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伪满洲国上学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在伪满洲国上学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在伪满洲国上学

孙一

孙一，曾用名孙世隽，男，汉族，1923年7月8日出生。辽宁省新民县人。1929年沈阳直隶会馆小学一年级；1930年锦西小学（连山小学）；1930—1931年葫芦岛小学二年级；1931年9月因日寇侵占东北到北京避难；1932年北戴河海滨小学；1932—1935年天津四存扶轮小学；1935年下半年新民第三小学六年级；1937—1940年新民第一国高；1941—1943年新京医科大学；1943年8月流亡关内，入西安“战干团”；1944年四川北碚江苏医学院四年级；1946—1948年长春大学医学院五、六年级；1948年毕业，参加人民解放军第22后方医院任军医；1950年8月复员；1951—1989年大虎山中心卫生院医生、主治医生。

我不认识“の”这个半拉圈

1923年7月8日我出生在新民一个小自然屯，家里是以农为业。父亲在辽宁省政府当小职员。我3岁到沈阳，7岁入直隶会馆小学。我读书不好，好淘气，考试常在末尾，家长对我不抱希望，1929年到葫芦岛念二年级。在葫芦岛海边住，非常爱海，也学会了踢足球。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于当年9月逃出东北到北京，因为生活条件不好，1933年冬患严重猩红热，被协和医院拒绝治疗，认为一定得死。不料我吃了一种父亲查中医书看到的药，吃了一小盒就起死回生了。我有幸活了下来。由于父亲调动到了北戴河海滨，我又入了那里的小学，还是不好好念书，后来又转到天津入了三个小学还是考在后边。可是我在天津由于有大卡车宣传抗日，我初步明白了什么叫爱国，我多次看国货陈列馆，受到民族主义教育。天津大街上经常有日本军小队走过。他们和保安队一双一队地在大街上站岗，而且日本军人就在大街上撒尿，对中国人毫不在意，其嚣张气焰可想而知。我开始对日本人有了憎恨之意。(www.guayunfan.com)1935年8月我从天津回到东北老家，我变成了所谓的“满洲国”人。我父亲原是张学良底下的小职员，他因肾炎不愈在天津北宁铁路局去世。回到老家后叔伯大哥把我安排到新民第三小学插入六年级。我一贯不好好学习，头半年（六年级的后半年）没学好，第二年又复习了一年六年级。1935年我初入六年级的头一天就上了日语课，是个名叫小林的日本人教的。他让同学们两手直伸在桌子上，把一本日语书直直地立在两手之间。我当时因没有日语书，只能看着同桌那位同学手上的书本，我看到的是第十二课“田中の家”，我不认识这个“の”字，也是第一次见到日本字。我心里想，这个半拉圈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又仔细端详了这个叫小林的日本人。因为我已经受过许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抵制日货的宣传教育，我越看这个小日本越生气，他长得和中国人差不多，但眼神和说话都很凶，我烦极了。因为我才13岁，没多大主意，看别的同学都很老实，我也就逐渐地适应了。那时日本人对小学的政策是加强日语学习，加强“日满亲善”、“日满协和”、日本与满洲国人是“同文同种”的思想教育，减少或消灭小学生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教育学生绝对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在升旗或有什么会议时要向东京遥拜，向新京遥拜，要唱“满洲国国歌”，要把学生全部培养成和日本人“一心一德”地忘记或不知中国为何物的有奴性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任意奴役他们统辖下的伪满国民。

我学日语有点小聪明

1936年，我受到大哥的一次严厉批评后，开始特别努力学习，我发现了我并不是特别笨，特别是记忆日语及日语发音有点小聪明，我的算术更叫大哥满意。“五百难题”我都能列出式子。结果那年小林把我推上了“新民全县小学生日语演讲会”的讲坛，他给我写的稿子，题名“历史”，我在第三小学，就选一个人。第五小学也选一个人，是女的，题目是“精神”，因为第五小学的日语老师也是他。这两个题目的内容完全是为“日满亲善同文同种”这个思想展开的。

