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的纪实文学创作

◎章罗生

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人一样,老舍不但也有许多“纪实”创作,而且其“纪实”与“虚构”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我们在承认他们是“伟大”或“著名”的“文学家”与“作家”时,不能只看到其“虚构”创作方面的成就,而忽略或漠视其“纪实”成就及其重要意义。尤其是作为语言、幽默大师的老舍,其语言成就与幽默艺术等不只表现在他的小说、戏剧等文体中,而且也较鲜明、突出地表现在其传记文学与纪实散文创作方面。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加以重视和关注的。

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一样,老舍也创作了许多纪实文学作品。他虽没有写过严格的报告文学,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期间,他在前线生活体验了5个月之后,以老秃山战役为原型写了长篇《无名高地有了名》。该作虽被人认为是小说而被收入《老舍小说全集》等,但实际可认定为报告文学或纪实小说。因为,老舍谈到,他本来想写长篇小说,但因“五个来月的时间不够充分了解部队生活”,不能写出鲜活人物,但又“不甘心放弃歌颂最可爱的人们的光荣责任”,认为“尽管只能写点报导也比交白卷好”,因而就“把听到的和看到的资料组织了一下,写成此篇,这只能算作一篇报导”,只是“篇中的人物姓名都不是真的”^[1]。他虽没有如郭沫若那样,写有篇幅浩繁的《沫若自传》,但也有一些较零散、短小的自传文字,如《自传难写》《八方风雨》等,尤其是有《正红旗下》这样较全面、细致的长篇自传小说——虽然它因“大写十三年”等时代政治原因而未能终篇,但给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纪实文学留下了意义深远、弥足珍贵的精品力作。正是如此,有人根据以上资料等,编成“准”《老舍自传》,即“将老舍的自传材料作了适当的调度、合并、删节、组合”,并“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2]。就纪实散文而言,老舍虽没有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茅盾的《杂谈苏联》《苏联见闻录》和巴金的《随想录》那样的长篇,但也有不少短小精悍的名篇力作。据有人统计,老舍共写有散文326篇,其中《老舍文集》第14卷收录“自1930—1964年的抒情记事散文162篇和幽默讽刺短文63篇”^[3]。而据笔者考察,其中可认定为“纪实”,即以写人、叙事、纪游等为主的,约在125篇以上。而如果把“纪实”的外延进一步扩大,我们也可将《张自忠》《龙须沟》和《大明湖》等以真实人物、地点和事件为基础的作品,视为广义的“纪实戏剧”与“纪实小说”。至于因抗战爆发而仅刊载了前4章的长篇《小人物自述》,因其“主人公王一成——降生时的情况、家庭中的成员、寡居同住的姑母、父亲的早逝……无一不是以老舍本人的生活经历为原型的”,因而更应视为“自传体小说”。^[4]总之,老舍的纪实文学创作,数量虽不及他的小说、戏剧等虚构文学创作多,其总的成就和影响也不及《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茶馆》等,但却是老舍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老舍的纪实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与重要的价值意义:一是文献意义与认识价值;二是文学意义与审美价值。就前者而言,如同郭沫若的《沫若自传》、巴金的《随想录》与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等一样,老舍的《正红旗下》《八方风雨》以及其他有关自传文字等,不但通过自己的身世经历,反映了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满族贫民出身的北京青年的人生奋斗,而且从一特定角度反映了20世纪中国的忧患与苦难。如果说,《沫若自传》通过郭沫若的革命经历着重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时代风云,《随想录》通过巴金的真诚反思主要批判了“文革”与极“左”政治,《心灵的历程》通过刘白羽的内心独白着重总结了从延安时期到新时期以后的非凡历史,那么,《老舍自传》则通过老舍的幽默与苦涩,着重反映了知识分子与城市贫民在国难深重、社会动荡中的辛酸与抗争;如果说,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与《湘西》等再现了湘西社会的特殊文化与风土人情,那么,老舍的《正红旗下》与有关北京的纪实散文等,则反映了独特的北京风情与满族文化。同时,我们还从作家抗战时期写于济南、青岛、武汉等地的有关纪实文字中,不但感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而且也领悟到了这段生活经历对于作家以后创作所起的重要作用,即为写作《四世同堂》等长篇力作,在生活素材、思想感情与文字、形式等方面所作的积累与准备^[5]。不然,他抗战时期不在北京,怎么能写出真实反映北京人民抗战的《四世同堂》等作品?此外,《无名高地有了名》通过许多概括而成的人物与情节,从一侧面真实反映了朝鲜战争后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生活,从而也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当然,如果说,文献意义与认识价值是所有纪实文学的共性,即我们能通过不同的人物与事件,从某一特定的角度或侧面,认识特定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那么,其纪实文学的文学意义与审美价值,也许更能体现作家的创作个性、成就及其地位、贡献等。在这方面,如果说《沫若自传》《杂谈苏联》与《心灵的历程》等,所反映的主要是作为革命作家与文化战士的郭沫若、茅盾与刘白羽,《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与《湘行散记》《湘西》等,体现的主要是作为学者与文学家的林语堂和沈从文,那么,《老舍自传》等则更多地再现了作为文学家与语言、幽默大师的老舍。也就是说,作为“语言、幽默大师”的老舍,其形象与成就不只体现在他的小说、戏剧等“虚构”文学中,还鲜明地体现在其有关自传与纪实散文创作中。这是因为,一是“晚节渐于诗律细”,《正红旗下》等许多“自传”写于晚年,此时作家的语言、幽默艺术等已臻炉火纯青之境;二是“老舍的幽默往往挖苦或嘲弄自己”^[6],因而其“自传”文字更多充满“自嘲”。这一点,我们从《老张的哲学》等的“油滑”,到《猫城记》《骆驼祥子》的“严肃”,再到《茶馆》《正红旗下》的“纯熟”“精细”等,均可看出;三是与茅盾、林语堂等人相比,他的纪实散文更短小、精致,尤其是其叙事、写景之作,更讲究结构、意境与语言提炼,因而其审美价值与意义也不亚于小说等创作。

