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拨款失察_焦达峰筹款费神_关于刘公的故事

谭人凤拨款失察_焦达峰筹款费神_关于刘公的故事

话说刘公回襄阳老家去筹措武昌起义经费，没过多久，也即1911年春，孙武与潘善伯返回了武汉。杨时杰对孙武说：“刘公在日本得知湖北的共进会工作遇到困难，已从日本回到武汉。就目前情况而言，武汉地区革命形势大好，是发动武昌起义的大好时机，只是活动经费万分困难，万般无奈，他回襄阳老家弄武昌起义的经费去了。刘公回国之后，一面带病谋划如何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如何发动武昌起义，一面派人请你速速返回武汉，协助他搞好共进会的工作，搞好武昌起义的筹划工作。我望兄弟全力以赴之，使武昌起义能早点及顺利地举行。”

不久，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湖北分会的负责人居正也到了武汉。居正很快找到了曾同船去日本留学的沔阳人杨时杰。一天，在杨时杰的组织联络之下，居正同共进会湖北分会的负责人孙武、杨玉如等坐到一起开会。居正说：“兄弟在东京时已听说湖北共进会，也听说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分支，受同盟会节制。现在广州方面，由于孙中山的建议，黄兴、赵声等正在筹备广州起义。筹划之细，经费之丰，前所未有。革命成功已成定论，到时同盟会各地分会要积极举兵响应。我们湖北的共进会更要蓄势待发，在各地响应时应该做得更好。”在场的共进会领导人均无异议，表示一定服从大局，做好准备。

10天以后，谭人凤也到了湖北，他为中部同盟会总干事，其工作主要是到各视察革命进展情况，并给各地的革命团体拨付一些革命活动经费。

居正，生于1876年，字觉生，湖北广川人，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法政大学毕业，为首批加入同盟会之人。谭人凤，生于1860年，号石屏，湖南新化人。36岁以前尚在乡村教私塾，未究时事。后遇友人谈论中外大事，竟瞠目结舌无以应对，愧恨难当。先参加反清复明的哥老会，被推为龙头，后结识黄兴，入华兴会，共谋起事，事泄与黄兴亡命日本，后入同盟会，是同盟会年纪最长者。为人耿直，仪表威严，热心实干，讨厌清谈，对孙黄多有批评，独崇宋教仁为俊才。

由于同盟会的领导人大多数都在国外，谭人凤也不例外，所以他对湖北的革命组织知道的并不详细，而且也没有进行调查，就主观地认为共进会湖北分会的总部就是居正所在的地方，就将主要活动经费600元“黄龙头”大洋交给了刚刚到武汉不久的居正，而对孙武所负责的共进会湖北分会的总部只给了200元“黄龙头”大洋。居正只管高高兴兴地收钱，却没把共进会湖北分会的情况向谭人凤说清楚。此时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又万分紧张，作为共进会湖北分会的主要负责人孙武当然想多要一点经费，以便好开展工作。而谭人凤却如此拨付经费，怎么令孙武不恼火万分呢？再加上孙武的胸怀并不像刘公那样宽广，所以就使气不要谭人凤给的200元“黄龙头”大洋。从此，孙武便与同盟会心存芥蒂。(www.guayunfan.com)说一声不要这200元“黄龙头”大洋容易，但让某人去弄200元“黄龙头”大洋却就不容易了。于是脑子灵活的李作栋（即李春萱）就对孙武说：“目前经费万分紧张，好多地方等着米下锅，少就少一点吧，算了，等到刘公从襄阳老家回来就好了。我们现在用这200元‘黄龙头’大洋，在新军营附近开一家酒楼，尽量地多发展一些新军弟兄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对我们的举事还是能起不小的作用。”略停了一下，李作栋又望着孙武说：“老哥，你认为这样做，咋样？”李作栋很了解孙武的个性，知道他性如烈火，脾气暴躁，说不要就不要，谁也劝不回头，所以就以委婉的语气，采取旁敲侧击的方法提建议。

李作栋同孙武关系不错，其既然说了，怎好让他没面子呢？就说道：“你看着办，我不管，这200元‘黄龙头’大洋我一分一毫也不用。”