由于学习上来了，当年12月，我考上了新民师中初中班一年级。到了中学，日语更重要了，日语老师全是日本人，由于大家全说“日本语不用学，再过三年用不着”，我们全不好好学。学校还安插一个日本副校长，他的实权超过当校长的中国人。真实地说:整个管理学校的权力都握在他的手里。显然，学校越高，他们的奴化教育宗旨越明显，越强化与深化。

中学时代大部分同学是住宿的，宿舍叫“斋”，一个“斋”三间房，六铺炕住26个人。舍监是日本老师一人，听他们话的中国老师一人。吃饭时先在饭桌旁坐好，等舍监老师来后，全站起来，老师一点头，大家说声日本语“戴まます”就是“敬领了”。意思是日本天皇赐给的饭食，我们敬领了，开吃了。他们不叫学生了解这饭是农民赐给的，而是日本天皇赐给的，这里不是充分地体现了“奴化”二字的真谛吗?学生们太小，没有闲工夫和能力去细想这些事，只有在后来长大了掌握一定知识和经过一段生活实践才逐渐明白。可是确有一部分人被他们的毒箭射中，奴化有成，稀里糊涂奴颜婢膝地为他们侵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堕落成为他们卖力的人。尽管人数极少，但这却是中国人的悲哀与耻辱。

前面说过，我们的宿舍叫“斋”，在这个“斋”里我住了四年，这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从15岁到18岁，整整四年除白天上课，放暑寒假回家，其余时间，如星期日，晚自习后，午间、夜间、早晨全是在这里度过的。在“斋”里，同学们各年级的都有，说各式各样的话，做各式各样的事，各种表情，我都听在耳中，看在眼里，特别有意思。

因为有的老师在上课时宣传抗日思想，述说中国抗日前线的消息，学生们都受到一些爱国主义教育，所以不免在互相唠嗑时流露出反满抗日的思想。有的因此积极学习，锻炼身体，准备为抗击日本人积蓄力量；但也有的暗自与女中学生搞恋爱；有的看武侠小说，而且成迷；有的数学好，被叫做数学家；有的又叫诗人。虽然大家才是中学学生，却也有些才华外溢的味道，在这个环境里很有一股学府的意境。

我的日本老师

一天我们学校来了个日本老师，二十二三岁，小个子，长得很漂亮。他给我们上第一课时，特别和蔼可亲，大家不论怎么闹，他总是乐呵呵的，不申斥学生。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没有经历过这样可亲的日本老师。我们以前的日本老师总是板着面孔，说话态度蛮横，一不小心就要被打骂。可是就是这个叫高木的日本人在过了两个多月之后突然一变，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总是怒气冲冲，每天在上课时一遇学生有不顺其心的时候就骂声不绝，动辄出手打人，成为学生经常恐慌和防备的人。我们以后才弄懂，日本人侵略中国，杀人放火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大资本家的鼓励下，实行对外扩张主义的行为。真正的日本老百姓也是非常朴实善良能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的。这个高木老师被派到中国当教员之前也是属于日本人民的范畴，他还没来得及染上军国主义那一套思想，可是在中国多年的日本人，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的卫护士。这个高木经与在华的日本人接触之后，就如梦方醒，刚刚知道日本人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侵略、奴役中国人，因此他就开始变质了。

还有一个日本人也像高木一样，他就是水落泷男，是1939年增援侵华日军经过新民休整时的一个日本军人，是一个下等兵，那时他们的小队住在新民中学的大礼堂里。水落泷男进驻学校以后，不几天就到我们宿舍（日本人把宿舍叫做“斋”）来了，看看这看看那，和学生们打招呼，最初待不一会儿就走了，以后再来就和同学们更熟了。他有一次把没有反正的日本军用袜子放在我们宿舍晾晒，后来又送给我们每个同学一双袜子，一个月的工夫，就和同学们更熟了。他说家里种田，很困难，妈妈就他一个儿子，没说更深的话语，我和他很熟，但我内心里对他总有些戒备。过了几天他们就开拔了，人们也没感到什么。过了二十多天，他突然给我来了一封信，是从义县来的，信里有强烈的厌战情绪。他写道:现在我还活在人世，我不知道过些天，我会暴尸何处，我妈妈在我离开她的时候的哭声，依然响在耳边……以后这个人就销声匿迹了。可是我们后来清醒地想一想:他能不去打中国人吗?他能不听上级的命令吗?当时我们还不知有“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所以只看他的表面。因为他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必将接受更严厉的军国主义教育，他也必将和其他侵略者一样去屠杀中国人民。那时他刚刚在日军兵源欠缺的情况下紧急应征，还没来得及武装到牙齿，所以他还流露出一点人性。

