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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虚怀若谷_黎黄陂患得患失_关于刘公的故事

时间:2022-05-13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革命党虚怀若谷_黎黄陂患得患失_关于刘公的故事武昌首义胜利后的湖北都督理所当然是刘公,因为1908年刘公还在日本时,已被共进会推举为湖北都督;武昌首义之前刘公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部的总理,显而易见,总理即为首义成功后的湖北都督。4月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又与梁启超组进步党,对抗国民党,引起国民党人的极大不满。就是不提黎元洪凶残杀害革命党人的事。

革命党虚怀若谷_黎黄陂患得患失_关于刘公的故事

武昌首义胜利后的湖北都督理所当然是刘公,因为1908年刘公还在日本时,已被共进会推举为湖北都督;武昌首义之前刘公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部的总理,显而易见,总理即为首义成功后的湖北都督。

当时聚集在咨议局的革命党人有的就提出:“起义之前刘公已被大家推举为总理,现在首义胜利了,湖北都督一职理所当然为刘公,等汉口光复了,让刘公来做,这是合情合理的。”

孙武立即反对说:“刘公当都督,众人自然无话可说,可汉口现在还被清兵控制着,我们一无军舰,二无水师,汉口到底哪一天能光复?我们谁心里也没底。可国不可一日无君,武昌不能一日无主呀。”

又有人提议说:“打电话给孙中山总理,他德高望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邀请他来当都督,应该是最佳人选。”

孙武等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更加强烈地反对,孙武说:“孙中山远在海外,何日能返回国,又何日能到武昌?可我们浴血奋战攻下的武昌城每天不可能没人管事呀?我们等孙中山从海外回来,那不是望梅止渴吗?如果如此,那眼下乱糟糟的武昌不是会变得更乱吗?”(www.guayunfan.com)蒋翊武于10月9日晚清军搜捕武昌起义总指挥部时出走,现在杳无音信,谁知他现在何方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孙武在心里盘算着刘公、蒋翊武这两个人都不在场,这个湖北军政府都督十拿九稳是自己的,可大家对他的小肚鸡肠,对他的过于轻浮、心术不正、爱算计人的秉性知之甚深——尤其是算计刘公之事(诽谤刘公从家里筹集起义经费是要到清廷去买官做),凡有点影响力的革命党人是尽人皆知,连李作栋都不推举他,还有谁会推举他呢?他恨,他恼火,但只能憋在心里,怎好表露出来呢?

革命党人集聚咨议局,商议了半天,也没弄出个结果来。各标营的士兵不断有人到咨议局探问究竟选谁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在场的革命党人骨干人员谁也不能给大家一个清晰明白的答复。于是那些性情急躁的人感到失望,胆小的人感到害怕,有的气得甚至准备卷铺盖回家,其情势甚至比10月9日、10日还要令人感到忧虑和不安。

会场上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革命党人有推翻清朝的豪气与胆量,但在权力面前大家却“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谁也说不出什么好办法,若是刘复基健在,革命党人怎么会出现如此之窘况呢?大家在无可奈何之时认为咨议局可代表民意,以为议员们有见识。其实湖北咨议局的议员们仍然是清廷官吏推荐的,从实质上讲他们代表的是清朝统治阶级的利益,怎么可能与革命党人站在一个立场上呢?既然大家有这种想法,于是就派人去请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与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及议员胡瑞霖、刘赓藻、阮毓崧等前来共商组建军政府和人选问题。这些人开始还扭捏作态,经三请四催方到。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有资望的汉人“大人物”来号令天下。环顾咨议局内所有的人,论资历名望当然非汤化龙莫属。于是就有人提议让他当湖北军政府都督,并且有不少人随声附和。

汤化龙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忙站起来拱手道:“兄弟我是汉人,对驱逐鞑虏一向赞成,留学日本时已深知帝制恶而共和良,对孙文君本人也十分敬仰。在这共和初创之时推举我掌湖北,不啻是兄弟们抬爱我,还赐给兄弟我一展宏图的良机。只是当今湖北革命尚处紧急,满人调集大兵来征伐是难免的事,用兵乃当今第一要务,而兄弟我对军事那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正所谓有其职斯有其责,有其责斯有其忧。若兄弟我无自知之明而唐突受命,误国家,误革命,其过大矣。”

