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袁合奏双簧曲_刘公韬光北京城_关于刘公的故事

黎袁合奏双簧曲_刘公韬光北京城_关于刘公的故事

黎元洪接到刘公处决林鹏飞的函电，气得火冒三丈，不由把桌子捶得咚咚响，真恨不得把刘公碎尸万段，以解胸中之恨。此次暗杀失败，不仅使自己的心腹丢了命，还使自己想除掉刘公的隐私白热化、公开化，使北伐左翼军将士人人皆知，自己今后在这些将士们面前还如何立足？还有何颜面再见他们？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大家一传十，十传百，要不了几天就会传遍襄阳，传遍荆楚大地……黎元洪越想对刘公就越恨，不由用手把桌子狠狠一拍说：“干脆调动数万大军，把他灭了……”可是转念一想，以什么罪名去讨伐他？他可是天下闻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元勋与领袖呀！弄不好，自己的宝座怕也坐不稳了。思之再三，他叹了口气说：“想当初我和瑞澂、张彪手握得兵，是何等威风八面，竟然斗不过他，最终翻了船，都栽在他手里了。看来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斗不过他的，要想斗过他，还不得不求助于袁世凯呀。”一说完，他打了一个电话，把秘书叫来了，对他说：“你速给袁大总统发一份电报，请他把刘公安排到北京去干一份差事。”

秘书岂敢怠慢，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草拟了一份电报，请黎元洪审阅。电文云：

“武昌首义，刘公立下了大功。湖北军政府现无合适的职位可安排他。让其手握重兵驻守襄阳，似乎更不妥当。请大总统把他调进京城，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吧。”

黎元洪看了秘书的手稿，连说：“好，好，好！请快点给袁大总统发去吧。”

急情女遇着了慢中郎。黎元洪这里急得心如火燎，可电报到了北京袁世凯的手里，袁世凯并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他把电报随意浏览了一下，顺便朝手边公文堆里一放，简直如泥牛入海一般，无声无息了。(www.guayunfan.com)等了多日，黎元洪也不见回音，他可耐不住性子了。他感觉到打电报不能把问题说透彻，不能引起袁世凯的注意，解决不了问题，要想使问题得到解决，自己还必须亲自去一趟北京。眼下，他把什么事情都看成了小事，而把对付刘公看成头等头等的大事。一天，他把军政府的事向秘书交代了几句，就乘车匆匆忙忙地赶到北京。到了北京他哪里也不去，就马不停蹄地走进了袁世凯的总统办公室。简单的几句寒暄话之后，他就向袁世凯汇报说：“武昌起义最主要的领导人是刘公。要不是刘公，武昌起义怎么会取得成功？他在武昌威望甚高，可以说是一呼百应。承蒙袁大总统您的关爱，让他担任湖北军政府总督察处总督察。可此人不知感恩，处处与我作对，让我难堪，让我无论开展什么工作都困难重重。现在他又任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兼河南安抚使，司令部设在其老家襄阳。开始我只给他老弱之兵2000人，谁知他将老弱之兵予以淘汰，将募兵之旗一树，襄阳民众竟趋之若鹜。而后他智下唐河、新野二县城，邓州、南阳诸县城也望风归附。眼下他总兵员已达6000余人，豫南及襄阳府所辖之地民众，无不唯其马首是瞻。他不听我的调遣，三番五次违抗我的命令；我怕他的势力进一步扩大，连大总统的话也不听了，那可就麻烦了。为此，我特向大总统进言，罢去他的兵权，来一个明升暗降，让他做一个有名无权的官最好。”

袁世凯并不顺着黎元洪的意思说，而是毫不在意地说：“刘公这个人我早有耳闻，听说是挺有本事的。况且他现在率军驻扎襄阳，造福人民，发展经济，这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好事吗？你为何要如此忧心忡忡呢？我们可不能妒忌人才呀。”

黎元洪见袁世凯如此而言，根本不把刘公当作一回事，忙靠近袁世凯，贴着他的耳朵说：“袁大总统，你万万不可不把刘公的事当作一回事。襄阳乃刘公的老家，刘家乃襄阳三大名门望族之一，人人皆称他家为刘百万，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势力在襄阳是没有哪一家能与之相匹配。再加上襄阳是鄂豫川陕湘数省交通要塞，从古至今皆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汉皇帝刘秀在河北称帝之后，政权不稳固，遂回襄阳以鹿门山为基础扩大势力，结果人心归附，江山巩固；三国时诸葛亮在古隆中隐居，以后势孤力单的刘备得到了他，在他的辅助下，三分天下，建立蜀国，当了皇帝。襄阳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刘公回襄阳可真是如虎添翼呀。把他放在那里，难道大总统您就真的很放心，而没有任何顾忌吗？我认为从确保大总统万代江山方面考虑，还是将刘公迅速调离襄阳，让他无立足之地，纵然他有天大的本事，到时也无能为力了。”