的确,“钱锺书的幽默是学者的机智‘讽世’,是客观、理智的会心微笑;老舍的幽默是主观‘自嘲’,是感时伤世、顾影自怜的含泪苦笑。钱锺书是居高临下,俯视一切;老舍是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从整体上来说,老舍的幽默主要属于第二种含义,即‘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幽默家的情绪是自尊和自笑自鄙的混合。这说明幽默还具有表现人故意嘲笑自己,并借这种形式揭露不合理的事物和现象的特点’。”^[7]这一点,我们从《老舍自传》中随处可见。如写自己27岁去英国时:“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也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我可也把他们说得直眨眼;他们说的他们明白,我说的我明白,也就很过得去了。”^[8]而在叙说自己有了孩子后,面临既要写作又要养家糊口的狼狈与尴尬时,更饱含辛酸的“自嘲”与“感时伤世、顾影自怜的含泪苦笑”——

小女三岁,专会等我不在屋中,在我的稿子上画圈拉杠,且美其名曰“小济会写字”!把人气没了脉,她到底还是有理!再不然,我刚想起一句好的,在脑中盘旋,自信足以愧死莎士比亚,假如能写出来的话。当是时也,小济拉拉我的肘,低声说:“上公园看猴?”于是我至今也未成莎士比亚。

……小胖子也有这种困而不睡的时候,大概多数是与小济同时发难。两位小醉鬼一齐找毛病,我就是诸葛亮恐怕也得唱空城计,一点办法也没有!在这种干等束手被擒的时候,偏偏会来一两封快信——催稿子!我也只好闹脾气了。不大一会儿,把太太也闹急了,一家大小四口,都成了醉鬼,其热闹至为惊人。大人声言离婚,小孩怎说怎不是,于离婚的官司中瞎打混。一直到七点后,二位小天使已困得动不的,离婚的宣言才无形的撤销。^[9]

总的来说,老舍的语言“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即:俗白、清浅,形象、准确,细腻、鲜明,幽默、风趣。与此相联系,其语言风格也表现出大众化、民族化与抒情性和幽默感的统一。”^[10]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小说、戏剧等虚构文学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其纪实文学创作中。如在“细腻、鲜明”方面,虽然《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长篇中有一些精彩描写,尤其是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等,其写景与心理描写也非常出色,但相对而言,老舍的一些纪实散文尤其是有关描写济南、青岛等地自然风光的篇什显得更为突出。如《一些印象》对济南风景的描写——

以颜色说吧,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把旁边的黄草盖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山脚是镶着各色条子的、一层层的,有的黄、有的灰、有的绿,有的似乎是藕荷色儿……

……这种鲜绿全借着水的清澄显露出来,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是的,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不是为谁看的。它们知道它们那点绿的心事,它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皮,做着绿色的香梦。淘气的鸭子,用黄金的脚掌碰它们一两下。浣女的影儿,吻它们的绿叶一两下。只有这个,是它们的香甜的烦恼。羡慕死诗人呀!

