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个人文书架_我的主编生涯_柳鸣九自述

为了一个人文书架_我的主编生涯_柳鸣九自述

1.“化外之民”在网上的一席之地

我本不用电脑，也不会用电脑，网络世界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在那里，沸沸扬扬、轰轰烈烈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我相距十万八千里，甚至完全无关，我以为这一辈子，我与这个世界铁定是彻底无缘了，我也乐于自绝于这个“文明世界”，完全做一个“化外之民”。

但我没有料到的是，时至古稀之年，自己却被时尚的潮流卷入了网络世界，不由自主地在这里也占有了“一席之地”。说来也巧，我得知这一点是在2006年中国作家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我是作为当选代表参加那次大会的，在一次会议间隙偶遇一多年的熟人，他比我年轻、更比我新锐，不仅在仕途上相当风光，而且是网络上的常客与达人，对网络世界熟悉得很，他告诉了我那个时尚空间里不少时髦的事，其中一条就是我的《翰林院内外》一书“上了网”，而且“在网上的点击率相当高”，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他告诉我的是：“上了五万次”。事后，我并没有去核实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我很容易满足，听说自己的书进了网络，有人去看去读，也就感到满足与愉悦了。

周围的亲友与熟人上网的越来越多，于是，我也就更经常听到他们在见面时或在电话中告诉一点关于我在网络上的消息，不外是新书出版的报道与报刊文章中的评论，以及关于我的网上内容等，其中有多次我被告知：“关于你的网页有好几十页”，“比郭沫若还多”，伴随着的则是“蔚为壮观”“成果丰硕”“著作等身”之类的话，或赞赏或调侃或非恶意的嘲讽，当然，愤愤然的尖酸话也并非没有……(www.guayunfan.com)

“网页有好几十页”，这倒引起了我自己的好奇，“比郭沫若还多”，则引起了我的忧虑，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如此被“小作大”，实有“过誉身名必谤增”的危险。不论怎样，我产生了上网一看究竟的念头。终于，有一天，在家人的帮助下，我生平第一次上了网，去浏览了一下“我的网页”，总算搞清楚了“几十页之多”是怎么回事。

这“几十页”，说来声势浩大，其实不成大器，除少部分对我的介绍与评论文字外，主要的就是开列我名下的论著、译作及主编项目、编选项目的书目。如果细加区分，也就清澈见底了。首先说说论著，在本学界中，我还算一个论著不少的人，但并没有多到了不起的程度，按严格意义来说，我所写出来的学术专著、评论文集与散文集加在一起总共只有二十来种书。1.如果把重复出版与有所重叠的书也“滥竽充数”，也不过再多十多种而已。再说译作，我在这方面的成果更是为数不多，除去一些单篇翻译外，成书成集总共是七八种。2.两大项加起来，总共不过三四十种，算我作为一个学者的实实在在的“业绩”，比起一些“一本书主义者”来说，或许可以说还算“富裕”，但实在不能充斥为“几十页网页”。

关键在于，网页把我论著和译作以外所有的主编项目与编选项目都一一罗列了进去，而在这个方面，我所做成的“项目”真还不少，这里不妨粗略开列如下：《雨果文集》二十卷、《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七十卷、《外国名家精选书系》七十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十八卷、《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十卷、《世界散文经典文库》八卷、《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八卷、《加缪全集》四卷、《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八册、《全球诺贝尔奖获奖者传记大系》二十一卷、《盗火者文丛》八卷、《西方文艺界思潮论丛》八卷、《名家点评外国小说中学生读本》十卷、《撒旦文丛》八卷、《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十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获奖者作品选集》十卷、《外国文学经典》六十三卷、《世界名著名译文库》一百零七种、《世界散文八大家》八卷、《本色文丛》三十二卷等，如此十六种主编、编选项目，就足以造成“浩浩荡荡”之感了；何况，登录者又分卷罗列，这就不止十六个分项，而是两三百条目了，这就是充斥为“几十页网页”的内幕实情。难怪有人语带讥讽地对我说：“关于你的网页比郭沫若的还多！”

我应该谢谢网络世界的这种文明信息化功能，把我的劳动成果与名下的项目都一一展览了出来，虽然展示得有些凌乱、相当粗糙，也颇多疏漏，如果从个人的虚荣心理来说，它不仅展示了我，而且也放大了我、抬高了我，以“几十页网页”的篇幅造成了一种“文史大家”“编纂大家”的虚假繁荣表象。

说实话，这个表象带有某种“虚有其表”“名过其实”的性质，如果不客气地加以自我解析，我的老底其实很有限，谈不上学养深厚，只不过是我在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作为专业方向，对西方文艺批评史研习了好几年，后来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室又专攻了法国文学史多年，这使我对西方文学思潮发展的历史与法国文学发展史还算有些积累。我挟带着这点“本钱”延伸进入了编选领域，高效而最大效益化地利用它，居然使之像原子核一样发生“裂变”而成为一大套一大套的书。当然，做这些事光靠有若干文学史知识积累还不够完全奏效，必须对文学史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对文学史问题有比较成熟的排列组合、有独特的视角与观点、对作家作品有自己较深切的感受与心得，所幸我在进入编选领域之前，已经在自己的文学史专著中大体上完成了这样的积累与准备，甚至可以说观点与见解都是现成的，这样我就不断得到一家又一家出版社的邀约，将我一项又一项的编选业务、主编事业做得顺顺坦坦、有声有色。但从根本上来说，以我作为学者的良知，我应该坦言，我的编选量大大超过了论著量，这样的学术文化声势实在有悖学林中“厚积薄发”的理念与标准。