前面说的“斋”我们一共住了四年。管理“斋”的是舍监老师，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老师。我们同学几乎在这里都挨过日本老师的打骂。每天晚上九点熄灯，熄灯后绝对不许说话。孩子们都小，顽皮一些，有时扳不住，可是日本老师早已在外边偷听了，他一旦听见动静，就很快闯进宿舍，大声吼叫:“混蛋!都起来!混蛋!混蛋!”大家起来之后自然地站在自己的被褥前，并且站得溜直等候一场打骂。日本老师先从斋长起，一人一个大嘴巴，打到二十五人，最后打的是副斋长。然后大喊一声:“立正站着吧!”就扬长而去了。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好像要笑，又好像要哭，更好像要骂或要说什么，但谁也不敢再吱声了。过两个钟头或更长时间，日本老师睡醒一觉又来了，他大喊一声“睡觉”，就又走了。

有一次我和四年级的表兄陈崇德在九点熄灯以后偷偷到图书室看书，被堂役告发，高木打了我们俩，我表哥个子高，高木就蹦起来打嘴巴，打得非常狠。后来我表哥决心考军校，等毕业后报仇。1945年日本投降后，表兄去新民县寻找高木，但高木早已不知去向，找了又找终未找到。

中国人的精神决不容易被消灭

中国人的精神是顽强的，决不容易被消灭，中国人的志气是坚定的，决不随便认输。学生们虽小但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一旦明白了道理，就想方设法学习本领，锻炼身体，积蓄力量，为将来做准备。我们在奴役下，仍然乐观地学习修身，我们组织“炕队”，每炕出11人，对面炕两队于星期日早晨到操场比赛足球，各班之间乒乓球、篮球、网球也经常比赛。十冬腊月，寒气逼人，我们就穿一件线衣，练跑步。同学间有互相感情较近的就组成金兰小组，如同拜把兄弟，照相片，互访家庭。但因无人组织领导，所以在中学时期未曾组成抗日组织。

从1938年起，日本人把中国的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的六年两级中学制改为四年国民高等学校，以此降低中学阶段的教学质量，以期使中国人的智力和知识量减少，便于其统治。我在新民县是最后一班初中三年，1940年成为国民高等学校四年级，新招的学生即为一年级。国高毕业即可考入伪满各大学。

我在1940年末考入了新京医科大学，于1940年12月入学，预科四个月，自1941年3月末转为本科。伪新京医大是四年制。我住宿是在“圭泉寮”里，“寮”就是宿舍的意思，寮内有日本舍监，大概有三人，轮流值班。每晨有早操，晚间9点点名，点名后睡觉，睡觉时间随便。我那个班是第六期，中国人52人，日本人40多人。“圭泉寮”离校舍11华里，来往可以乘公共汽车也可步行，那时买一辆自行车是困难的，只有一两个人有自行车。

预科完了，我们开始一年级的学习，这时进教室的还有日本人，40人左右。很自然地分成一堆是日本人另一堆是中国人，中国人坐左侧，日本人坐右侧，两方讲话的时候很少。日本人被称为“日系”，包括中国台湾人和朝鲜人（1895年清政府割让台湾、朝鲜给日本）。中国人叫“满系”，包括蒙古人。课程主要有解剖生理、生化、药理、细菌、卫生，中国人还有日语、德语（日本人也上）、军训。三年级开始有临床各科。四年级开始到附属医院实习。

