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经验教训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深刻的经验教训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深刻的经验教训

在揭批“四人帮”罪行的过程中，沈阳军区党委紧密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检查了在“四人帮”特别是毛远新这个有“特殊身份”人物影响下所犯的错误。

本来，在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四人帮”仍在北京有组织地收集他的材料，说他上了林彪贼船，使他身处逆境，工作困难，“坐冷板凳”，发言权不多，实际上主持不了军区和党委的工作。就是说，在“四人帮”被粉碎前那段时间中，沈阳军区的许多事情与李德生没有多大关系。但由于当时李德生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并没有免去，所以对于那时运动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从组织关系来说，他觉得自己也应承担领导责任。何况李德生向来严于律己，绝不争功诿过，因此，他认为从严于解剖自己来说，在那样复杂多变的斗争中，对有些问题自己也不是一下子都认识清楚的。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出以公心，捐弃前嫌，与党委的同志们一起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以党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写了检查报告。

李德生还在1977年3月29日至4月7日召开的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1977年9月21日军区党委四届十二次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以及1979年1月21日军区党委五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代表军区党委常委，先后检查了军区党委常委在对待“四人帮”问题上的错误。

在检查对待毛远新问题上的错误时，李德生说，军区党委常委认为：由于毛远新特殊身份，我们对他盲目相信，没有警惕，对他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贩卖黑货，没有识破，有的照着传了、做了，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特别是1976年2月，毛远新篡改当时还没有发表的毛主席指示，诬陷打击邓小平。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没有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请示报告，就擅自向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传了，流毒甚广，造成了思想混乱。这不仅在政治上是极其错误的，在组织原则上也是极其错误的。1976年2、3月，我们还两次从地方要来清华大学搞的黑材料《邓小平同志言论摘录》，分别发到军和师，4月又翻印发到团。1976年6月，毛远新叫喊‘纳吉还有可能上台’，‘现在已经感觉出一些味道了’的反革命黑话，我们并没有直接听到，但地方传了，我们也就在军级干部会议上传了。1976年9月初，我们根据《人民日报》社论、文章和上面关于印发三本书的通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并部署部队也要批判。以后因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揭露，才没搞下去。1976年9月，张春桥指使亲信×××在军区召开学习小靳庄现场会，大肆吹捧江青。现场会中汇编了报刊上发表的19篇小靳庄经验报导下发，这实质上是替江青涂脂抹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民兵工作、干部工作和理论工作上，我们也有很多错误。对他们大抓民兵的阴谋，我们没有认清，在1973年和1975年曾两次派人到上海学习所谓民兵工作经验和所谓选拔青年干部经验。1975年3月，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上，传达了张春桥鼓吹的“反经验主义”的黑话，印发到团，严重干扰了部队的学习。1976年5月至8月，军区召开了三次“理论讨论会”，宣传了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军区报刊上刊登一些错误文章，对内对外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www.guayunfan.com)

军区党委常委还认为：我们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毛远新当了军区政委以后，为了篡党夺权，采取种种恶劣手法整军区党委，我们虽然也有意见，但总是逆来顺受，没有同他斗争。他到北京以后，用毛主席联络员的牌子迷惑人，我们对他传的、讲的深信不疑，照着办了，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1976年2月在党中央点名之前，点名批邓小平，错误是极为严重的。这说明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被毛远新唬住了。我们私心重，党性差，怕毛远新“通天”，怕自己挨整，不敢同他斗。在对待毛远新这个问题上，军区党委常委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要永远吸取。

据当时沈阳军区听了传达的党员反映，李德生代表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总结的这些经验教训，对如何在波涛汹涌的政治风浪中把握正确航向，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注释】

[1]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143页。

[2] 《叶剑英传》，第627页。

[3]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263页。

[4] 《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7—2128页。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26页。

[6]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7] 李德生：《伟人的胆识和胸怀》，《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页。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页。

[10] 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5年7月15日。

[11] 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5年7月15日。

[12] 《叶剑英传》，第629页。

[13] 《叶剑英传》，第629页。

[14]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15]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12页。

[1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19、723页。

[17]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61—362页。

[18]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71页。

[19]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310页。

[20] 张化等主编，《回首文革》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2页。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6—488页。

[22]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95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

[24]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页。

[25] 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02页。

[27] 《沈阳军区史》第2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28] 卢荻：《为人的胆识和胸怀——记任仲夷回忆邓小平》，载《百年潮》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