得到了孙武的允许，李作栋就用200元“黄龙头”大洋在左、右旗之间的黄土坡（今武昌首义路）20号开了家同兴酒楼，由邓玉麟经理，郭寄生管账、张育万跑堂。酒楼位于工程八营和二十九标的驻地之间，是城外炮八标、马八标入城的必经之地，二十九标、三十标也在附近。“创设酒馆于此，专以食军人，效法梁山朱贵酒店，为结合新军计也。”“新军下操后，来这里饮酒歇息，酒酣耳热之后，咸慷慨激昂，人人有陈涉倾秦、寿辉覆元之志……”（《居政集》）。

李作栋，字春萱，湖北沔阳人，生于1888年。早年就读于武昌西路小学堂，升入两湖优级师范理化专修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习。1910年加入共进会。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巴东县。1894年投入清军中当兵，后入新军第三十一标（相当于团），继升为炮八标正目。1908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

郭寄生为湖北方言学堂法文科学生，酒店房子就是由邓玉麟委托郭寄生去租赁的。不久郭寄生参加了共进会，成为共进会湖北方言学堂的总代表。

同兴酒楼开设之后，湖北新军士兵在此吃饭，如有愿意参加革命的，不收饭钱，只将姓名登在账上，以钱数记其年龄；各营什、伍长则记为1元，以便识别。前不久，徐万年奉刘公之命在巡司河开了家酒楼，对吸收新军士兵参加革命，效果十分显著。邓玉麟效仿此法，不久，即与工程营的熊秉坤、雷振声、全兆龙、右旗第二十九、三十标的蔡济民、徐达明、吴醒汉，炮八标徐万年、蔡汉卿、王鹤年、陈子龙等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人都成为新军中的革命代表，在新军士兵中担任串连工作。仅近两个月时间，被吸收加入革命的士兵就有一千五六百人，其中以工程八营和炮八标人数最多，几乎占半数以上。炮八标在巡司河14号陈子龙家设立了联络站，还吸收了非军界人士二千余人。

酒楼地处新军营房附近，前往酒楼的士兵络绎不绝。共进会籍此联络人员，发展组织。因共进会只向军队以外会员收缴会费，作为活动经费，而军队的会员则不交会费，革命党人在酒楼吃饭、住宿也不交钱，所以同兴酒楼逐渐难以维持下去了。居正手中的600元“黄龙头”大洋也在活动中用尽了。最后因资金有限，又恐日久事泄，酒楼只好停业，改在巡道岭（今武汉粮道街东段）设了同兴学社，专供革命同志寄宿、联络，免费使用。

由于革命经费殆尽，革命党人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孙武和邓玉麟把自己值钱的东西都典当一尽，他俩和焦达峰共穿一件长衫，有事外出的人穿，不外出的人则不穿；汗衫在晚上睡觉时脱下，请孙武的夫人代为浆洗，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晒干了，才能穿上走出屋子。而且还整天饿着肚子，想吃块面包填饱肚子也不可能。

为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革命党人挖空心思，绞尽脑汁。

1911年4月的一天，焦达峰来到武汉，互通两湖革命的活动情况。一个个都在为革命活动的资金耗尽而焦急，众人皆一筹莫展。正在此时，有一个湖南浏阳商人刘贤构，贩卖夏布到了汉口，遇到了焦达峰。焦达峰乃能言善辩之人，见了刘贤构，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焦达峰见对方予以答话，忙转口用湖南方言说：“我也是湖南人，也是做生意的。只不过我做的生意比兄弟做的生意要大，为此，我经常往来于湖南湖北之间；我们也已见过多次面了，只不过没搭过腔，我注意到兄弟，而兄弟没有留意我罢了。”

刘贤构虽然对焦达峰感到挺陌生，好似未曾谋面，但是见对方说得在情在理，又挺热情，就忙着说道：“兄弟说得有理，说得有理！很有这种可能。”

焦达峰又倍加关切地说：“俗话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今天我们俩人能在汉口见面，并能进行亲切交谈，这实在是一种缘分！”

刘贤构也忙接言说：“兄弟说得极是，能在异乡异地的汉口见到一个湖南老乡确实是不容易呀！”

焦达峰见刘贤构的感情同自己贴近多了，忙关切地问道：“不知兄弟近来的生意做得怎么样？”

刘贤构不由长叹一口气，说：“唉！现在生意难做得很，到处都在打仗，朝廷又巧设名目收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实在叫人难以生活呀！”

“现在是满人统治中国，根本不把我们汉人当人看。他们对内残酷地欺压老百姓，对外向帝国主义列强献媚求全。我们汉人四万万同胞被区区几百万满人统治，让人心里实在难受！”焦达峰借机向刘贤构进行革命宣传，并进一步拉关系说：“我们弟兄相识也不容易，天又这么晚了，我接你共进晚餐，以加深弟兄感情，不知兄弟肯赏光否？”

