的市镇资料来自光绪《山西通志》府州厅县考。
2.民国时期的市镇资料，除晋城的市镇资料来自《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159页外，其他的市镇资料来自于民国各县县志。

由于民国时期晋北地区市镇的资料比较缺乏，所以我们只统计了晋中、晋西南、晋东南3个地区市镇数量的变化情况。根据上表，晋中地区晚清时期有27个市镇，民国时期有30个市镇，增加3个市镇；晋西南地区晚清时期有55个市镇，民国时期有58个市镇，也增加3个市镇；晋东南地区晚清时期有49个市镇，民国时期有40个市镇，减少了9个市镇。总共上述各县在民国时期共减少了3个市镇。

虽然受资料限制，我们对近代山西市镇数量变化的考察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不一定能非常准确地反映出近代山西市镇总体的增减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近代时期山西市镇数量的变化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在上述各县份中，除了晋城和榆次等少数县份外，大多数县份市镇数量的变化都在1个左右。实际上，不仅是上述县份市镇数量的变化，显示了近代时期山西市镇变化的这个特点，其他方面的相关研究同样证明了山西市镇变化的整个特点。据龚关先生统计从1912年至1937年山西平均每州县市镇的增幅为0.38％，与此相对应的是，同时期河北为42.66％，河南28.28％⁽²⁾。如果以龚关先生统计的1912年至1937年山西市镇的增幅为0.38％来计算的话，在和晚清至民国时期山西县级以上城镇增幅为4％相结合，我们基本上可以作出，近代时期山西城镇数量的增减，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的结论。

城镇数量的增减，虽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由于城镇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经济因素是决定近代山西城镇数量增减的决定性因素。近代时期，山西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山西在清代是个相对富裕的省份。咸丰时，惠亲王绵瑜称“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夙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家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矣”⁽³⁾。据史书记载，在清代“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二十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候姓、介休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许姓、王姓聚族而居，合计家资各千万，介休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⁴⁾。山西的商业虽然在明清时期十分发达，但自从进入到近代以后，就开始不断地走向衰弱。如榆次“慨吾邑商业当一败于甲午之战，再败于庚子之役，终败于辛亥之变”⁽⁵⁾；太谷“商务自清季已形凋敝，改革以来（辛亥革命后），凡外埠设有分庄者，因直接间接之损失，或则缩小范围，或竞停止营业，较之昔日一落千丈矣……近数年来，各省兵祸相寻无已，在外经商失业而赋闲者所在皆是，来源顿竭，生计困难”⁽⁶⁾；徐沟县“乃自甲午之役，辽东肆毁；庚子之变，京津肆毁；民初河南匪警，商颖肆毁。辛亥壬子之间，又显然画了一界线。西怀远、宁家营以及市内东西两后街之废墟，与房院之易姓，皆为此征，而无人焉再起为力”⁽⁷⁾。

除了商业外，山西手工业发展也受到沉重打击。以晋东南地区的铁器制造为例，“从前山西的铁曾经供应中国大部分地区销用，如今欧洲五金货物的竞争限制了这种贸易，以致销路局限隅中国北部”，甚至在北部的市场也遭到排挤，“以前本省（山东）使用的土铁大部分来自山西泽州府，现在（1869年）几乎已经完全被洋铁所代替了”。⁽⁸⁾制针业也是如此，“国外的贸易竞争，是西北各省财富衰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像针这样微细的物品，物美价廉的洋针的输入，使得山西制针业几乎绝迹了”，“盖昔曾畅销一时之晋市铁货，至此已成强弩之末”⁽⁹⁾。