胡瑞霖紧接着说:“眼下这都督应该是一个军界人物,最好是能指挥大军与清军对抗的人,才能确保昨夜苦战得来的胜利不致丧失。”

议员刘赓藻又不失时机地说:“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治军有方,爱护士卒,深得部下爱戴。我看此人可算得上湖北军政府都督的最佳人选。”

胡瑞霖、刘赓藻与汤化龙一唱一和,如此密切配合,实如密议过一般。

那么汤化龙为何许人也?汤化龙生于1874年,汉族,湖北蕲水(今浠水)人,著名立宪派人士。清朝光绪年间进士,授法部主事。后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1906年自请资送留学日本,学习法律,曾与留日同学组织留日教育学会,出版《教育杂志》。1908年秋毕业回国任湖北咨议局筹办处参事。1909年当选为咨议局副议长,复被举为议长。1910年赴北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为会议主席。1911年6月再次进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猛烈抨击“皇族内阁”,参与发起组织“宪友会”。10月武昌起义后,即时应变,参与组织湖北军政府,主推黎元洪为都督。后与胡瑞霖等拟定《都督府组织条例》,又获任政务部部长,争权夺势,引起革命党人的不满,旋改其为编制部长。汉阳失陷,随黄兴往上海。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委以法制局副总裁。辞不就,与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交厚,往来密切,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4月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5月加入共和党。10月组织民主党,任干事长。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支持袁世凯独裁。又与梁启超组进步党,对抗国民党,引起国民党人的极大不满。“二次革命”爆发后,他联合议员孟森等人通电,极力反对。1914年任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1915年辞职赴沪,参加护国运动。袁世凯死后,转而依附段祺瑞,曾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不久失意。1918年出国考察,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人王昌刺杀身亡。

在汤化龙、胡瑞霖等人的阴谋和怂恿之下,吴兆麟决定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他说:“黎元洪是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属湖北军中最高级官员;第二,黎元洪是汉人,平日在军中也颇具威信,还算开通,由他出任都督,可凭其威望号召部属投身革命。”就是不提黎元洪凶残杀害革命党人的事。

听了吴兆麟的话,刘赓藻马上附和说:“我知道黎元洪现在身在何处,你们可以派人随我去见他。”

在场的革命党人皆默不作声,只有张振武旗帜鲜明,坚决反对黎元洪当都督。他说:“黎元洪同瑞瀓、张彪是我们革命党人最凶恶的敌人,是残杀我们革命党人的刽子手,就在10日晚革命党人起义时,他又杀害了我们两名革命党人,如果让他当都督,这不是让我们的冤家对头来当我们革命党人的领袖、来领导我们革命党人吗?一旦他大权在握,我们会有好下场吗?如果让他当都督,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吴兆麟好似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武昌乱糟糟的需要稳定。在这革命的关键时期,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只是权宜之计,只不过用他来做块招牌,号召大家起来革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革命党人目前没有合适的都督人选。”

不听此话张振武不恼火,一听此话便恼火万分,站了起来,拍着桌子说道:“谁说我们革命党人没有合适的都督人选?刘公就是最有资格当湖北军政府都督的!他在日本留学时参与了孙中山组建同盟会的工作,并为同盟会首批会员,后来又是‘铁血丈夫团’骨干成员;发起组建共进会时,他先任副会长,后任会长,共进会在日本开会时大家都推荐他任湖北都督。共进会发展在进入低潮时他回到了武汉,同敌人斗智斗勇,使共进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目光深远,以超人的智慧力促共进会与文学社实现了联合,组建了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部,并被众人推举为总理,他是武昌起义的发起者、组织者、决策者与领导者。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解决武昌起义的经费问题,他舍家为国,想方设法从家里筹集来了两万两银子的巨款。如果没有刘公筹集来的巨款,没有活动经费,我们如何发动武昌起义?他为了革命同志的安全,不顾自己的被敌人逮捕的妻子和弟弟的安危,坚决果断地作出提前起义的决定。在湖北,如果不推举刘公为都督,谁都没有资格当!”