日本在东北有一套大陆医学政策，我知道得也不够全面，总的政策是为长期统治东北进而长期奴役和侵略全中国输送卫生医药人员，除在东北培养中国人外，还培养一定数量的日本人员以备日后领导和指挥东北的医药事业，还想将一部分人员向伪军输送。他们尽可能地使这部分人员在思想上踏踏实实地按照日本人的企图进行工作，亦即将所培养的人员作为他们的奴仆，唯唯诺诺，听其指挥，这与在其他领域上的奴化压迫政策是一致的。

我在新京医大读书，精神感到十分压抑，日本同学那种傲慢神情，教授特别是舍监、军训教官和某些管事务的日本人歧视中国学生，张口闭口“满系”，轻蔑中国人的口吻十分令人厌恶。我的同学也大都与我有同感。日本人是想长期侵占中国土地的，他们用这种方法能统治长久吗?有的人暗暗地流传以测字的方法宣传日本人只能在东北待上14年，他们说“康德”这个“德”字就是二人十四一心。当然这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说法，虽然后来确实是统治了14年就战败了，这当然是偶合，但也是中国人在各个方面表露出的反满抗日情绪的一种抒发形式。

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和学校当局（扩大说去是和日本统治者）的矛盾，由于时间的延续越来越尖锐，他们在许多方面监视中国学生的行动也越加紧密，而且在物质待遇方面出现了十分露骨十分卑劣的做法。从1942年下半学年开始对在一个食堂吃饭的两系学生分细粮与粗食不同的配给。同在一个食堂，同在一个时间开饭，而供应中国人的是高粱米，供应日本人的是大米，红白分明，两方互看，中国人的心都碎了，那种反满抗日的激情一下子就激发出来。在这种歧视到极致的情况下，同学们含着眼泪，抑制心中的怒火，相信会有一天这种怒火一定能燃烧起来，驱除或消灭这些被我们恨之入骨的敌人。

1943年，日本人为了防御苏联向东北北部进攻，在沿黑龙江及东部边境一线修筑边防公路，以“勤劳奉仕”名义，组织伪满新京各大学学生约2000人，乘16节车厢自长春至离绥芬河八里左右的道河，在7月极其炎热的时候坐两天火车，又行军四天到达筑路现场，修路一个月。学生们被组成小队、中队、大队，小队由日本同学担当队长，中队由日本教官当队长，大队是由日本军队的一个上尉当队长。早晨四点钟起来就干活，一直干到下午五六点钟。每顿饭都仅能吃六分饱，两个人一饭盒盖草米，而且负责分粮的日本同学对中国学生不公平对待，发给日本人的是饭盒盖挂尖，给中国同学发的是多半盒盖。给我们小队发粮的是我班日本学生有马士朗，中国学生对他恨之入骨。

我们的小队长叫直江善男，是我班同学，这小子打人特别狠，就是把手叉在腰上大口骂着“八个牙漏干巴累”（日语，意思是“混蛋!快干”）的那个人。他替学校的卖店卖烟（商店主人是日本人）丢了15元钱，真丢假丢不清楚，倚仗权势，想叫中国学生为他拿钱补上。一天他把全队学生集合起来，先是找碴儿叫出李树春、岳恒同、朱玖瑜三同学借口想打他们，并告诉大家要分担丢掉的15元钱。其实一人才承担一角多钱，不到一个面包钱。因为不论什么事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当天我因闹肚子，呆在帐篷里，一听这个情况，就跑出去和他讲理。我说你丢了钱应由你赔，谁知你是丢了还是花了?他听了对我说，你晚上到我帐篷里来。当晚我俩就开始谈判，谈至一根蜡燃完，我说回去问大家，成否明天咱们再谈。最后不了了之，谁也未付一分钱。

连当时已经算是日本人的朝鲜同学和中国台湾同学虽然待遇与日本人无异，但和日本人也不是一条心。我主动地接近了一个中国台湾同学名叫叶鸣冈，一个朝鲜籍同学南乡耘梓，摸摸他们的底，虽然有些冒险，但最后也安全地和他们沟通了思想。