我还应该承认，在另一个方面我也占了不少“便宜”，那便是当我主持多语种性的综合编选项目时，我事实上是有不少合作者与辅佐者的，例如《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外国名家精选书系》《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等。在主编这些项目的时候，我当然要制定与把握全书的标准、角度与统一的规格，其中的法国分卷当然也是由我独自操刀、亲力亲为，但其他国别的分卷，我就必须找其他语种其他国别文学的学者专家来合作了，由他们承担了那些分卷的主打工作与琐细编务，而最后整个任务却统一在我这个主编的名下。因此，这样一个个大型的主编项目，实际上就是一项项集体劳动、通力完成的工程，是一个个由若干股东组成的“股份公司”，只不过我是持“筹划股”与“劳务股”最多的一个“大股东”，因而自然成了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成为策划者、组织者。不过，我感到自得的是，从来没有一次是本单位领导上、组织上所培养的、任命的、指派的，而是按“社会文化生产方式”的规律和法则而自然形成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由“市场机制”而获得的。因为，我毕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部多卷本外国文学史的主编与主要撰写者，算一个有学术积累的人，因此，出版界每当要推出文化积累型的大型编选项目时，很自然就选择我为项目的“领军人物”；或者，当我产生了某种编选项目的创意时，很容易就有出版社愿意前来合作。

除个人的学术文化声誉外，更为深层次的一个历史文化根由则是，从十六七世纪开始到20世纪，法国就一直是世界文学中几乎所有重要思潮与流派的源头，对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各国文化艺术的发展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文化中占有比较明显的重大份额，因此，要制作大型的综合性的编选项目，往往需要一个在法国文化方面学有专长的人来充当此任，而我毕竟被认为是法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从我身上折射出来的这种“社会文化生产市场机制的选择性”，在我所在的单位外国文学研究所，至少在我之前就已有过其他两个先例，一是《外国文学作家大辞典》一书，此书颇具规模，出版后很有影响，是外文所各语种各国别文学的研究人员通力合作编写而成的，首席主编就是法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张英伦，既因为他首先提出了这个创意，也因为出版社看中了他有全面综合的业务素养；二是《欧美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这也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书，其主要编选者则是袁可嘉和郑克鲁，一个是英美文学专家，一个是法国文学专家。这两部书都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正是社会文化生产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因为在这个研究所，一直是苏俄学派掌握实权，全所性的综合业务项目一般都是由苏俄学派干将出面主持的。说实话，正是从这两部“先行者”编选项目中得到了启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才自认为条件并不亚于他人，何不摆脱本单位任命机制的局限，走走“社会方式”的路子？要发展自己的文化学术业务，就该多有一种发展模式，多有一条路，于是我在自己安身立命的研究所，也把“社会方式”的编选业务、主编业务开辟了起来、做大了起来，达到了“喧宾夺主”的局面。

2.分门别类清理这个人文书架

近二十种编选与主编项目好几百本书，杂然并列，不免有些凌乱散漫，我且趁此机会，略加梳理，分门别类，以求眉目清楚，于人于己都是方便。大的类别有三：一是学术评论性的项目，二是研究资料性的项目，三是作家作品选编性的项目。

第一大类，基本上有三种：《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七卷、《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九卷、《诺贝尔奖获奖者传记大系》二十一卷。其中至少有两种，从主编意图来说，是颇有点“用意”的。

《西方文艺思潮论丛》是完全按我个人的创意而办起来的，每卷一个专题，分别以20世纪西方文学中几乎所有那些“声名显赫”的思潮流派为专论对象，是这样七卷：《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意识流》《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荒诞》《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第一卷《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率先在1987年问世，最后一卷《存在主义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出版于1997年。正是处于紧接着“清理精神污染”之后的那个理性沉思期，我创办《西方文艺思潮论丛》的立意很明确，就是要对“清污”中某些革命大批判论调做出反拨与清理，在中国20世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最后那一次政治运动中，革命大批判继“无产阶级文学大革命”之后，又一次对西方20世纪新文艺思潮流派进行了一次“横扫”。《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七卷，用后来一位文化名士的调侃的评语来说，就是对此进行的“秋后算账”；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对西方20世纪新文学思潮流派的又一次“重新评价”。本学界不少著名专家学者都应邀撰文作评，其中吕同六关于未来主义、陈众议关于魔幻现实主义、李梦桃关于意识流、叶廷芳关于卡夫卡、罗新璋关于龚古尔自然主义、王宁关于20世纪文学思潮、章国锋关于后现代主义，均有重分量的大文。正是由于“论丛”实事求是精神与相对集中、相对有系统、有深度的论述，后来还曾获得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成果奖。

第一大类中的《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从我个人的主编意图来说，最是“平淡无奇”，其务实的目的不过是要为我作为研究会会长的法国文学研究界同人搭建一个出论著、出文集的平台。由于本学界的翻译成果生产力旺盛，而研究成果生产力有限，为了不浪费来之不易的出书名额，有时就不免“炒炒冷饭”来充数，但惨淡经营几年，其中也颇有学界精英新秀的佳品力作，如史忠义的《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涂卫群的《从普鲁斯特出发》、老高放的《超现实主义导论》，这前两位是留学国外多年的“海归派”，后一位则是因出路问题而流失海外的精英。

于1995年开始问世的《诺贝尔奖获奖者传记大系》并非我所主动策划的，而是与长春出版社“一拍即合”后做起来的。我之所以在当时颇有热情地承担了主编的重担，其思想根由有二。

一是多年来从主流媒体上经常看到或听到对诺贝尔奖的非议、恶评及不屑甚至轻鄙，如“有政治偏见”“保守”，甚至“反动”等，对此种极“左”的偏狭态度，我一直很不以为然，觉得推出这样一套丛书，正是展示人类的精英典范、扩建合理有益的人生价值标准的机会，值得克服一些困难去把它做好。

另一个思想根由则是，从我们这一辈人所受的品德教育中，我深感仅仅以雷锋、黄继光、时传祥为楷模，对于一个求发展的民族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更是如此，人的价值标准必须有更广阔的尺度、更丰富的内涵、更高度的智慧，毫无疑问，诺贝尔奖不失为一种宣示、标杆和启发。因此，我几乎是以一种思想热情为这套书写下了一篇我认为“言之有物”的总序，其中有这样一些话：