刘贤构微笑着接言道：“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先谢谢兄弟的盛情美意了！”

焦达峰见刘贤构如此而言，就笑着同他走进了汉口一家小酒馆。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三杯酒下肚，焦达峰借着酒劲，对刘贤构说：“我们汉人要想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必须将清朝廷推翻。否则，我们汉人将永无抬头之日！”

人是英雄酒是胆，刘贤构也越说越带劲地接嘴道：“谁说不是呢？只是听说孙中山、刘公领导的革命党人在谋划推翻清朝的事，但不知目前搞得咋样了？兄弟知不知道这方面的消息？”

焦达峰同刘贤构一接触，就在细心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见其性格直爽，也挺关心革命党人的事情，就微微一笑地说：“我就是革命党人，是共进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我与共进会会长湖北革命党领导人刘公亲如弟兄，我们同在日本留学，同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同在日本创建共进会。以后我们又先后回国，谋划推翻满清的事情。这次我到湖北来就是向刘公汇报湖南革命发展的情况，研究起义计划的。”

刘贤构十分惋惜地说：“唉！可惜我没缘分加入革命党，碌碌无为过日子，给你们革命党人帮不上什么忙？”

焦达峰忙言道：“谁说帮不上忙？革命不分先后与早晚，只要是汉人，愿意革命，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都欢迎！现在湖北革命党人经费十分困难，很多人连生活都没有保障，湖北共进会的孙武、邓云麟和我，为了革命把衣服都典当了，三人共穿一件长衫，互着而出。刘公为了革命，多次设计向家里要钱，钱要来了就当做革命经费使用，这次为了武装起义的事，又回家弄钱去了。刘公的革命精神使我们革命党人都很受感动，不知兄弟意下如何？”

刘贤构说：“刘公和兄弟你的革命精神确实让我深受教育，我从今之后再不做贩布的生意了，参加你们的队伍，也当一名革命党人，和你一样以四海为家，留在武汉和你干革命，把卖布所得的钱也全部捐献给革命，给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贡献点力量，兄弟看怎么样？”

焦达峰一听，忙用双手拉住了刘贤构的手，十分动情地说：“好兄弟，你真是豁达爽快之人，我代表所有的革命党人向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为你记一大功，你的名字将载入革命的史册，万古流芳！”

随后，在焦达峰的引荐下，刘贤构同共进会湖北分会的负责人孙武、张振武、杨玉如、邓玉麟等人见了面，加入了共进会，其卖布之款全部当做革命活动经费而用。但卖布所得之款能有多少呢？从谋划武装起义所用经费这个大的方面来讲，它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为了谋划武装起义的事情，革命党人不得不想方设法搞经费。

蛇山山腰的蕲州学社是革命党人查光佛、田桐、詹大悲等时常聚会的地方，居正到了武昌，也住在这里。有一天，查光佛、焦达峰、邓玉麟等到学社去看他。只见居正和蔡大辅绑腿扎裤从外面回来，提着一大篮田鸡（青蛙），蔡大辅笑着说：“你们来得正好，我们今天可以开一个田鸡宴。”吃的时候，居正说：“这些时候穷得无聊，学社大师傅讨饭钱没有人给，伙食越开越坏，我实在馋得难过，所以就邀老蔡到郊外去捉田鸡。竞生（查光佛），你可以在报上大书特书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等在蕲州学社举行田鸡大会，我们在座的都是田鸡朋友。”众人听罢，一阵苦笑。

吃完了饭，焦达峰说道：“我们发动革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是什么？就是钱。我们能想出什么弄钱的办法来呢？”

邓玉麟说：“有什么办法？我们当尽卖绝，借贷无门，明天就要断炊，我这个学社的老板实在做不下去了。”

居正沉思了一下，问焦达峰说：“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你们湖南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的？”

焦达峰说：“这事没有定论，随人而异。有的人拿钱，有的人拿首饰。有一位从日本回来的，他母亲虔诚信佛，家中有一个拳头大的金佛，他乘母亲外出把它拿了捐给革命。那个小佛还很卖了几个钱。”

焦达峰一说起金佛，便给了居正一个很大的启示。焦达峰话说完，他就接言说：“我的家乡广济北边的蕲春县有一座三角山，山势雄伟，风水不凡。山下有一座达城庙，香火极旺，庙内供的一座金菩萨极灵验，每年都有信众捐献金子修饰菩萨。菩萨通体金光闪闪，俗称金菩萨。若设法把金菩萨取来，可以解决经费短缺的困难。”