听了张振武一番强硬的话,吴兆麟也只好用商量的口气说:“我也听了很多关于刘公的那些感人的故事,问题是他现在不在武昌,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暂时先让黎元洪当都督,以稳定大局,待刘公来了以后再进行调整。”

张振武虽然极力反对,但毕竟人微言轻,怎么左右得了大局呢?再说孙武本就嫉妒刘公,又心怀鬼胎,怎肯做君子成人之美的事呢?他恼羞成怒到了极点,宁愿把革命党人士兵用鲜血和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自己的敌人黎元洪,也不愿为刘公说一句公道话。自此以后,他便卖身投靠黎元洪而与刘公处处作对。所以在吴兆麟的执意相荐与汤化龙、张国溶、夏寿康、胡瑞霖、刘赓藻、阮毓崧等人的推波助澜之下,大家同意了去请黎元洪来当湖北军政府都督。

吴兆麟之所以力荐黎元洪当都督,是因为其有鲜为人知的隐私。原来他和黎元洪之间有一定的师生渊源。湖北陆军办有陆军特别学堂,黎元洪任会办,学堂中特设参谋班,由在职官佐入学,不脱产学习,吴兆麟就是该班学生。所以在革命党人中没有合适都督人选的时候,他当然会推荐黎元洪。

黎元洪乃何许人也?其为湖北黄陂人,生于1864年,字宋卿,汉族。其父名朝相,字辅臣,1872年自湖北黄陂移至河北省宁河县北塘,任某守备司书,1928年病故天津。黎元洪生得国字形四方大脸,仪表堂堂,是个福相。纵观其一生之所为,他是一个胸无大志,并没有什么治国安民的大本事,是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把他推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峰巅。其1883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是提督萨镇冰的门生。毕业后,派往广东服役,充二管轮。1888年随“广甲”编入北洋水师。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随舰队北援。坐舰被日舰击沉,黎元洪投海遇救,即得清廷官吏之青睐,始为鲁抚送南洋候差,为两江总督张之洞派充自强军翻译并监修南京狮子山炮台。炮台建成后兼任教官。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又调黎元洪充湖北护军马队营帮带,遂派往日本见习。

1895年应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召赴宁,曾三赴日本考察军事、政治,颇受器重。

1896年随张之洞回湖北,任炮台监制,后军后营帮带,参与训练新军。

1898年至1901年曾3次赴日本考察军事。

1904年任护军前锋一、二、三、四营帮带。次年12月,清廷改编湖北护军营、武建营为两镇,经陆军部缩编为一镇混成一协,张彪为第八镇统制(全国共三十六镇,一镇统步队两协,马炮队各一标,二辎队各一营,以及军乐队等),黎元洪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同张彪相比,黎元洪克扣士兵的军饷较少,对士兵,特别是对有文化的士兵态度较好,故向有“爱兵”之誉,人称其为“黎菩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用枪杆子逼着他当了湖北都督,从此把他推到政治舞台的顶端。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被推举为副总统兼领鄂督。2月南北和议告成,他与孙武、刘成禺、张伯烈等组织“民社”,任理事长,鼓动武昌和南京分裂;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镇压“群英会”;为排除异己,将原8个师的军队改编为3个师。8月16日与袁世凯合谋,捏造罪名杀害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校团长方维。

其后,同袁世凯与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干尽祸国殃民之事。1928年死于脑溢血病。

话再接着上面的说,刘赓藻见大家同意请黎元洪来当都督,心里暗自高兴,因为他和黎元洪是同乡,黎若当了都督,自己岂会少得好处?于是他忙向吴兆麟、汤化龙等人说:“我知道黎元洪藏身之处,你们派谁和我一起去把他请来?”

吴兆麟对蔡济民说:“济民兄弟,你带几个人同刘议员一起去吧。”

蔡济民答应了一声:“是”。就带着马荣、程定国、汤启发等人,同刘赓藻一起直奔黎元洪的藏身之地。

在刘赓藻的带领下,大家到了刘文吉家。听见敲门声,黎元洪吓得三魂走了两魂半,以为是革命党人来寻他为两个牺牲的革命党人报仇。他拿眼将室内望了一遍,见无处藏身,只好躲到卧室的蚊帐后面;蚊帐遮不住人,站在蚊帐对面即可看见他,哪里最安全呢?他拿眼将床底下看了一眼,认为床底下最安全。因为床一头靠着墙,床面离地的空间被吊下来的床单遮着,若是趴在床底下挨着墙的那一头,是很难被人发觉的。想到这里,他便蹲下身子,两手着地,向床底下爬去。由于身材高大,又吃得胖,躺在地下几乎同床一般高,没法,为了爬到床底下去,只好以腹胸着地,如蛇爬行一般,拼命向前蠕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蠕动到了床底下靠墙的那一头。