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山影儿也更真了。秋天秋水虚幻地吻着,山儿不动,水儿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

类似描写,不只是“细腻、鲜明”,也不是一般的情景交融,而是层次分明,动静结合,山水、诗画、光影一体,色、香、味、声俱全。当然,如果以具体景点而言,也许《趵突泉的欣赏》(济南通信之四)是其代表。它也运用各种修辞手法,调动艺术“通感”,诗中有画,动中见静,在细腻上下功夫,于鲜活中见力量——

看那三个大泉,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那么翻滚。你立定呆呆地看三分钟,你便觉出自然的伟大,使你不敢正眼去看。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冒,冒,冒,永不疲乏,永不退缩,只是自然有这样的力量!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使你不由地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

池边还有小泉呢: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小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泡,大,扁一点,慢慢地,有姿态地,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有的好几串小碎珠一齐上来,像一朵攒整齐的珠花,雪白。有的……这比那大泉还更有味。

除“细腻、鲜明”等外,从以上文字中,我们还可看到老舍语言的另一特色,即“俗白、清浅”。老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字清浅简练的著作”^[11],因而他的文学创作与语言实践都贯彻着这一目标。他在北京口语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古典文学、民间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营养,创造了一种通俗易懂、简练有力的白话语言。如《骆驼祥子》,据有人统计,只用了常见汉字2411个,因而具有小学水平的人也可进行阅读。^[12]同时,他自己也说过:由于好友顾石君供给他“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因而写作时可以“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亲切,新鲜,恰当,活泼泼的味儿。因此,《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13]。实际上,不只是《骆驼祥子》等小说是这样,以上所举的《趵突泉的欣赏》与《五月的青岛》等纪实散文也是这样,也都体现了“清浅简练”与“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等语言艺术特色。具体来说,即包括“用现成的字而设法使文章简练美丽”,而且使它“美在骨里”^[14],以及尽量不用连词,“少用专名词”,“不随便用,甚至于干脆不用形容词和典故”^[15]等艺术技巧和审美追求。

老舍语言的这种“清浅简练”等,又与其“幽默、风趣”等特色紧密相连。这一点,除有关自传文字外,在有关写景状物的散文中也表现得较突出。也就是说,在这类散文中,作家描述的并非是世外桃源,他在歌颂真善美的同时也在鞭挞假丑恶,在倾吐对祖国山河与故乡(包括第二故乡山东)的热爱时,也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与对“国民性”的批判。因此,即使是写景状物时,他也并非是“悠然见南山”而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虽然他缺乏鲁迅的思想硬度与批判力度,但也表达了一个正直文人与爱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情怀与责任担当。而这一点,也正是构成其语言“幽默、风趣”的内涵与基础所在。正是如此,《趵突泉的欣赏》中首先就有这样的文字——

……泉的所在地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一个美景。这又是个中国人的征服自然的办法,那就是说,凡是自然的恩赐交到中国人手里就会把它弄得丑陋不堪。……一座假山,奇丑;穿过山洞,接连不断的棚子与地摊、东洋布、东洋磁、东洋玩具、东洋……加劲地表示着中国人怎样热烈地“不”抵制劣货。这里很不易走过去,乡下人一群跟着一群地来,把路塞住。他们没有例外的全买一件东西还三次价,走开又回来摸索四五次。小脚女人更了不得,你往左躲,她往左扭;你往右躲,她往右扭,反正不许你痛快地过去。

《一些印象》也是如此,开头即这样写道:“到济南来,这是头一遭。挤出车站,汗流如浆,把一点小伤风也治好了,或者说挤跑了;没秩序的社会能治伤风,可见事儿没绝对的好坏;那么,‘相对论’大概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吧?”接着,写自己挑选马车时,怀疑“有多少匹马是应当雇八个脚夫抬回家去?有多少匹可以勉强负拉人的责任?”“即使马能走三里五里,坚持到底不摔跟头;或者爬起来再接再厉;那车、那车、那车,是否能装着行李而车底儿不哗啦哗啦掉下去呢?”后来,“我确乎听见哗啦一声响,确乎看见连车带马向左右摇动者三次,向前后进退者三次”;“左轮的皮带掉了两次,随掉随安上”,“马打了三个前失,把我的鼻子碰在车窗上一次”;等等。尤其是反映济南道路之差时,更是尽情夸张、挖苦——

浪漫派的文人也一定喜爱这些石路,因为块块石头带着慷慨不平的气味,且满有幽默。假如第一块屈了你的脚尖,哼,刚一迈步,第二块便会咬住你的脚后跟。左脚不幸被石洼囚住,留神吧,右脚会紧跟着滑溜出多远,早有一块中间隆起,棱而腻滑的等着你呢。这样,左右前后,处处是埋伏,有变化,假如那位浪漫派写家走过一程,要是幸而不晕过去,一定会得到不少写传奇的启示。