在座众党人听了居正之言，一个个精神倍加振奋，皆言：“我们到达城庙去看一下，然后针对情况，再想想弄金菩萨的办法。”

随后众党人想尽办法凑齐了路费，于1911年4月的一天晚上，焦达峰、居正在汉口上了招商局的轮船，于第二天傍晚到了黄石石灰窑，到城北一家小店住下。翌晨，过江雇了一辆小手推车向北往洗马镇去。经过漕河镇田家河田桐家时，田伯母一边询问田桐在日本的情形，一边杀鸡做饭招待焦达峰与居正。田伯母留二人过夜再走，二人再三婉谢，兼程赶路，在太阳落山后赶到了达城庙。庙前有10多家住户，没有客栈。二人只好委屈一下，在饭馆把四张桌子并起来，上面放了两个盛谷物的大圆筐，像哄小孩子睡觉的大摇窝一样。两个人辛辛苦苦奔波了一天，已困乏至极，也不管舒服不舒服，一个人占据了一个圆筐便和衣而卧，不一时便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焦达峰与居正吃罢早饭，一边观赏达城庙周围的自然风光，一边信步进入了庙门。这庙虽在两县交界的深山之中，却香火旺盛，香客往来不绝。进入大雄宝殿，焦达峰举目一看，见左边的一个神龛装有玻璃门，门上有锁。二人站了一会儿，焦达峰见空出了一个蒲团，忙上去跪下，默默地祝告：“菩萨，我们这次来宝地，非为个人生死富贵求众神，实为国家处于危亡之中，民众倒悬于水火之上，我等不能不挺身而出以救国救民。我等虽肩负千钧重任，然经费匮乏，此中内情，我想众神早已洞察秋毫。我们来到宝刹，想请金菩萨你舍出金身，普度众生。”说罢，立起身，从眼缝中看那玻璃龛中的菩萨，确实像是金的。居正一面在大殿里观望，一面在想：“倘若菩萨真正是金的，这么大，我和焦达峰如何拿得回去呢？”想到这里，他向焦达峰作了个手势，就走出了大殿，混在众香客之中察看庙内形势。时近晌午，两人回到了饭馆。

吃罢了午饭，二人稍坐了一会儿，又步入了庙门，进入了大雄宝殿。居正请和尚打开玻璃门，让他们就近瞻仰神像。和尚见二人气度不凡，非一般村夫俗子，不便拒绝，就用钥匙打开了玻璃门。焦达峰和居正忙近前观看。只见那金菩萨像是一臃肿的金橐驼，少说也有大几百斤重。焦达峰便用手摸，并去托神像，遭到和尚怫然制止。为避免打草惊蛇，引起和尚注意，焦达峰忙插开话题说：“请问仙长，这里供奉的菩萨，既不是西方佛祖，也不是观音大士，那么这里供奉的是哪一位菩萨呢？”听了焦达峰如此相问，和尚来了兴头，有点带炫示似地说：“这座庙是陈氏家庙，供奉的是他们先祖北宋勅封平寇王陈抄。据说陈抄生前与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为结拜弟兄，又加上爱民如子，深得地方百姓爱戴。他死后，地方百姓为感念其恩德，就为他修了这座庙，取名为达城庙，把他当作神明一般供奉，香火极盛。明代文学家，在苏东坡故乡眉州任过知州的陈仁近是这样描述自己家乡达城庙香火盛况的‘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笺长明万岁灯’。”说罢，和尚将焦达峰，居正望了一眼，以显示自己博古通今。随后就把玻璃门锁上了。焦达峰、居正忙向和尚致以谢意。然后焦、居二人又将金菩萨端详了片时，就回到了饭馆。二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回汉口，想一个万全的办法，然后再来搬取。

没几天，焦达峰从湖南选派了两个大力士到了汉口，焦达峰、居正、查光佛一行就二去达城庙。经过几天努力，他们在山上把熔金的炉灶砌好，阴干，试验了一下，效果十分满意。没想到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竟然一连几天天气炎热，达城庙的和尚与庙周围的老百姓在庙前禾场纳凉，天南海北闲扯到深夜。焦达峰、居正、查光佛等人天天晚上摸黑去达城庙而无从下手。盘缠用尽，焦达峰、居正等只好又空手而回。