工商业是城镇发展的动力，工商业的衰退给各地城镇发展造成了沉重打击。在太谷，刘大鹏在1917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由阳邑来李满庄，宿万义和木店。此村为昔日箐华荟萃之区，富室林立，……自光绪年间，富室渐败，迄今贫穷，住宅无人购买，竟拆毁全宅零星出卖砖瓦木石于远村……昔年村由数千户，现仅存三百余户，上等社会之人亦寥寥无几，可慨也已”⁽¹⁰⁾。在徐沟一些曾经十分繁荣的城镇，因工商业衰退而衰弱表现得更为明显。“自入境之银减少，集会之各物市轮廓亦已渐缩小”⁽¹¹⁾。介休的张兰镇“商贾复四方辐辏，俨然如大邑”之地⁽¹²⁾。太谷的范村镇，“垣土堡，辟六门，市楼市阁层焉”“耸峙洋洋乎七里之大都会也”⁽¹³⁾。这两个十分繁荣的城镇，到民国初年都衰弱成只有百余户居民的小镇。1942年日本组织的所谓“山西学术考察团”到荫城镇参观后，发现“原来此地附近是盛行土法炼铁的地方，荫城镇是作为铁器集散地的繁华小镇。然而，在目前不少店家倒闭，留给人的是麻痹阴森的印象”⁽¹⁴⁾。

不可否认，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在一些传统经济城镇走向衰弱、消亡的同时，还会有一些现代工商业城镇兴起。但在近代，山西却明显地缺乏推动现代的工商业城镇兴起的动力。

首先，交通优势地位的丧失，使山西的商业发展受到沉重打击。明清时期，通过山西的交通干线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从中国东南各省开始，经河南焦作北上，经晋东南晋城、高平、长治，抵太谷、平遥，北至内外蒙古的所谓的丝茶之路，这在当时是中国南北最重要的南北商路；第二条，是甘肃、宁夏、内蒙古的货物在内蒙古的包头汇集之后顺河而下，至山西临县碛口镇上岸，经太原东出平定至河北、山东等省；第三条，是所谓的京陕大道，从河北进入山西榆次、太谷等汾河河谷各县，到达晋西南渡过黄河，到达陕西、甘肃。在明清时期，通过山西的这几条交通干线，是北京通往西北、西南各省以及东南各省和俄罗斯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明清时期，借助于这几条通道山西在全国交通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由此也成为当时全国商业最发达的省份。

从清末开始，中东铁路、京绥铁路、陇海铁路等一系列铁路陆续建成通车。作为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铁路以它无可比拟的优势取代传统的交通线路成为新的交通干线。随着新型铁路的陆续建成通车，山西在全国交通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由此导致山西的商业随之衰弱。以徐沟县为例，“在昔粮运之趋势，自光绪以前，以县为盆地中心，故为粮运交换中心之地”，“自清末民初，陇海路初至陕州，京绥路至大同，各相连于京汉路，在晋省境外，譬如一马蹄磁铁环于省之境外，省境之南北近于陕州、大同之地，若两极，使内地物产运输即感磁性。向之集中于县市者，至此即因粮价之变反，反其流之改趋南北，而忻代之粮不南而北。岭南洪赵之麦与面，反其流以改趋南境，向所恃忻崞之粮，与南恃洪赵之麦面，皆不至”，受此影响“道咸之间其盛者有布市、粮市……只存其名”⁽¹⁵⁾。这样，随着山西交通地位的降低，商业发展的衰弱，山西的城镇发展必然因失去商业的有力推动而走向衰弱。

其次，重商的风气盛行，使山西缺乏建立现代工矿业的资金来源。相对于投资于工矿企业来说，商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所以投资商业、从事商业一直是山西人一个比较优先的选择。这种重商主义的风气非但没能促进生产，反而却对生产造成很大的损害，“晋人经营方式愈富而愈不知生产，因当日致富之因专致力于运输而非从事天产及天产之制造”⁽¹⁶⁾。道光年间，山西寿阳县的棉花买自栾市，统计全县每年不过使用数千驼。道光十五年，棉花薄收，“而旧日之积蓄尚有数千驼，亦足资一年之用。而富商六、七、八人以高价尽数买积，以专其利，每驼非六七十千不售”，竟之全县纺织户皆“停机住纺”。⁽¹⁷⁾不仅山西本省对工业投资较少，而且为数不多的外商投资也在山西商民的强烈的反对下，全数退出山西。1898年，山西省政当局和英国福公司签订《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规定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包括平阳府以西的煤矿及他处的煤油各矿全归福公司开采。消息传开激起山西商人的强烈反对，“一时父老呼号于野，官绅争讼于朝”，1908年福公司与清政府签订《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被迫退还在山西取得的矿权。

