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伪军里入党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在伪军里入党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在伪军里入党

郭维治

郭维治，曾用名，张澍铭，男，满族，1919年6月9日出生。辽宁开原人。1936—1938年在奉天第一工科高级中学校上学；1938年升入奉天工业大学。1941年10月经东北抗日联军地下党组织发展吸收加入北满抗日执委部的85组，不久北满抗日执委部遭敌人破坏，1942年8月进关；1943年初在汪伪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四十师师部任职；1944年4月入太行解放区第八军分区任敌工干事；1945年抗日胜利后调回东北，在旅大建国学院、大连工业专门学校工作；1947—1958年在鞍山钢铁厂先后任科长、室主任、材料处长、生产处长；1959年调入包头钢铁公司任生产处长、炼铁厂长、钢铁研究所党委书记；1978年调汉中筹备汉中钢铁厂并任厂长，1979年筹备冀东钢铁公司，1981年初调到大连水产学院任副书记、代理书记。

我哥哥在1929年参加东北讲武堂（军队学校），两年后毕业，加入张学良的保卫队担任排长职务。在毕业时发生九一八事变，他就跟随张学良的部队进关。父亲在九一八事变后在黑龙江省哈尔滨的一个电工站工作。1934年8月，因为厂长坐火车来视察，他当时没有下车，父亲就上火车去看望厂长，话还没有说完火车就开了，父亲只有从火车上跳下来，结果把腿摔断了，从此失去职业，家里更加贫困潦倒，生活的担子压在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旧社会妇女——我的母亲身上。这时姐姐初中毕业被迫辍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员，每月20元钱供养全家，这样维持了两三年。姐姐在25岁时出嫁，虽然也经常接济家里，但十分有限，家里的支柱又没了。老母不得已，把家散了伙。母亲出去当佣人，把我寄养在一个表叔家里，我靠表叔的资助念完了三年初中。后来又靠同学刘承祜、曹鹏飞和我姐姐的经济援助，读完了奉天第一工科高中电器科。毕业后，考上了主要招收日本学生来东北，为开发东北殖民地侵略中国服务的奉天工业大学。在学校里，中国学生很少，非常受歧视、受虐待。日本学生吃大米，中国学生吃高粱米。日本人住正房，中国人住厢房。中国学生常遭受日本师生打骂，我就被日本老师打过耳光。什么事都是日本人说了算，中国人无发言权，中国人在该校学习，处处事事都是亡国奴味道，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天下。

在我上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姚宏涛和巴世信总是神神秘秘的，后来我感觉到他们是在搞抗日活动。那时我是一个书呆子，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沉不住气了，想参加他们的活动。于是我给巴世信写了一个便条，上面写道:“我不是死读书的白吃饱，我希望参加反满抗日活动。”巴世信看了我的留言，找我谈了话，他说:“国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是1938年），我们不能死读书，必须参加抗日活动，读进步的书籍，寻找抗日关系。”他和姚宏涛已经组织了董鸿书、班显信、叶青林、苏为典共六个人参加的抗日活动组织，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吸收了我。加入他们的组织后我学习了许多进步书籍，如巴金的、鲁迅的、冰心的以及日文的《我的母亲》《我的童年》，还有苏联的一些书籍。看过这些书以后对我的启发很大，我感到作为一个人不能死读书，还要关心群众，还要爱国，中国人不能当日本人的亡国奴，一定要解放，这更加坚定了我抗日的决心。加入他们的组织之后，我们就进行了分工，姚宏涛是总负责人，董鸿书和巴世信负责对外联系，我和班显信负责保管书籍。那时他们在外搞了不少活动，找到了一些革命关系。我们组织的特点是不仅思想进步，而且信仰共产主义。那时国共在合作，国民党也抗日，看过一些书籍后我对国民党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不能和他们走到一起。(www.guayunfan.com)1941年夏天暑假，董鸿书回家。因表舅家有客人，我没有地方住，所以住到董鸿书家。有一天他的住处来人把董鸿书抓走了，因为我在他家住，也把我带走了，我们被押在沈阳，在监狱里我们彼此商定决不供出彼此。大约10天后我就获得了释放，而董鸿书还是被押在监狱中，经过审讯，没找出什么证据，后给他定了一个“起诉犹豫罪”的罪名，半年后获释。