回到武汉之后，众人经过密谋，决定由焦达峰回湖南老家找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志来帮助盗金菩萨（因为外地人作案后不容易被发现），由孙武、邓玉麟准备盗取菩萨所用的工具。

几天之后，焦达峰与湖南会党邓二哥等7人来了。居正、孙武、张振武、杨时杰等人把自己的皮袍子拿去当铺典当作为路费。于是焦达峰、居正等一行9人三去达城庙。不料途中陡起大风大雨，风狂而刮个不止，雨大如瓢一般，不一会的时间，一行人的衣服全被淋湿。由于是土路，一下雨就道路泥泞，大家深一脚，浅一脚，一直走到夜阑人静，方才到了达城庙外。此时，到处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大家借着雷电之光，翻墙进入庙内，摸到大雄宝殿，众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把金菩萨取下，然后小心翼翼地用一块红布把它包好。众人又忙把墙打个洞，将金菩萨从洞中拖出抬到田间之地。此时正是油菜和大麦快收割的时候，乡下人轮流守夜，防备盗贼。众人看到一行人抬着一个大神像在泥巴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心中甚感蹊跷，以为是盗贼，于是呼喊着便来围而捉之。焦达峰、居正等情急无奈，就把金菩萨推进水塘，仓皇赶往蕲州搭船回汉口。当晚遭到官差追捕，幸赖邓二哥是湖南哥老会的一个头目，以秘密联络暗号与他们交涉，方转危为安。上水船走得很慢，居正叹道：“此番回武汉，革命经费依然没有，我不如跳入江心，一死了之算了！”

焦达峰安慰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此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但是黑暗马上就将过去，黎明马主就要到来。此次盗金佛虽然失败，但我已准备破釜沉舟，此次回湖南去了，我把家中田产全部卖掉，所得款项一分为二，一半给湖南，一半给湖北。再说刘公回老家已好长时间了，他是诚实守信之人，资助我们革命党人度过了无数的困难，此次他绝对不会空手回到武汉，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惊喜。”焦达峰一提起刘公，居正、孙武等人精神方为之一振，心中都好像得到了安慰。

天亮，船到了汉口，大家拖着疲倦的身子到机关部报告。座中有人嘲讽焦达峰、居正等人把金菩萨吞食了。焦达峰愤然而言曰：“三国时的周瑜七岁读书时人称将才，十二岁掌帅印领兵挂帅，十八岁当都督人人朝拜，可称得上是旷世奇才，尚有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时候，何况我等，哪有可能不受一点挫折呢？”众人听了，相与一笑而罢之。

盗金佛失败，一日大家坐在一起谈起此事，刚刚碰上一个叫邹永成的来到了武汉。他原是华兴会会员，在苏州第二十三混成协当过管带。他见革命党人经费如此紧张，竟然学习梁山好汉鼓上蚤时迁，搞鸡鸣狗盗的事，不觉倍受感动，就说道：“我刚来武昌时曾前往八卦井伯母家拜访，见其生活不同寻常百姓，有达官贵人家的气势，家中金银首饰很多，如似寻常之物一般。若是做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出资赞助革命，岂不比到达城庙去盗金菩萨强过百倍。”说罢，就想去劝说伯母，让她出钱赞助革命。

焦达峰忙止之曰：“据我所知你的那个伯母是年近五十之人。一个年近五十的女人，她现在最担心的是怕坐吃山空，希望再有一些进项，你无论怎样说，她也不会把钱拿出来给革命党人当活动经费。你还是少张嘴为好。”

邹永成说：“不妨，我已思得一计在此，先设法用迷药将我伯母灌醉，然后打开她的箱笼，金银首饰任我拿。然后再将箱笼关好锁好，一切照旧。待她酒醒或日后发觉，问到我时，我矢口否认。你说此计如何？”

焦达峰说：“如此而为，与土匪的抢劫有何不同？这岂是我们革命党人之所为。这样的歪门斜道，我们不能干，何况她是你的伯母呢？”

邹永成说：“正因为她是我的伯母，我才用此计。当侄儿的为国家取伯母家的钱财如同取自己家中钱财一样，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更谈不上是抢劫。待革命成功之后，是多少我们再还给她多少，这怎算妥当了吧。”

焦达峰见邹永成如此说，也就没再作声了。而孙武、邓玉麟接言道：“眼下经费万分紧张，作为权宜之计，也未尝不可。”孙武又接着说道：“我们共进会中有一个同志叫江亚兰，江夏人，现在三十一标，他是军医，我找他商议一下，看他能不能配制迷药。”