古往今来，在世人的头上，曾高悬着各种价值标准，而种种名义的荣誉，从爵位勋章、圣徒称号到奖状奖金，则为价值标准的最高物化体现。……

每一种价值标准，不论是政治法权的、宗教道德的、社会文化的、学术技艺的，都曾力求保持自己的庄严崇高的“仪表”，都曾声称自己的绝对与永恒。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总要把各种价值标准召唤到它的审判台前来加以检视，让它们辩明自己继续存在的理由，它严格地精选出符合人类发展方向、有助于历史进程、适应广大人群的利益与需要的那些价值标准，让它们成为支撑人类永恒精神文明建构的有力支柱，而汰除掉那些出于谬误观念、狭隘利益、偏激需要的价值标准，不论它们是以何种神圣的名义而显赫一时，而具有不可抗拒的威严。……

在20世纪这样一个各种意识形态、各种制度、各种民族国家利益、各种思想观点尖锐对立、激烈撞击的时代，诺贝尔奖历年各方面的颁奖对象，并非从未引起过任何异议。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很自然的。但比起种种偏激狭隘的标准，诺贝尔奖毕竟更具有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公正的态度，合理的取舍，毕竟是为地球上更广大的人群所认同、所推崇，毕竟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它之所以能保持这种全球性的崇高地位与长存性，就在于它的价值标准中有一最简单然而也最可贵的精髓，那就是提倡为全人类的进步而有所作为。……

我以上这些话没有白讲，至少据我所知，就有一些有识之士很注意这篇总序，称之为“有针对性”“颇有新意”“有些意思”“值得一看”的文字。

到1999年止，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二十一种传记，其中有文学家法朗士、莱蒙特、贝克特、聂鲁达、索尔仁尼琴、福克纳、马尔克斯、莱蒙特、吕克维奇、安德里奇、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有政治、社会活动家罗斯福、阿拉法特、佩雷斯、拉宾、曼德拉、萨达特等。参加写作传记的，有外国文学领域里的一些著名学者高莽、郑恩波、林鸿亮、张振辉、张晓强、潘小松、罗海燕、吴岳添、段若川、朱景东、杨恒达等；也有其他学科特别是中东政治经济研究学科的一些高水平专家学者，如李光斌、王京烈、杨丽华等。跨学科的组稿与编务，往往存在更多困难，所幸有其他学界朋友的友好合作，也得到两个主编助理张晓强和周霞的相助，困难也都一一克服了。

第二大类中，《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是我甚为得意的一个项目，我自认为它颇有独创性，学术研究的含量比较高，后来的社会影响也较大、较深远，其打头炮的第一种《萨特研究》就是明证。我创办此一套书，一方面固然是我在批日丹诺夫之后，为清理那种极“左”的反西方文学的大批判论调而力图展示出法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个个实例，让事实来说话，以澄清历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中国给法国20世纪文学研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至少是历史资料的基础。

按我的设计，丛刊的每一卷以一个20世纪大家为对象，选译出他一些重要的文学代表作和思想理论名著，编写出他全部作品的内容提要，译介出国外论述他的重要评论，提供出他的生平年表及有关他的历史背景资料；此外，每一卷还必须有一篇有分量、上水平的学术性编选者序。按此设想，这样一本书不仅足以给一般读者提供此一作家全面而丰富的信息与知识，而且足以给以此一作家为对象写硕士论文甚至博士论文的学子提供一份相当完备的资料。我在第一个“样板田”《萨特研究》大获成功之后，又亲力亲为编选了《尤瑟纳尔研究》《新小说派研究》《马尔罗研究》共四卷，总算为“丛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后加以推广，请几位同行好友“依样画葫芦”，相继推出了沈志明的《阿拉贡研究》，罗新璋的《莫洛亚研究》，金德全、李清安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李清安的《圣爱克絮佩里研究》，张寅德的《叙述学研究》，以及吴岳添的《马丁·杜伽尔研究》共十种。到了90年代初，出版社因此种专业性强的外国文学书籍“不赚钱”而把它停了下来，令我十分遗憾。

在我的编著成果名单中，第三大类即作家作品的编选性的项目显然占绝大的比重，从篇幅来说，足有数千万字之巨，在此一类十二个项目中，我更为重视的是这样六项：《F·20丛书》七十卷、《雨果文集》二十卷、《加缪全集》四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十八卷、《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十四卷、《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八十卷，它们每一种都有我感到得意的“可取之处”，就像自己一大群孩子中有几个被认为有其优质长处而较为得宠一样。

《F·20丛书》的全称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1986年问世，1999年终结，共出版了七十卷，漓江出版社与安徽文艺出版社平均分担。这要算我的“得意之作”，从策划、创意到主编运作、组稿、审稿、发稿一直到丛书图标的设计、开本的大小，当然更有几乎全部七十卷的序言，都出自我的亲力亲为。心血所在，怎能不特别钟爱？

我做这件事的明确目的就是要在中国为法国20世纪文学建立一个相当完整的文本文库，因为在当时，法国20世纪文学的绝大部分代表作家仍未在中国得到翻译介绍。经过惨淡经营十多年，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七十卷的规模基本上把法国20世纪文学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品都“一网打尽”，其中绝大部分作家作品在中国都是第一次得到翻译介绍，或者是第一次得到应有的地位和恰当的阐释，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套丛书是一套开拓性的丛书，因而也是一套首创性的丛书，其结果，就如同在中国为法国20世纪文学整体创设了一个豪华的文学橱窗，我相信在20世纪90年代，恐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化界对另一个世界文化大国的文化译介做到如此大的规模和深度。说实话，这是中国文化出版界的骄傲，这更是我作为一个有为的中国文化人感到自豪的一点；还有一点也令我“沾沾自喜”，那就是七十卷的几乎全部译本序均出自我手，而且在内涵与文采上都还算有点讲究，在文化学术界也广受称道赞赏。我自认为把主编工作做到这个份上，也算达到了此类劳动的极致。