我们最终找到了抗日联军领导下的北满抗日联军地下工作会，通过对方的多次了解，认为我们抗日是坚决的，信仰是真诚的，于是在1941年9月把我们发展为支委会领导下的85支部之二——之一是新京（长春）的学生，这样在1941年的9月我们算是正式参加了革命。但不久组织被日本人发现，许多领导被捕，组织遭到破坏，我们就失掉了联系。此时已到1941年底，学校开始放假了。领导被捕时许多同学回家，我没有回家。听到组织领导被捕一事我到姚宏涛家告诉他，他怕被供出，决定进关。

开学后我们开始毕业分配，我和巴世信等人被分配到新京，我在电话局工作。巴世信到一个科技研究所工作，班显信搞财务，我们三个人在长春继续搞活动，巴世信是我们的首领，我们组织了一个中学生的学习班，教学生数理化。我是他们的老师，一边上课一边传授爱国思想，这样把学生的热情都煽动起来了。正在这时，董鸿书获释，他到长春来看我。在1942年七八月时，董鸿书说在此很难找到党组织，于是我们俩决心进关寻找党组织。

在那个时候，进关是需要护照的，我们两个没有护照。到山海关站检查护照时，我们俩假装下车买东西，等到车快开的时候上了车，因此躲避了检查。我们在济南下了车，董鸿书在济南有三个同学孙百廖、潘仁田等，有两个人已经工作了，一个没有工作。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增加了不少负担，但他们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我们。到济南后不久，孙百廖就生病了，他在爱美中学教日文，让我去代课。我在代课时得到其他老师的认同，所以校长让我一直代下去，学校供吃供住，这样我在学校度过了三四个月，与抗日组织的联系始终没有什么进展，我和董鸿书决定离开这里。正赶上我和学校里的顾问发生冲突，遂辞职上北京找一个女同志介绍关系，然而很失望，没有找到那个人，我们只好又返回济南。当我们到达自己的住处时，他们已经都走了。

我找到一个当时认识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他告诉我们，我们走后日本人来抓他们，他们就跑了，那个人建议我也赶紧走。然而我没有地方可去，他见状介绍我到伪军（第四军第四师）工作，我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到了伪军中，因为我会日语，被任命为中尉副官，在伪军副官处工作。后来这支伪军转移到原河南省东明县（今属山东省），途中和日本人接触。后来我又调到第四师师部当翻译，不久提升为上尉。在工作中还负责保管收缴来的一些书籍，这些书多为八路军的书，我一边工作一边看书，思想提高得很快。

不久，军队里又来了一个新人郭鑫和，他是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派去做地下工作的，准备策反，我们很谈得来。他问我到这里做什么。我告诉他我想找共产党，他经过了解后对我说了实话，告诉我他来的目的。1943年4月我参加了他的活动，7月的时候他问我想不想加入共产党，这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情，在他的发展下，我于1943年7月加入了共产党。现在组织上已查明我们1941年参加的85支部就是参加了革命工作。那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若参加革命后三年之内和组织没有联系，以前的工作就不算了，而我幸好在1943年又与革命组织联系上了，所以我参加革命应该从1941年算起。后来伪军要移防到华中，我想趁移防的机会离开伪军。因为抗日力量在华北比较强大，我申请到军区接受训练，郭鑫和同意了我的请求，把我介绍到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我借一个出差的机会离开了伪军。到太行军区后被分配到第八军分区（在临川），在敌工科工作，接待、培训、教育俘虏，并和军区敌工部往返联系，接受他们的指示，有俘虏后就往军区送。这时已是1944年，工作了一年多后，日本投降。

庆祝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和华北伪政权成立一周年宣传画

汪精卫成立伪陆军中央训练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