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

第一节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

1949～1978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59年是农业剩余劳动力集中转移阶段；1960～1970年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停止转移阶段；1971～1978年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分散转移阶段。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集中转移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长期战乱和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紧迫问题需要立即解决，而失业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城镇有474.2万人失业，占当时就业人数的60%，失业率达23.6%，^[1]农村有3.1亿的农民无地或少地，^[2]城乡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人民政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发展生产，吸纳失业者就业。此外，还从农村吸纳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据统计，1952年城镇就业人数达2486万人，比1949年增长2.1倍。其中，从农村吸纳劳动力500多万人，占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30%。同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3亿多农民分得了土地。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工业化计划开始实行，由于建设的需要，每年从农村招收165万劳动力到国营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就业。^[3]1957年年底，全国非农产业人数达到4462万人，比1952年增长31%，年均增长率为5.6%。其中，城市劳动力3025万人以上，占71.8%，比1952年增长28.9%，年均增长率为5.2%。同期，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达到957万人，占28.8%，年均增长率为3%。可见，这时期的农业劳动力主要转入城镇就业。

1958年和1959年两年，由于“左”倾错误和急于求成思想的指导，政策发生了偏离。例如，从农业部门大量抽调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在“全民大办钢铁”的口号动员下，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安排到大炼钢铁和其他非农业生产活动中去。1959年与1952年相比，农业劳动力净减少1046万人，非农业劳动力增加6490万人，其中农村增加2541万人，占39.2%，城市增加3949万人，占60.8%。

在上述阶段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走的是一条集中转移的道路。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地域上，农村劳动力进城缺乏有序性，不是先进入中小城市再进入大城市，而是直接进入大城市。据人口普查资料记载，1953年全国拥有166个城市，人口5248.6万人，其中1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63个，人口426.7万人，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9个，人口2102万人。1963年人口普查时，全国拥有168个城市，比1952年增长1.2%，人口9038万人，比1952年增长72.2%。需要说明的是，1963年已是城市人口经过三年压缩后的数量，如果不压缩，城市人口还会更多。其中，1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减少到19个，比1953年减少70%，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增加到16个，比1953年增加77.8%，人口3876.4万人，比1952年增长84.5%。1953年全国拥有5402个小城镇，人口3372.3万人，而1963年城镇减少到3148个，比1953年减少41.7%，人口2952万人，比1953年减少12.5%。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特别集中。据统计，1958年比1957年农业劳动力减少3818万人，占当时农业劳动力的25%。同年，全国新增非农产业劳动力6648万人，其中第二产业增加3015万人，增长2.2倍；第三产业增加3632万人，增长1.2倍。

农业劳动力集中转移，是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的。当时，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心在城市，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就需要从农村吸纳劳动力。在农村，由于实行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剩余。另外，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一些过急的产业政策，不考虑整个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在短期内从农村吸纳过量的劳动力进城，从而，形成了劳动力集中转移的道路。但是，它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首先，缺乏坚实的农业基础。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业生产还是依靠人力和畜力，单产低，产量不稳定。农村还处于自给半自给经济阶段。农业商品率很低，供城市经济建设和人口生活需要的农副产品商品量有限，满足不了猛然膨胀的城镇人口的需要。其次，城市经济不发达，市政设施严重不足。1956年12月26日上海《解放日报》报道，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流入上海，使上海人口迅速增加，到1月底，人口已超过657万人（其中未报户口的人数约5万人）。外地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已经使国家工业建设遭受损失，并给市政管理等方面带来困难。195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中指出，1958年全国工业和建筑业共增加新职工1900多万人，相当于原有职工的2倍。在新增加的职工中，从农村招收的为1000万人左右，占50%以上。^[4]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劳动力集中转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停止转移阶段

20世纪60年代，我国城乡经济在相互隔离的封闭环境中运行，政府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采取另一种极端的做法，禁止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处于停止状态。60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为了共渡难关，国家决定压缩城市人口，实行劳动力归田，加强农业生产。196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粮食消费量的九条办法》中规定，在1960年年底12900万人城镇人口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1963年中共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在今后15年内，每年安排大约100万人左右的青年下乡，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成为负数，每年有113万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同期，农村非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也急剧下降，1969年仅有283万人，还不及1952年926万人的1/3。

由于“左”倾错误，特别是在农村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制度，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和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寻求新的就业门路的积极性。同时，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中，过早过急地向城市输送劳动力，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加上其他政策失误，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和下降。据统计，“二五”计划时期国民收入下降3.1%，农业总产值下降4.3%，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5.4%。60年代初，不得不将已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遣返农村。同时，在农村严格限制农村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1960年1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中规定，在农村举办各项事业和进行各种活动，都必须严格控制……。公社和生产队两级占用的劳动力不能超过5%，其余95%都归生产小队支配。由此，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由1958年的5810万人，下降到1963年的71万人，下降98.8%。我国第一次出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倒流。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分散转移阶段

“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工厂停产“闹革命”，城乡居民的许多日用工业品供应脱销断档。另外，中共中央提出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为此，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召开北方农业工作会议，提出农业机械化应当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要土洋并举，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并举。并要求从原材料抓起，努力发展“五小”工业，即小机械、小钢铁、小电力、小化肥、小煤炭等。同时，指出社队企业实行“三就地”的方针，即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以此为转机，70年代农村社队企业（乡镇工业前身）开始发展起来，农民就地转化为工人。到1978年，农村非农产业的人数达到3149万人，其中社队企业（扣除农业企业部分）103万个，从业人员2218万人。^[5]

不过，这一时期农业劳动力分散转移只具备了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生活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骤增，每年有数千万的劳动者要求就业。另外，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出现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市场工业品供应的需求量增加，发展工业生产也需要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给予补充。而这时，由于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和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管理体制，劳动力的转移还受到种种限制，加上农业管理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遏制了劳动者开辟新的就业门路的内在要求，转移并不具备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