在我所主编的书中，《F·20丛书》可算最“轰动一时”而又“声名远扬”的一种。在当时八九十年代，我外出讲学或参加文化活动时，就经常遇见热心的读者持《F·20丛书》的译本前来要我签名，而多次文学会议期间，我至少遇见过好几个在国内享有盛誉的作家主动向我垂询《F·20丛书》的情况，并多有佳评，有的溢美之词甚至使我颇感受之有愧。看来这套书很得中国创作界的青睐，有一位著名作家为了力争把七十卷都收集齐全，还曾请我相助。至于为了要将整套书收集齐而去市上花高价淘书的热心爱好者，我也曾碰见不止一个两个。正因为如此，国内出版外国文学译本享有权威地位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决定以“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的名号，再版这一套已经绝版的书。此“译丛”于2011年出版问世，分辑出版。仍以《F·20丛书》为例，每辑七种，后来出至第三辑共二十一种后，上海译文出版社有违初衷，决定停出，原因是该“译丛”“不赚钱”。一套有文化积累价值、声名卓著的书于2014年“寿终正寝”，消息传来的那天，正是莫狄亚诺获诺贝尔文学奖消息公布之日，而《F·20丛书》正是在80年代把莫狄亚诺重点引进中国的一个主要渠道。

二十卷《雨果文集》在我国迄今出版的所有外国作家文集中，大概要算规模最为宏大者之一，共约一千万字，选入并译出了雨果在诗歌、小说、戏剧、文艺理论、政论散文等各领域所有重要的代表作。雨果的创作量在世界作家中要算最为宏伟的一个，足有数千万字之多，要从这么多的作品里选出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来，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何况还要一一约请译林高手进行翻译，我自己也承担了文艺理论卷的翻译。而后，又有繁重的编务劳动，除编务性的说明文字外，还有总序及诗歌、小说、戏剧、文艺理论、政论散文五大部分的分序要写，这是我对自己额外的要求。一般译文集的主编是很少写序或写得很简单的，但我觉得既然中国人花了如此大的精力把一个外国作家集中而系统地译介过来，如果不拿出中国人对这个作家有分量的认识与见解，那就没有达到“社会文化积累”应有的标准。经过约五年断断续续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所有以上这些工作。《雨果文集》二十卷于1998年出版，次年即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而我所写的六大序言加上我所编译的大型《雨果生平创作年表》，又以其学术性另结集为专著《走近雨果》一书另行出版，总算为中国的雨果研究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在这项事业中，与我合作的译者有程曾厚、许渊冲、徐知免、谭立德、吕永祯、丁世忠、李玉民、许钧、张秋红、罗国林、周国强、李恒基等，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优秀的法语人才，他们的雨果译品在国内同类译本中当属上乘之作，他们与我的通力合作成就了这一项真正称得上“社会文化积累”的建设工程。

加缪一项目，名为全集，规模却远不如雨果的“文集”，因为按法国权威的“七星丛书”版，这位20世纪的伟大哲人作家全部创作只有区区四卷，我主编起来，编务劳动量相对就要小得多，首先不存在繁重的选目工作。我的全部任务，除承担了一种小说的翻译外，就是编审统一与写出全集的序言。同样，这一次，我极为重视总序的写作，为此也下了不少功夫，写成了国内外国文学出版物少有的学术性大序，洋洋洒洒三万余言，既是一篇有见地有分量的作家总论，也是对“荒诞——超越——反抗”这种20世纪重大哲理的严谨解说和精辟阐释，与全书上佳质量的译文相得益彰，颇受广泛好评，全书也算得上文化积累工程的一精品之作。参加《全集》翻译工作的，除本学界的老友李玉民、沈志民外，还有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丁世忠与吕永祯，他们都是译界的佼佼者。《加缪全集》2002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次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由于加缪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此书又于2010年加缪逝世五十周年之际，经过修订与补充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隆重推出新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加缪全集》2002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时，加缪逝世还不到五十年，还存在一个涉外版权问题，但中译本《加缪全集》这样大规模高质量的项目，可以很容易得到法国外交部传统的出版资助，由法国外交部替中国出版社向法国伽里玛出版社代付版权费。为此，最后有一部分联系工作，我请定居在巴黎的沈志民君就便帮忙解决。沈君富有外交才能，在巴黎人脉很广，在法国外交部与伽里玛出版社都有朋友，像出版资助这种问题，他跟法方上述两个单位打几个电话，往往就迎刃而解，国内不止一家出版社均由此受惠获益，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的《加缪全集》便是如此。我跟沈君是多年的朋友，与他有多次卓有成效的合作，纯粹出于私人的真挚友情，在《全集》最后出版付印的时候，我破例地坚持要求河北教育出版社加署沈君为主编之一。对我的善意与慷慨，沈君当然大力辞谢，但仍没有拗过我的坚持。因此，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加缪全集》是以双主编署名面世的。然而，我没想到的是，在是非甚多的学界，无风也起浪，不久，我就听说，某一位颇有影响并居于高位的人士在制造舆论，散布话语，大意是说：《加缪全集》是某某主编的，而不是柳某主编的。说实话，此种舆论用心甚恶，如此不顾事实、不择手段、制造话语的行径，令我极为愤慨，特别寒心。时至2010年，加缪逝世五十周年，既不存在涉外版权了，也不存在争取法方资助的问题了。因此，《加缪全集》经过我加以修订和补充之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隆重推出时，我吸取经验教训，特别是鉴于那位制造舆论的人士所具有的能量与所居的地位，为了以正视听，免得继续遭到中伤，我不得不将双主编改署为单主编，并在新版“编后记”中，如实回叙了我主编《加缪全集》的过程，并对沈君所做的历史贡献，表示了真挚的感念。（我这样做大概也算“亲兄弟明算账”吧）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是我自认为很有学术见解含量，而也颇具独创性的一种。首先“心理小说”这样一种称谓与归类本身在小说史研究中就有其新颖与独创，更重要的是我从世界文学发展过程中，将世界心理小说概括总结为三大流派形态：一是包括书信体、笔记体、自叙体在内的，以主观倾诉与尽情溢泄为特征的“心理浪漫主义”。二是包括政治心理、伦理心理、爱情心理、犯罪心理、妇女心理及更年期心理等题材在内的，以冷静客观地分析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心理现实主义”。三是包括意识流、潜意识、潜对话、“物”主义等手法在内的，实现作者隐退而以客观呈现为特征的“心理现代主义”。我把自己的这种心理小说史观表述为全书的总序，并以此为经纬，编选出全书的重点部分《法国心理小说选》三卷。有了这些认知和见地为“底气”，又有一种既成范本为例，我又邀约了几位其他国别文学的学者专家韩耀成、钱善行、张玲、钱满素、陈众议、高慧勤，加以推广、扩充为德奥卷、英国卷与美国卷、拉美卷、日本卷，终成《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共十三卷，其中除全面选择了几个文学大国的心理小说经典之作外，还编写了各国未入选的心理小说代表作的内容提要，用媒体的话说，全书得以成了“心理小说流派的总汇”“心理小说嬗变的经纬”“心理小说发展的碑记”，因此被评为“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此套书1990年问世后，很受文化界和创作界的欢迎与关注，可惜印数不多，未超过5000册，不久后即成了绝版书，有文化界朋友向我索取，我也无法满足。