敲门声把刘文吉也吓得直打哆嗦,但不开门怎么能行呢?为此,他故作镇静,在一把椅子上坐定,以目示意,让自己的妻子去开门。还别说其妻子的胆子却还真比自己的道貌岸然的丈夫胆子大,她走上前去将门栓一拔,门还没等她开,已被门外等得焦急的人推开了。只见四五个手持长短枪的人站在了自己的面前,不待她招呼,几个人便挤进了屋子。

刘赓藻见黎元洪不在屋子里,以为躲到别处去了,心里也有点不踏实了,望着坐在椅子上的刘文吉,有点惴惴不安地说:“刘大人,你把黎元洪大人藏到哪儿去了?”只这平平常常的一句话把刘吉文和床底下的黎元洪吓了个愣怔,以为是凶多吉少。

还没等刘文吉答话,站在床对面的程定国对着他又暴雷似的吼了一声:“你不把他交出来,老子一枪毙了你!”这一句话不仅把刘文吉吓了个半死,把躲在床底下的黎元洪也吓得身子不由自主地猛地抖动了一下。这一抖动不打紧,把挨着自己肥胖身子吊着的床单撞动了。床单虽只动了一下,却被程定国看到了。程定国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钢铁汉子,又暴雷似地吼道:“屋子里没有风,床单怎么会动呢?大白天的,难道屋子里有鬼不成?”说着,即用刺刀将床单挑了起来,见床底下躺着一个像肥猪一样的人,把床底下的空间塞了个严严实实。程定国年轻气盛,对男子汉大丈夫竟如此而为,感到十分鄙夷。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扯着床底下人的脚就朝外拽,由于力大劲猛,把人拽出来了,床也几乎弄得要翻个天。以后黎元洪当了都督,所以便有了个“床下都督”的雅号。

到了这个地步,黎元洪也顾不得死活了,更不用说丢人现眼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装着雄雄纠夫的样子,说:“食君之禄,当忠君之事。我杀那两个革命党人,也是职责所在,迫不得已。现在既然落到了你们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说完,心里吓得突突直跳。

大家都认识黎元洪。只见他已脱下了协统制服,头戴瓜皮青缎子帽,身穿蓝呢夹袄,夹袄上套一件海狐绒对襟大袖马褂,脚下穿了双梁青缎子鞋,背豚尾尚未剪掉,完全是一副清代的官僚神气。坐在地上,完全像一只又大又蠢的狗熊。但大家是来请他去当都督的,也没人管他是什么样子,马荣便说道:“黎元洪统领别介意,我等今日前来不是为难你的,而是请你去领导军队。”

黎元洪见众人脸色并无恶意,而马荣又如此说,就从地上爬了起来,坐到了一张椅子上说:“你们革命党人才济济,怎么会让我去领导你们呢?你们革命党的头子刘公,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把武汉三镇翻了个遍,也没见着他的影子。他已是你们公认的领导,而你们却来这里撒谎,说请我去当领导,这谁信呢?”

蔡济民正儿八经地说:“刘公现在不在武昌,而武昌不可一日无主。我实在是受党人之托,真心诚意地请你去主持湖北的军政工作,并不是和你开玩笑。再说,我等皆公之学生,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不要畏惧,不必怀疑。”

黎元洪说:“我不是革命党,我怎么能领导你们呢?此事关系重大,怎么能胡来呢?”硬是不肯站起身来同革命党人一起走。

这不由使生性耿直的程定国勃然大怒,他将手中的长枪摆了一摆,大声吼道:“好个不识抬举的蠢驴!去则生,不去则死,你选吧!”

黎元洪一见程定国,虽不像《水浒传》上的黑旋风李逵那么黑,但身材高大结实,五大三粗的,像倒拔垂杨柳的花和尚鲁智深,双眼一瞪,凶神恶煞的,倒是令人不寒而栗。他一见情势不妙,知道此次武昌起义担任军事指挥的是他的学生吴兆麟,心想:“不去,马上就要大祸临头,还是去了以后再见机行事。”于是忙说:“我去,我去。”

于是黎元洪在众人裹挟之下朝咨议局走去。马荣先行一步到了咨议局,把情况向吴兆麟、熊秉坤等人作了汇报。不一时,黎元洪随同众人向咨议局缓缓而来。他看见蛇山警钟楼上革命党人的铁血十八星旗已在迎风飘扬,沿街都是革命党人在巡逻,到处都听不见枪炮之声了,黎元洪知道武昌城已完全被革命党人掌控了。到了咨议局,吴兆麟命乐队吹响欢迎号,并带队举枪致敬,人人都是毕恭毕敬的样子,黎始知马荣、蔡济民所言非虚,心内方安。忙向欢迎自己与站岗的士兵挥手致意说:“弟兄们辛苦了!”