禁烟总局在新京医大设立助学金

我还要补充一件事，是关于禁烟总局在新京医大设立助学金的事。

1941年，伪政权为了把禁烟总局的功效提高一步，为新京医大设立助学金。接到助学金的学生要在毕业后至少在禁烟总局所属部门工作五年。首先在1941年入学的52名中国学生中发放5个名额的助学金，每人每月40元。

禁烟总局明为禁烟实为卖大烟，而且每年都扩大规模，使东北人的吸烟人数不断增加。每个区（如今的乡）都有鸦片贩卖所。在各县城都设有烟馆，那里喷云吐雾，每日烟民不断出入，个个面黄肌瘦。在各大城市的一些角落里，所谓披麻帘袋的生活潦倒的吗啡客到处可见，最后死在街头的不在少数。

长春鸦片厂，规模相当之大，和搭炕的土坯一般大的熬好的烟坯堆积如山。把这些烟坯切成小块，包装成烟泡，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以每个三角二分的价格售给百姓。当时的三角二分能吃好几天普通伙食。

禁烟总局的一个司长伊藤亮一，是新京医大的药物学教研室的负责教授。讲到鸦片这一药物时他向学生说:“你们猜猜，从奉天南满站到日本神社区这条大道上就有一家不卖鸦片（包括白面），你们说是哪家?”学生说:“猜不着。”他接着告诉学生说:“家家卖鸦片，就神社一家不卖鸦片。”他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幸灾乐祸，是一种满意，是赞美日伪以毒品慢性杀人的政策的成功。日本军国主义者除以利刀杀人而外还以毒品杀害中国人民的史实，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但是设立助学金的殖民主义者的企图并未得逞，那些领过助学金的人未曾为他们工作过一天。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例如自1942年秋季开始的分餐待遇，即日本人吃大米，给中国人吃高粱米，而且在一个食堂里，桌挨桌，凳挨凳，互相都看见对方饭碗里的饭粒了。中国人有意进行一次行动，因为我和李树青、朱玖瑜在1943年8月26日毅然走向内地去抗日，而未掀起这次行动。对于学生加入读书会，马克思主义传入十二班，三人逃出伪满，日伪当局为了镇压反抗又一次大规模逮捕爱国人士，我们同学被捕数人，其中二人因长期监禁感染肺结核、肠结核，在出狱之后不久即相继死去。日本由于盲目发动太平洋战争，战域扩大，兵源枯竭，日本人民生活陷于困境，但日本军国主义者仍在宣传“一亿一丸”即一亿日本人民团结成一个丸那样，侵略到底，并提出“月火水木金土土”，连星期天也不要休息地工作，号召日本老百姓要努力拼命为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但历史是无情的，正义的战争一定打败非正义的战争，日本的失败已指日可待。

在1943年全长春大学生赴绥芬河一带“勤劳奉仕”时，新京医大学生掀起一股消极怠工抗日的浪潮。其后又发生了向日本学生饭筒里投放伤寒杆菌，约使21个人患上伤寒的抗日行为。我班同学李树春（现任佳木斯医科大学儿科主任，佳木斯市小儿脑瘫防治疗育中心主任，康复医学院名誉院长）曾由新京医大细菌教研室拿出一管肠伤寒细菌放在日本同学的饭筒里，造成日本人20人、朝鲜人（当时是当做日本人）1人患了肠伤寒，日本当局把新京医大宿舍（“圭泉寮”）包围隔离，并怀疑了投菌的可能，经当局调查细菌教室桥本多计治教授时，他说:“我教室的细菌没培养到能致病的阶段。”这样经过数日才撤退了包围隔离。

我从1941年考入新京医大以后就有了跑出东北参加中国抗日队伍的念头。我的同学把细菌放入日本同学的饭筒内造成21人得了伤寒病，日本宪兵队认为这事可疑进行调查，加上我在道河“勤劳奉仕”时和日本人打架谈判等原因，我们几位同学想到应马上到内地去抗日，于是我从同乡朱裕民处得到去内地的线路，约定李树春和朱玖瑜一同跑出伪满。1943年8月26日我们终于拿着自制的假“出国证”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