《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顾名思义是世界各国短篇小说最为齐全的汇集与译介。规模甚大，共有十八卷，法、英、俄、美四大短篇小说丰产国，各有两卷的篇幅，其他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日本、拉美等国，也各有一卷，洋洋洒洒，可谓短篇小说之大全。要把各个国家的短篇小说精品从林林总总巨量的篇目中筛选而出，其难度如沙里淘金，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我作为主编，除进行策划、确立编选原则与选题标准，统一规格、承担编务外，只示范性地编选出法国部分共两卷，其他别国的编选都由各卷编选者负责，他们都是该国文学的权威专家，如朱虹之于英国文学、钱善行之于俄国文学、刘象愚之于美国文学、吕同六之于意大利文学、陈众议之于拉美文学、高慧勤之于日本文学，正是在大家通力合作下，全文库共十八卷得以胜利完成。同样，这一大套书的编务也很讲究学术含量，全文库有主编的学术性总序，各国别卷有编选者的分序，对各国短篇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社会民族历史内涵与思想流派、艺术风格的演变都有全面系统的论述，每序都不失为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至于方便读者的作家作品简介、篇目题解、艺术特色点评，也都做到很认真很细致，十八卷浑然一体，构成了世界短篇小说一个完整齐备的文库。“皇天不负有心人”，“文库”于1996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次年，即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提名奖”者，即无奖金仅一纸获奖证书也。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我的编选项目规模最最宏大的，它的文学版图，囊括各国文学，当然是以文学大国为重点，它的时间上溯古希腊罗马，下至20世纪，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到普鲁斯特、乔伊斯、萨特，八十个文学巨匠，八十卷，每卷一人，以相当充足的篇幅译介展示其全部文学财富（包括代表作、文学名著与理论名篇），提供其生平创作的年表，并冠以编选者进行阐释、评价与鉴赏的学术性大序。于是，每一卷皆成了一个世界性大作家创作精华之全面而集中的体现，构成了该作家全貌的最佳缩影。读者有一书在手，一个特定的文学人物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即尽收眼底矣！

我对于这套书的创意，来自法国“七星丛书”的启发。由“百年老店”伽里玛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书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大概只有英国的“企鹅丛书”在名气上与它不相上下。它实际上就是对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家进行精细、权威的编选、编纂，以推出经典的选本或文集，颇像我国出版社在《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上那么下大功夫。它起先是专以法国作家为对象，后来也扩充到一部分其他国家的文学巨匠，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在“七星丛书”中就有旅法大译家李梦华先生的译本。我在写《法国文学史》的过程中，没有少跟这套书打交道，它经常就在我的案头，是我参阅、遵循的主要依据。“日久生情”，这套书的权威性、典范性早已深入我心，说老实话，我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就是以它为楷模、为样品而“依样画葫芦”地弄出来的。

要提供高质量的作家精选集，关键要有比较权威的编选者。我首先选了几位我自己比较熟悉并在《法国文学史》中由我自己执笔撰写过专章专论的作家，如雨果、都德、莫泊桑、左拉为对象，选制出了《雨果精选集》《都德精选集》等几卷作为该书系的“样品”或“带头羊”，然后推广开来，约请对某作家有研究的学者或译家出任该书的编选者，逐步铺开。我作为一个著名的劳力，总算已在本领域积累了一点人脉，尚能“振臂一呼而有应者”，于是，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的许多第一流的学者、教授都进入了“书系”，担任了编选者，如许渊冲、郑永慧、桂裕芳、罗新璋、李玉民、沈志明、许钧、谭立德、方平、朱虹、陈中梅、黄梅、吴岳添、朱炯强、刘象愚、钱中文、顾蕴璞、钱善行、吕同六、高慧勤、张黎、刘文飞、杨武能……编选者阵容之强、层次之高在国内同类书籍中，实为首屈一指。

译文则尽可能吸收一部分“五四”以来的优秀译文，读者可以欣赏到傅雷、冯至、李健吾等大作家的译笔，同时“书系”更致力于“与时俱进”，由当代译林高手提供新的上好译文，如罗新璋之《红与黑》、顾蕴璞之译蒲宁、陈中梅之译荷马等。

研究性的选本序言，皆为编选者深入研究后真知灼见的结晶，是认知与解读一个作家的指南，构成了本书系的一大特色。

“举贤不避亲。”综上所述，这套书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其特色，的确不失为一项巨型的文化积累工程。如此大规模的文化项目，在外国文学领域尚属首创，它向文化界提供了宏丽的世界文学景观，它向图书馆、向广大的读者与藏书家提供了完备的“文献库”。