黎元洪虽受宠若惊,却仍愁容满面。到室内坐定之后,吴兆麟劝慰道:“协统大人,此次武昌起义的骨干人员有不少是你的学生,天底下哪里有学生加害老师的道理呢?不是我们这些起义之人想当王侯将相,实是清朝廷腐败透顶,合当败亡。我们此举非为一己之私,实为天下庶民百姓与国家利益而为,想救人民于水火,解国家于倒悬。大家举老师为都督,因你宅心仁厚,素爱士卒,甚得军心。现今我革命党人一夜之间即拿下武昌城,实属苍天护佑,不日清朝定将灭亡,我革命党人必将一统天下。现在我革命党人把打下的天下拱手相让与你,你何不适时顺便,乐而为之呢?到时蟒袍加身,也未可知。老师是何等精明之人,难道这样的道理会不懂?”

黎元洪道:“你们别把事情尽往好处想,你们在武昌发难,朝廷会听之任之吗?马上会调集天下之兵来剿灭武昌,将武昌团团围住,任你革命党人如何骁勇善战,你能同天下兵马相抗衡吗?以区区弹丸之地的武昌兵马同天下的兵马来相争,来以决雌雄,兵锋未开,胜败已定,很显然武昌是以卵击石。到时候,不知有多少人要户灭九族,不知有多少个善良与无辜的人要惨遭杀害与屠戮。我一想到这些就寝食难安,心惊肉跳,哪里还敢想什么都督与蟒袍加身呢?”他主意已定,任凭谁劝说,请他就职,他也不肯。问着急了,他只简单地答道:“你们莫害我,莫害我。”众人没法,只好派陆军测绘学堂的李翊东率领学生军看守与保护他。

10月11日下午,清军三十一标一营管带郜翔宸带领旗兵残部突袭咨议局起义军军政府,黄冈人李翊东率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奋勇迎击,那些残兵败将哪堪一击,立刻作鸟兽散,各自抱头鼠窜而去。黎元洪乘革命党人与叛军作战之机,忙逃到曾国藩祠堂躲藏起来。李翊东带人把旗兵残部打得东奔西逃,回咨议局不见了黎元洪,忙安排人四处去寻找。数小时后被李翊东寻找到了,又把他迎回了咨议局,使其逃跑未遂。

李翊东见黎元洪不识好歹,还想逃跑,非常恼火,就用枪指着他说:“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是满人奴才,双手沾满了我们革命党人的鲜血,按理该杀。今天我们不杀你,反而推举你做都督,而你却不答应,难道你甘心做满族奴才?如果你真要死心塌地做满族奴才,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

沔阳人朱树烈忙挤到黎元洪面前说:“我们都是汉人,自满人入关以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我们汉人日思夜想的。现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梦想在湖北就要实现。为汉族计,为国家计,统领都不该推辞。今天为表我们推举统领任都督是为国家、为民族的诚意,我以死相谏!”说罢即要拔枪自杀。满场大惊,众人忙夺下他手中的枪,劝他息熄火。

下午3时左右,革命党人已把刘公在日本任共进会会长时早已拟好的安民告示布告抄写完毕,李翊东把它拿到黎元洪面前让他签字。他吓得两手发抖,把那张布告看得如毒蛇猛兽一般,唯恐被咬着,连连摇着头说:“不要害我,不要害我!你们实在是为难我呀!”