过了几天的一天上午，孙武把一小纸包迷药递给了邹永成，又从租界买来一瓶葡萄酒，费尽心思把迷药装进酒瓶，让人看不出破绽。

邹永成拿掺了迷药的葡萄酒到了伯母家，对伯母说：“我将要远行，特买了一瓶葡萄酒来与伯母话别。”

侄儿既然买了酒来与自己话别，当伯母的自然不会怠慢，忙吩咐女佣炒了几个菜，与侄儿共进午餐。入席之后，邹永成以虔诚孝敬之状，连连向伯母敬酒，在座的还有邹永成的堂妹及女佣，邹永成也向他们敬酒。不知不觉之中伯母已连饮5杯，堂妹与女佣也喝了不少，但都没有昏迷的样子，伯母还谈笑自若，精神百倍。

邹永成见状，知道迷药没配制好，忙草草吃了点饭，就匆匆同伯母话别。出门没走几步，就看见了来接应的焦达峰、孙武等人。邹永成对孙武说：“你让人配制的迷药咋那么水呢？不仅没弄到伯母的钱，还让你赔了一瓶酒钱，真不划算！”

孙武张嘴结舌，不知说什么好。而焦达峰却仰天叹道：“岂天公不欲我等完成革命耶？何屡次失败，厄我等至于此极耶？”

让伯母喝药酒的事情失败了，让邹永成越想越感到不是滋味。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与焦达峰、孙武、邓玉麟等人，将伯母幼子安众骗至汉口，藏进日租界旅馆。而后跑到伯母家，对伯母说：“小弟安众跑到汉口日本租界门口，同日本人发生口角，被日本人抓了进去，放言说要一千元大洋赎金，才放人。”

伯母是个妇道人家，胆小怕事，知道日本人不好惹，哪有不害怕的？现在听说小儿子被日本人抓去了，自然被吓得心惊肉跳。好歹她知道自己的侄儿当过管带，见过世面，认识的人多，会办事，于是就对邹永成说：“我一个妇道人家，何曾同日本人打过交道？安众是你的弟弟，所以安众的事我就托你操心算了。只是你找个朋友同日本人说一下，我一个平常人家，又是妇人当家，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呢？能不能再少一点呢？”

见伯母如此说，邹永成自然暗喜于心，但不能喜形于色，忙假装正经地说：“伯母放心，小弟的事我咋会不尽力呢？我一定想尽办法，让安众早点回到伯母身边。”说完，就辞别伯母而去。

次日一大早邹永成就到了伯母家，笑着对伯母说：“伯母，昨天我托人同日本人商谈了，日本人说安众出言张狂，侮辱了日本人，使日本人丧失了尊严，但看在朋友感情的份上，要赎金八百元大洋，少了就免谈。”

伯母听邹永成说要八百元大洋，一下子少了二百元，自然满心欢喜，就走进卧室，打开箱子，数了八百元大洋，装到一个袋子里，拿出来交给邹永成，说：“永成，安众的事让你费心了，我当伯母的以后一定不会亏待你。”

邹永成接银元在手，同伯母虚与敷衍几句，就回到革命党机关部，将八百银元交给张振武。接着又把安众找了来，向他晓以大义，并说道：“革命党人目前经费十分困难，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让伯母暂时拿出八百元大洋。待革命成功了，如数奉还，一个不少。”

安众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平时已受到哥哥革命思想的影响，今见哥哥如此赤心为国，自己安能不深受感动，哥哥一说完，他就说道：“哥哥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也是个有血性的男儿，岂能不为哥哥的精神所感动？我一定在母亲面前善言之，绝不让哥哥处于难堪的境地。”

张振武为共进会理财，见会中活动经费如此紧张，便把自己在原籍罗田县和现籍竹山县的祖产全部都卖掉，所得之款，尽充当了革命经费。

革命的活动经费越紧张，革命党人越感觉到刘公对革命的贡献是功不可没。刘公在时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啥时出现过如此困难的局面呢？为此，焦达峰、邓玉麟等革命党人感觉到刘公回家时间太长了，大家翘首企足，盼望刘公早一点回到武汉来，这几乎是每一个革命党人的共同心愿。

刘公回到襄阳老家是怎样在筹集武昌起义急需活动费用的呢？有分教：

天下为公刘仲文，巧施妙计世无双。

一片丹心为国家，千秋万代齐颂扬。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