这里不妨补充一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消息灵通人士”的“非正式报道”：《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曾于前几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展览会上展出，展览会就设在新落成不久的图书馆大楼。某天，中央首长在本院一些负责同志的陪同下莅临参观，在展览会上，中央首长闲庭信步，令人意外地来到一大堆咖啡封面的套书前停步下来，取出其中的一卷翻阅了一番，一字千金地说了一句：“我对这套书感兴趣。”陪同的本院工作人员立即认真察看清楚是：本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柳某主编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四十卷。闻风而动，本院办事机构当天即与出版社联系，火速运两套进京，于第三天送进了中南海供领导调阅……按我的理解，这则“报道”是为了赞颂这位中央首长的博雅好文，却也反映出了《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本身还有引人关注之处。即使是一位普通读者的关注，对于辛勤制作者来说也是可贵的，何况是一位高层次、高修养的读者呢？

前四十卷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于2000年获中国图书奖；后四十卷则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接力，最后于21世纪头几年出版到了将近八十卷。

在我的主编项目中，有两个比较另类的，一个是《名家点评外国小说中学生读本》十卷，另一个是《盗火者文丛》十卷。这两个项目之所以有点另类，是它们多少越出了作为我本色业务的外国文学领域，且不说越出了多少，至少是有所跨越吧。

《名家点评外国小说中学生读本》所选的基本上是法、英、美、俄、拉美、日本、意大利等文学大国的中短篇小说名著名篇，作为文本并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但增加了一大内容，即中国文化名家对这些选项文本的点评。这种中西交汇融合的做法，在当时还算比较早的，颇有新意，不说是“第一只燕子”，至少是“最早的三两只燕子”之一。我当时自己也认为是一种新的尝试，而其灵感则来自中国古已有之的点评本。我想，金圣叹点评《水浒》是文化史上的佳话，当代中国文化名家点评欧美小说名家不也是一桩新鲜事？弄得好的话，出一个“名家、名译、名点评”综合型的书也未可知。关键是要组织有见地、有情趣、有文采的中国文化名家来进行点评，这是我作为主编的主要工作难度，所幸多年来我在文化界多少积存了一点“人脉”，得以邀约到一些名家参加点评，其中著名作家有王蒙、刘心武、张辛欣；著名评论家、研究家有何西来、刘士德、楼肇明；外国文学领域里既能译又能文的名家则几乎是“一网打尽”：朱虹、方平、黄梅、陈中梅、李文俊、赵一凡、董衡巽、刘象愚、梅绍武、吕同六、陈众议、高慧勤、施康强、郑克鲁、王文融、谭立德、李玉民……当然还有我自己。因为是有心做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我自己的点评量相对也要多一些才好。这套书的编辑技术工作做得也很精细完美，责编是后来在出版界很有名气的编辑人汪稼明与王瑞琳，但不知是何原因，此套书在图书市场上未能一炮走红，第一版印了五千套后，就未再版。

《盗火者文丛》是我主编项目中最边缘化的一个“另类”，它不是以外国文学作家作品为对象，而是以搞外国文学的中国学者文人为对象，一共十人，每人一卷，总共十卷。这十人是梁宗岱、李健吾、冯至、卞之琳、萧乾、绿原、许渊冲、高莽、蓝英年，还有柳某。鉴于这十人都是学所有长的学者，都曾有不止一个令人瞩目的散文集出版问世，我把他们的散文称为“学者散文”，文集选编的主要内容就是他们的散文代表作，至于学术代表作，每人则只选一篇，既标志其学者身份又显示其学术功力。我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为引起社会读者对文学领域里“学者散文”的关注，也是为了引起对文学史上“学者散文家”这个族群的关注，因为我自己很早就心仪文学史上这一类型的名家如徐志摩、黎烈文、钱锺书、梁实秋等，我赞赏他们深厚的西学学养、睿智的心境，言之有物的坚实内容不同于舞文弄墨的隽永风格。我把这类文化名家作品中对社会人生的审视与针砭，对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向往，对科学、民主的追求，视为“积习甚深、惯性甚大”的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火种”，因此，把他们划入了“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这个传统，而我选定的十人，有的本来就是这个传统中的名人，有的则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个传统的后继者。我在“文丛”的总序中说明了我的这种理解与称谓，这篇序也算在一定程度上表述了我对中国近代文化史观的核心见解。这个“文丛”也是我致力于提倡学者散文的第一步，它于2005年由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当时，该出版社负责人韩继海与责编对这套书的支持，至今使人难忘。“文丛”问世后，据我所知，它曾有幸在京城各大书店中长售而未下架。

以上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是我在退休之后不久七十岁之前已经全部完成和大体上完成的。六十岁退休后不久，我就在我陋室的门口张贴了一个告示：年老多病，谢绝来访。但我这张告示，未能挡得住有旧缘、有来头、有诚意的来访者，他们几乎都是出版社的头儿，登门拜访的目的不外是请我主持项目或主编丛书，对方往往把我当作一个某种意义上的“品牌”，我往往也就慨然应允了。从河南文艺出版社先后接受了《外国文学经典》与《思想者自述文丛》两套书的主编重任；从海天出版社先后接受了《世界散文八大家》与《本色文丛》两套书的重任；为凤凰壹力文化有限公司主编了《世界名著名译文库》，以及重印再版的《雨果文集》二十卷；为上海译文出版社主编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与《加缪全集》。