……

坐车的时间也大有研究的必要,最适宜坐车的时候是犯肠胃闭塞病之际。不用吃泻药,只须在饭前喝点开水,去坐半小时上下的洋车,其效如神。饭后坐车是最冒险的事,接连坐过三天,设若不生胃病,也得长盲肠炎。要是胃口像林黛玉那么弱的人,以完全不坐车为是,因没有一个时间是相宜的。

类似的思想情感与语言文字在《吊济南》《路与车》等散文中也有表现。如《吊济南》写道:“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可惜这样的天然美景,和那座城市结合到一处,不但没得到人工的帮助而相得益彰,反而因市设的敷衍而淹没了丽质。大路上灰尘飞扬,小巷里污秽杂乱,虽然天色是那么清明,泉水是那么方便,可是到处老使人憋得慌。”尤其是写到暴敌入侵、山河破碎的惨状时,作家就再也无法“幽默”,而只有尖锐的讽刺、痛苦的揭露与批判了。如:“大批的劣货垄断市场,零整批发的吗啡白面毒化着市民,此外还不时地暗放着传染病的毒菌,甚至于把他们国内穿残的破裤烂袄也整船地运来销卖。这够多么可怕呢?可是我们有目无睹,仍旧逍遥自在……”,等等。从这里,我们的确再次见到,老舍不但是有高远追求且造诣高深的“文学家”,而且也是忧国忧民、敢爱敢恨的“思想家”。“他常常用顶浅显的叙述,顶照顾大众读者阅读能力的文字,和顶教人们感到亲切生动的笔墨,引导人们逐渐走向严肃的人生思索与文化思索。”^[16]

总之,老舍的纪实文学创作不但如《骆驼祥子》《茶馆》等小说、戏剧一样,同样表现了作家的杰出才华与文学成就,而且也较集中、鲜明地表现了老舍作为语言、幽默大师的一面。实际上,与鲁迅、茅盾、巴金、林语堂、沈从文、周立波和刘白羽等作家一样,老舍的纪实文学创作,也和他的小说戏剧等虚构文学相辅相成,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这一点,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或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的作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纪实”本来就是文学的基础,一切想象和虚构都从此出发,问题只在于离此基础的远近,或想象与虚构成分的多少,即“虚构”越多,离“纪实”就越远;反之亦然。在这方面,如就创作思潮或创作方法而言,其先后次序应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如就文体而言,其排序则基本上是: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散文;等等。正是如此,所谓“纪实”与“虚构”就没有截然的界限,所谓“传记小说”、“非虚构小说”等就有存在的理由。而将老舍的《正红旗下》《无名高地有了名》以及散文中以写人、叙事与纪游为主的一类认定为“纪实”文学,也就是正常和合理的了。但问题在于,由于长期以来受西方“纯文学”观的影响,我们形成了“文学即虚构”的观念,因而将“纪实”与“虚构”相对立,并将“纪实”基本上排除在“文学”之外。这一点,不但表现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中,而且也表现在包括鲁迅、老舍等在内的“现代”文学中。因此,在文学与时代再次呼唤“重写”文学史与“重构”文艺理论的今天,应该是我们更新观念、纠正这一学术偏颇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2]徐德明:《老舍自传·后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3]见史承钧主编:《简明老舍词典》,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94、203页。

[4]张桂兴:《老舍与第二故乡·山东——老舍的第二故乡(代序)》,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5]如写于1933年的《估衣(济南通信之八)》,不但写了日本从青岛运来“估衣”,国人“拼命地买人家破烂”等事实,而且在语言上也为《四世同堂》等作了准备。如该文开头说:“和他们(引者按:指国民)要主意,等于要求鸭子唱昆腔”,而《四世同堂》中也有类似句式,如钱默吟的“名言”:“和日本人讲道理,等于和狗讲唐诗。”

[6]吴组缃:《<老舍幽默文集>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章罗生:《老舍与中国新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8]徐德明:《老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9]徐德明:《老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120页。

[10]章罗生:《老舍与中国新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11]老舍:《我怎样学习语言》,原载《解放军文艺》1951年第1卷第3期,现收入《老舍文集》第16卷。

[12]王行之:《老舍语言艺术初探》,《当代》1981年第5期。

[13]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原载《青年知识》1945年第1卷第2期,现收入《老舍文集》第15卷。

[14]老舍:《怎样写通俗文艺》,原载《北京文艺》1951年第2卷第3期。

[15]老舍:《我怎样学习语言》,原载《解放军文艺》1951年第1卷第3期,现收入《老舍文集》第16卷。

[16]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