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谱写大自然的乐章_竺可桢的故事

用笔谱写大自然的乐章_竺可桢的故事

时代在前进，科学在进步，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越来越高了。在政治舞台上如此，在科学研究领域也是如此。中国的科学家不仅在论述本国区域性的科学问题上具备了权威性，而且在论述全球性的科学问题上，也取得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中国科学家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登上世界舞台了。

60年代初，就20世纪气候变暖的问题，气象学家涂长望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勾起竺可桢在心底埋藏了十几年的想法，那就是运用自己掌握的大量材料，论述一下世界气候的变迁。

1961年3月2日下午，竺可桢取出一本心爱的书翻阅，这是清朝初期爱国历史学家谈迁写的《北游录》。这本游记体的笔记，记录了当时的地理、历史、气候、风土人情、物产等多方面的情况。

竺可桢最感兴趣的是其中关于气候情况的记录。300年以前的清朝初期，还没有气温表，但是书里记载的花开花落、江河封冻等许多物候现象，却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气象记录。竺可桢自己也记不清，这本前人留下的宝贵史料自己看了多少遍。(www.guayunfan.com)

《北游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1653年7月底，谈迁从杭州出发，溯运河北上，11月7日到达天津，11月18日看到宽阔的海河开始结冰。两天以后，他又来到运河岸边，这时候运河的冰面已经相当坚固……

看着、思索着，一个很好的想法跳进竺可桢的脑子里——如果把这本书中关于气候的记载一项一项地摘录下来，进行一番整理，对研究气候变迁是个很有意义的工作。想到这里，他又一页一页从头翻阅起来，笔记本上留下了他摘抄的记录：

1654年4月8日，北京海棠未放；5月1日，在报国寺看海棠；11月3日夜，有冰；11月2日，西山见雪。

1655年……

等一页一页摘抄完毕，他又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要以物候来确定从古到今气候的变化，不但需要知道古代各地的物候，而且需要知道今天各地的物候。

二三十年来，竺可桢通过阅读中外文献资料，积累了丰富的古代气候和物候的材料，对当代的气候、物候记录也有着很雄厚的“资本”。1949年，他从杭州来到首都北京。从1950年开始，11个春秋过去了，他始终坚持气候、物候的观测。

他走到书柜前，取下那本已经记了11年的日记，一页页地浏览，一页页地翻阅，一页页地摘抄，一字不落。

他一边摘抄，一边开动脑筋思索问题，一个新颖、奇特的想法又浮上他的心头——

竺可桢想，自己做了11年的物候观测记录，这是一份记录北京春天大自然进行曲的“曲谱”。现在是把这份“曲谱”整理出来，让大家一起共同欣赏大自然乐趣的时候了。

“曲谱”整理出来了。在大自然这位乐队指挥师的指挥下，北海解冻以后，山桃、杏花、苹果、海棠陆续开放；5月1日前后，柳絮随着轻柔的春风满城飞舞；当洁白的洋槐花从绿叶丛中探出笑脸的时候，北京短促的春天匆匆告辞，夏天就来报到了。有了这张表，物候情况一目了然；有了这份粗略的“曲谱”，就可以衡量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时北京物候调子的高低了。

就在竺可桢整理出这份“曲谱”之后的第二天，他决定以十几年来积累的古今中外的气候变迁材料为根据，写一篇纵论世界气候变迁的论文。他写道：

古今气候有没有变化，这是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但历史学家有争论，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的意见也是很不一致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欧洲的若干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如法国的阿拉哥、德国的汉思认为，两三千年以来，欧亚大陆的气候根本没有什么变动。可是，近60年来世界各处气象记录的积累，物候的变迁，使得这种不辩证不合理的“气候一成不变论”完全被推翻了。

文章的第一部分，竺可桢运用苏联、瑞典、埃及、美国、印度、日本等国科学工作者，研究冰川缩小、山峰上的雪线升高等材料，说明古今世界气候是有波动的。文章的第二部分讲到了我国的情况，与此同时，一份份“曲谱”被运用到论文中去，成为论文的一部分。

谈迁的记录是：1654年5月1日，北京的海棠花开放。竺可桢的记录是：1956年是他到北京11年中最冷的一年，海棠花于4月27日开放。

结论是：300年以前的清朝初期，比现在要冷。而大量事例的积累就能说明，那种认为“气候一成不变”的说法是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

竺可桢感到这样的材料太多了，有古代的、有现代的，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欧美大陆的、有北冰洋的……这么多的材料，无论如何也不能都用上。于是，他对材料进行了一番选择，取其精华，保留了那些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

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写，11天后，一篇一万多字的长篇论文完成了，题目是《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