说实话，这些主编工作，学术含量不高，琐细的事务性工作就繁重如山，加以我责任心很强，颇为合作对方着想，考虑事情比较周到细致，又追求“只争朝夕”的高效率，因此，这几份主编差事我干得都很辛苦，我自认为自己还算一个合格的“打工仔”，只不过对方合作者有时候不免要忍受我的急脾气、我的直言不讳、我的倚老卖老等缺点。不过，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这些项目都获得了比较圆满的成功。其中《外国文学经典》共出版了六十三卷，《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出版了二十一卷，《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出版了一百零七种、共一百二十一卷，《本色文丛》出版了三十二种，《世界散文八大家》出版了八卷。可以说，从七十岁以来的这十多年，倒是我编书匠生涯的丰收期。当然，除这些主编任务之外，其中对我个人最有意义的是，应海天出版社诚约，我将个人所撰写的文字与所翻译的作品汇集编撰成《柳鸣九文集》（十五卷）顺利出版后，又协助他们完成了在深圳、香港、北京三地举行三次首发式的盛举。在概述以上这些合作与劳绩的时候，我要特别向以上几家出版社表示衷心的诚挚的谢意！

我之所以进入古稀之年之后，还能以自己这点不自量力的“余勇”与迅速退温的“余热”承担起了这些项目，并完成得相当圆满，不外有这样几个动力：其一，我不失为一个有信仰有理想的“精神苦力”，我信仰优秀的文化，我信仰有精神价值的书架，我有“为了一个人文书架”的人生追求，我有为社会文化积累添砖加瓦的人生理想，而且至今不衰，所有这些支撑我担当了辛劳，承受了打击，度过了我个人生活中的沟沟坎坎。其二，我痛感当代中国社会物欲权位欲的横流、功利主义的张扬、人心的浮躁；痛感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的滑落、优质文化的贬损，我在多篇大项目的序言中都表述了这种忧虑，我想对文化、对人文精神、对优质精神价值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其三，也为了给我的同行同道、与我同命运的文化才俊、学术精英及有为青年多提供一点展示场所、活动平台、发展空间，根据我走过的路程，我知道他们往前行走都不容易，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困顿。其四，我的退休金少得可怜，我得赚点小稿费，我得为我的小孙女上大学念研究生攒点教育基金……

3.书柜前的沉思

以一己之力主编出以上所有这些项目，成书数百册，这在中国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二十多年里，的确不失为一件值得我个人欣慰的事，因为，细观其中的每一个项目，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成系统、成规模的，而且规模都相当大，有些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同类出版物中规模要算首屈一指，或者为数很少的，规模大、篇幅大这至少说明了付出的劳动要多一些，因而劳动的成果自然也要分量重一些；其二，它们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学术含量，绝非轻易凑合汇编之物，而都依据于对文学史发展过程的科学认知与对作家作品较深刻的、较有独创性的见解与心得，它们作为学术文化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是我自己作为文学史家的延伸与增生，它们之所以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其三，它们是学界良好的卓有成效的合作的例证，在译文上是与广大译者的合作，在编选上是与本领域跨分支学科的学者专家的合作，均都顺畅而和谐地解决了、完成了，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件，这是由于主编除对合作者们有充分的尊重外，还有一条世俗的小经验，那便是他自己从不经手任何一位译者或编选者的稿酬，而是尽最大努力敦促出版社直接对此负责，故杜绝了任何利益上的纠葛，而为了与学界同人共同分享这些项目成功的愉快，主编又经常邀学界朋友出任名誉性的编委、副主编以至第二主编，但并不以任何实务相烦。因此，可以说，这些成果是学界一代精英通力合作的见证，因而也最集中最完好地反映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来的中国一代精英学者与译家的专业水平。

长期以来，我有一个“持之以恒”的习惯，每当我有一种新书出版问世，我总要从出版社寄来的样书中把第一本留存下来首先“入库”。入库者，即把它装进我自己一个特定书柜里以备观赏也。最初，展品只占书柜的一层，随着岁月的推进，展品不断增加，即使把它们挤压得紧紧的，一层的空间已不够了，扩充为两层……两层又不够了，扩充为三层……一个书柜不够了，扩充为两个大书柜……于是，时至我古稀之年，在我那陋室里形成了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两大书柜并立在墙前，六大层的书柜，每格长有一米，上面紧紧凑凑地竖立着我所有撰写的、翻译的、编选的、主编的书三四百本，显露出来的书脊虽然不如隐着的书封面那么鲜亮美观，但也足以造成色彩缤纷、琳琅满目的印象……

我的陋室是货真价实的“陋”，两居室，仅三四十平方米，从未装修，还是我三十多年前入住时的老样子，水泥地并不光整，原本白色的粉墙因岁月而变得灰暗了……唯独这两大书柜里色彩明丽，而且其中还不时有新的内容添加进去，它们正面对着一个长条沙发，那是我经常倚靠而坐或沉思或悠然自得或出神发呆的地方……不论什么时候，坐在沙发上，面对着这两个书柜，我总有赏心悦目之感、沾沾自喜之感。疲惫时，我在这里得到酣畅的休息，恢复了元气；苦恼时，我在这里得以豁然开朗，如释重负；陷入困顿或遭到打击时，我在这里获得了温馨的慰藉与安抚；无所事事时，则在这里又获得起步前行的方向。因此，这儿是我的“绿洲”、我的“家园”、我的“疗养胜地”、我的“加油站”……

这儿也是我的“沉思之亭”——几十年前，我游巴黎枫丹白露，见过湖里岛上有一圆筒状的小亭，听说，那是拿破仑常去独自沉思的处所……这两大柜书，终归是一份清单，是一份劳绩，是一个过程，它面前的这个空间，自然就成了我的“沉思之亭”，它唤起往事与回忆，它标明意义与启示，它不免使我思考我的经历、我的条件、我的故事、我的形成……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是如何做成这些事情的……用时髦的术语来说，也就是我的存在，存在状态与存在本质……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敢说我完全做到了这点，但我尚能要求自己这样做，对自己也还算有个基本清醒的认识，当然，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头脑发热、飘飘然不能自持的时候也常有之，不过总体上还从未忘记自己的“斤两”：我体魄不健壮、精力不充沛，从小就没有通宵达旦苦读的身体本钱；智力平平，既无过目不忘、博闻强记的本领，又无文思敏捷、下笔如有神助的才情，不是在文化学术上能干大事的材料；我出身“寒微”，家庭与“书香”无缘，父母仅有低层次的文化，我不像很多文化学术大师那样早就有“家学”垫底，具有深厚的根基；我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闭关锁国的那个时期，不像好些前辈学者那样“喝过洋墨水”，也失去了我的很多后来者那样的在国外获深造的机会，属于“被耽误的一代”……说实话，凭我有限的资质与条件，能进入学术文化领域的较高层次，已经是“撞上大运”了，而终能在这个领域里交出这样一份劳绩，那就更是使我自己有时候也不敢相信的“奇迹”……我难以相信所有这些竟出自我手，难以相信我能做出这许多事情……