在传统手工业在外来商品倾销打击下破产后，新兴城镇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矿企业的建立。但由于山西重商主义风气的影响，山西现代工矿企业发展一直缺少充足的资金来源，所以虽然山西在外来因素影响下，也有不少地方出现了手工业发展复兴的趋势，但却非常缺乏能推动城镇发展现代工矿企业，而且在现代条件下，手工业已不可能在像以前那样积聚生产形成推动城镇发展的强大动力，相反，它只能零散地分布在各地，紧随着世界市场变化，游走在破产和发展的边缘，微弱地影响着城镇的成长与发展。

近代时期，由于工商业发展落后，山西基本上还处在传统农业社会之中。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发展的快慢直接决定城镇发展的快慢。近代时期，山西人口发展相对较慢。自从光绪初年大旱灾发生之后，直至1936年前，山西人口一直处在起伏发展的状态之中。人口总数在1000万到1300万之间起伏，始终没有超过1300万。人口最多的时间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山西全省有12130469人，光绪九年（1883年）山西省人口有10744000人，1936年山西省人口有11471556人。53年间，山西全省增加727556人，平均每年增加13727人，年增长率为1％。如果和光绪元年（1875年）的16405000人相比，1936年山西省的人口减少了将近500万之多。

对于近代人口发展缓慢的原因，民国时期山西各县方志都有分析。如民国《太谷县志》指出：“太谷鸦片之毒始于清咸丰朝，蔓延与同治之世，而大盛于光绪之季年，家族大家嗜之者无论已即中下之家，降至乡辟小户，无不视鸦片为布菽之须臾不可离，依之如命，虽光宣间，上宪屡申禁令而沈弱既旧，吸食如故，及国体变更，金丹输入，即素无烟癖者，亦图一时之快足而趋之若鹜，以数十余年来因吸食丹料而破家之身者，实不可以数计，又为户口凋落之一大原因”⁽¹⁸⁾，认为鸦片泛滥是人口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民国《闻喜县志》认为“光绪大饥，丁去其半，休养生息以迄于今，迄今户口不增，何哉？谷贱伤农者三十年其因一；十人而八嗜鸦片其因二；商家世业十破其九其因三”⁽¹⁹⁾。

除了经济、鸦片上的原因之外，男女性别比例失调，也是山西人口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近代时期，山西溺女的风气非常浓厚。“晋民素称朴素，而溺女一世，竟狃于故习，而不能消除，往往初生一女，犹或冀其存留，连产两胎，不肯容其长大，甫离母腹，即坐冤盆，未试啼声，已登鬼录”⁽²⁰⁾。对山西这种十分浓厚的溺女风气，山西各地地方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如繁峙县“家有三女则群谓不祥，溺女之风，作俑于代，流祸至今为厉”⁽²¹⁾；晋西南荣河县“溺女之习，合邑皆然”⁽²²⁾。溺女风气的盛行造成男女比例失调。以清末民政部的户口统计为例，1910年全国22个行省有男198911382人，女163415760人，性别比例为121.7，在全国各省中，陕西省性别比例为110∶100，直隶为121.4∶100，河南为112.5∶100，热察绥为121.2∶100，山西省最高为135.5∶100。崞县县志也说：“男较于女几多四分之一，良由溺女之习，相沿成习。”⁽²³⁾男女性别比例失调，不仅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同时它还影响到人口增殖，使人口发展十分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