众目睽睽之下黎元洪坚决不签。还是李翊东来得爽快,他把笔饱蘸浓墨,望着他说:“现在形势的发展,怎能由着你?我代替你签,看你如何能否认?”说罢,即在布告右下角的都督二字后面大大地写了一个“黎”字。

这个布告是革命党人攻占武昌后以“中华民国”名义发布的第一个文告,它既有振奋人心、稳定大局的现实意义,也有含义深刻、影响深远的历史意义。布告在大街上一张贴,人们便在布告之前挤满了人。这些受尽清廷奴役的人民,谁不渴望汉族光复?谁不希望有寻求国家富强之路的法子!谁都想先睹布告为快。但只有站在布告近处的及高个子的人看得清,绝大多数的人只能看热闹,却看不见布告上的一个字。于是站在后边的人就高声说道:“站在前边的人念一念,大家挤去挤来有啥意义?”这一句话倒还真管用,站在布告近处的一个人接言道:“请大家静一静,我来给大家念。”霎时,观看布告的人立即静了下来,只听那人朗声念道: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

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

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

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肥己。

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

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途迷。

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

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

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

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

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驱驰;

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

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

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

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

建立“中华民国”,同胞无所差池。

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

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

愿我亲爱同胞,人人敬听我词。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

布告的落款为什么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呢?因为1911年是宣统三年,但革命党发动武装起义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所以不可能采用清朝宣统年号纪元。加之革命党人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就从传说中汉族人的祖先黄帝算起,到1911年正好是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是阴历,转换成公元历法,就是10月11日。

革命党人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布告张贴之后,立即安排人将另一面“铁血十八星旗”悬挂于汉阳门城楼之上。这样,革命党人在夺取武昌起义胜利之后两面鲜艳的铁血十八星旗就在汉阳门城楼与蛇山警钟楼之上迎风飘扬。革命党人在武昌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为何只悬挂了两面铁血十八星旗呢?这里还得交待几句。

在召开的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的第四次会议上,革命党人把“铁血十八星旗”定为“武昌首义之旗”。会后,刘公把绘制旗帜的任务交给了湖北中等工业学堂电机系的赵师梅、赵学师、陈磊等人,向他们交待了旗帜的尺寸、图案的颜色及规格大小。还向他们讲述了该旗帜图案的含义:旗面的红色,象征着鲜血;黑色是铁,象征着武器;九个尖角,代表着赤县九州,即《禹贡》中记载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黑九角内外两圈各有九颗圆星,代表着山海关以内的十八个行省;星呈金黄色,表示与清王朝对立着的汉族炎黄子孙。该旗帜象征着18个行省的炎黄子孙,以“铁血”的精神,‘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使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并要求他们务必在武昌起义之前制作好20面旗帜。

赵师梅、赵学诗等人接受任务之后夜以继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绘制、放样与剪裁的任务,然后由邓玉麟联系到草湖门外的一位非常同情革命党人的赵裁缝,请他予以缝制。只有在每天的夜深人静之时,赵裁缝把门窗关好,才敢独自进行加工,工作进程自然比较慢,所以邓玉麟到约定好的日子去取时,只做好了18面旗帜,余下的两面旗帜让邓玉麟晚几天去取。

邓玉麟把取到的18面旗帜立即交到了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武昌起义总指挥部机关处。不料10月9日中午孙武制造炸弹失事,18面旗帜被俄国巡捕搜走。

武昌起义胜利后,邓玉麟忙到赵裁缝处拿到了那两面晚些时候做好的旗帜。这就是武昌起义胜利后飘扬在汉阳门城楼与蛇山警钟楼之上两面旗帜的来历。

下午5时许,革命党人再次在咨议局召开会议。武昌起义胜利后被救出狱的胡瑛、张廷辅、牟鸿勋等也参加了会议。

蔡济民说:“众位弟兄,眼下黎元洪不愿接受都督一职,然而许多事情却是不能不办。为保证武昌城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加强武昌城的防卫工作,我建议组织个谋略处,作为军政府的决策机构。为不误事,散会后即开始办公。”众人皆一致赞同,并推举蔡济民为召集人,谋略处的成员有:蔡济民、邓玉麟、吴醒汉、高尚志、张廷辅、徐达明、陈宏浩、谢石钦、王文锦、蔡大辅、李作栋、黄元吉、胡瑛、杨开甲、吴兆麟等人。随后形成了以下决定:

第一,“中华民国”鄂军政府设在武昌原湖北省咨议局;

第二,废除清廷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第三,用都督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

第四,革命旗帜为铁血十八星旗。

且说革命党人的武昌起义胜利了,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是在如何而为呢?究竟何人当了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呢?真可谓:

汉阳汉口齐响应,武汉三镇一片红。

究竟何人大都督?湖北黄陂黎元洪。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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