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或者说，一切存在都具有其根由。我得由自己来说出若干根由。

我感到欣慰的是，所有这一切首先应该归功于我治学的勤勉。“勤能补拙”，我从小就相信这条古训，我深知自己虽然并没有拙到“不可雕塑”的地步，但要补上自己所欠缺的“大聪明”和“小聪明”，就必须勤奋、努力，从我进了初中开始“开窍”脱离朦胧混沌的状态后，这就成了我求学中的基本态度，一直沿袭了下来，而且愈是考进了北京大学，愈是进入了学术文化领域，勤奋治学的强度愈是大有增加。从大学毕业进入职场后，数十年来，我基本上是过着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休息日的生活，熬夜开夜车更是日常习惯，只不过因为我体力不强、精神不济，我从不敢通宵达旦，总要为自己第二天的“接力跑”留一点后劲。每天，就像驴马拉磨一样，周而复始围绕着自己的业务打转，心无旁骛，生趣寡然，疏远了几乎所有的生活乐趣：旅游之乐、远足之乐、歌舞之乐、烹调之乐、口腹之乐，更杜绝了花木鱼虫、琴棋书画等雅兴与休闲情趣，仅有的调剂只是听听音乐、散散步，找一个场地活动活动半小时筋骨或者骑自行车到附近街巷里溜达半小时、一小时……

整个生活就像一块硬涩涩的面包干，……如此如此，基本上数十年如一日。因此，当我在北大的老同学不少人还“满头青丝”的时候，我就已经是“白发苍苍”了，难怪不止一个人这样告诫我：“老柳，你把自己用得太狠了。”对此告诫，我却从不在意，仍按自己原有的惯性继续运转，甚至心里认定，书斋学者的生活本就应该如此，特别还援引康德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因为我从一本书上看到，这位德国哲人的生活就很简单，机械而枯燥，如硬面包干……甚至，就此我还有过一次小小的“不当之举”：1980年我在波士顿的时候，有一次，朱虹带领我去拜访哈佛的大学者艾伦教授，他比我年长约二十岁，我对他是仰头而视的，为了奉承他治学的专注执着，我自作聪明地援引了心中楷模康德的生活方式，没想到我这一拍拍到了“马腿”上，艾伦对康德的生活方式很不以为然，懔然与之划清了界限，当时使我颇感尴尬。实际上，艾伦作为一个学者，不仅学问做得大做得精，而且生活内容也很丰富，兴趣爱好也很广泛，后来，他来到中国，看过一次京剧后就如醉如痴地爱上了这种中国的国粹，而我接触京剧的机会比他不知多多少，但我一直没有入迷，直到自己锐感年迈体衰因而大减劳动强度的这几年，才经常为了看李胜素的《贵妃醉酒》、程派诸名旦的《锁麟囊》而特意守候在电视机旁……

虽然我知道自己为了这点学业而丢失了很多东西，也扼杀了不少兴趣，虽然近年来每次故人聚会之后，我总耳闻朋友有“柳某比同龄人衰老”之叹，但我只要一面对我的两大书柜，或者只要一想起我的两大书柜，我就至今无悔，我觉得我按照自己的条件、自己的方式利用好了我的时光，我对得起自己的岁月。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至少到我这一代人为止，一般都很安于在自己的耕地上辛勤劳作，安于自己的“本分”与“职守”，只求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但中国之大，容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时候，也经常有之，甚至有时更惨，或无果而终，或蒙冤含屈，或遭“灭顶之灾”……我还算“运气好的”，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浩劫中被断送了整整十年外，其他时段的生活和工作还算安定，特别是我的本职专务工作一直持续未变。虽然我在前行的道路上也有不少坎坷和崎岖，甚至有过被“打闷棍”的遭遇，但终究无致命的大灾大难，基本上保证了我“耕作”的一贯与收成的稳定。我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很好的“规矩”，那便是研究人员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而用不着“坐班”，我颇得益于这个“规矩”，它保证了我有充分的研究工作时间，有了时间，总能有些出息，不过，说老实话，我两大书柜中的相当一大部分成果，都是在我退休之后，也就是在我六十岁到七十五岁之间摆弄出来的，当我被“一刀切”、限定在六十岁那年准时退休时，我还多少有些微词，因为眼见研究所领导的不止一个嫡系骨干以这种名义那种名义而延迟退休或另获续聘，心里不无不平衡之感，但现在看来，我的准时“被退休”使我更处于一种更为自由自在的“自我选择”状态，至少使我免去了各种会议的义务，而在我们国家，有许多会是很耗费人的精神的……就这一点而言，我得感谢研究所领导上组织上早早地将我“放归山林”，倒使我更充分地“发挥了余热”。当然，我更得感谢的是我六十来岁时所碰上的改革开放的时代，使我勤学有果而非白白浪费，特别是“清理精神污染”这一阵狂风刮过去之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理性的沉思阶段，在这个阶段，优秀外国文化得到了尊重和普及，对经典作品的仰视和敬畏还没有被后来的媚俗文化、山寨文化、恶搞文化及看图识字文化的浪潮所冲击，因而在中国文化出版领域里曾经出现一个对人文文化的积累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我正好作为一个“有准备的人”，适应了当时的文化出版需要，成为一个经常中标的“领头羊”，承担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文化工程，从而把自己的学识和岁月物化为一个个项目、一套套书而留存了下来……

我得感谢时代，感谢时代使我的成果有了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