听了黎元洪的一番话，袁世凯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立时变得谨慎地说：“既然如此，我让他来个蛟龙离水虎离山，任他是大鹏鸟也有翅难展。我把他调到北京来，让他任我这个大总统府的高级顾问，其职位之高那是无人可比的。若刘公真的能为我所用，那我可就得到一个好军师了。”说完之后，袁世凯略微停了一下，望着黎元洪说：“黎副总统，你认为我的这样安排，可否妥当？”

黎元洪见袁世凯发问，便十分高兴地说：“妙哉！妙哉！顾问，顾问，顾得上就让他问，顾不上就不让他问；想叫他问就问，不想叫他问就不问。大总统招数实在是高，令他人望尘莫及。刘公就算是手段再高，以后也只能在大总统眼皮子底下俯首帖耳，再也难出北京城一步了。有了您当我们的大总统，实乃“中华民国”之大幸，人民之大幸也！”黎元洪也可称得上是会拍马屁的小丑啊。

黎元洪心愿既达，岂有不高兴之理？他如同去掉一个心病，便立即辞别了袁世凯，高高兴兴地回到湖北，静候北京袁世凯的佳音。

1912年7月的一天，黎元洪接到了袁世凯从北京发来的一份电报。黎元洪看后实在是大喜过望，便立即将电报原封不协地转发给刘公。电报全文如下：

襄阳左翼军刘公总司令：

民国草创，百废待举。振兴中华，急需新秀。为筹首义殊功，特任刘公为总统府高级顾问。

望接此电速来北京就职。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中华民国元年七月

刘公接到了电报，阅读之后感慨万千，不由慨然而叹曰：“我刘某不争名利，只图寄居襄阳，为国为民做点实事，想不到竟如此之难，看来要实现“中华民国”的维新图强真是渺无日期呀！”刘公知道这是黎元洪耍得阴谋诡计，是要削去自己的兵权，是要让自己离开襄阳，无尺寸的立足之地。北京怎么能去呢？一去北京不就上了黎元洪的圈套吗？想到这里，刘公丢下了电报，便给黎元洪回电。电文曰：

黎副总统并袁大总统：

窃公德薄能鲜，文质无所砥蛎，弱冠游学海外，静观各国治乱兴衰安危存亡之故，与清政府泄泄沓沓、积重难返之弊，慨然有意于彻底澄清，欲一改弦而更张之，比年以来，顾影岌岌，常惧奢愿之不得达，仗旋乾转坤之雄心，副以移山填海之毅力，死生以之，不知其他，幸海内豪杰之士，闻风响应，又得我黎副总统及袁大总统之大力，宏济艰难，化干戈为玉帛。

夏商之后，再见唐虞，公始愿不及此，此所满志踌躇，为四万万苍生额首称庆，更无纤微遗憾者也。

至于民国成立，一切仪礼制度考文之事，辱承大总统系念楚材，征求樗栎，惭愧！惭愧！窃维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开国之初，大非易易，非熟悉历代典章因革损益，不足以言创制，我大总统洞中灼外，久任钧衡，自饶执两用中之妙，京师人材渊薮，不乏匡时经济，华国文章，与大总统上下其议论参赞其谟猷，治行之科，有魏相可用，条陈至善，如相周甚多，虎啸风随，龙兴云致，如公庸陋，何足与谋。

虽曾毕业日本法政大学，亦祗浮幕浅党，未免涉不精不详之憾，诚不敢执拗自恃，假官礼以误天下苍生也，是以葳藿之性，输于亭午，驽骀之质，蹶于半途，西哭徒殷，南飞仍顾，不揣愚劣，期以异日，万里寻师，翱翔追随于欧美诸大政治家，乞一得以酬乡国，否则苟且以玷禄位，仓卒以就功名，贻消于官箴者犹小，贻误于民国者甚大，公所不肯跃马疾驰以应征求者，诚耻之也，诚惧之也，抑公更有请焉，公现驻兵襄阳，襄阳古用武地，犬牙秦豫，风俗鸷猛，时有会匪扰乱治安，如党魁谢宏升之类，徒众万余，将作不靖，及其势未燎原而扑灭之，曲突徙薪，舆论可核，若以他军队防之，必酿滋蔓难之患，刻下襄中父老殷殷挽留，殊有不能按辔而行之苦况，兼以浪迹江湖，久疏定省，既作还乡之水，难为出岫之云，瞻依白发，借弥十年来游子天涯之恨，当又我副总统暨大总统锡以怀曲曲相谅者矣，方命之处，诸希婉达，毋任惶悚。

刘公

中华民国元年七月书于襄阳

刘公回信文辞质朴，情真意切，既表达出自己投身革命“死生以之”的顽强不屈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又表达出不愿与黎天洪、袁世凯之流同流合污的爱憎分明的革命立场，“如公庸陋，何足与谋”旗帜鲜明地表现出坚决不向敌人妥协，坚决不做敌人的应声虫。刘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后虽然被逼无奈到总统府当了高级顾问，那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他何曾给袁世凯出谋划策过？

黎元洪看到刘公的回信，知道这是刘公软拖硬抗的计策，心里更加恼火。心想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况且黎元洪心里是何等的明白，自己虽说是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但这不是鸠占鹊巢吗？自己对武昌起义不仅无尺寸之功，而且手上还沾满革命党人的鲜血；汉阳失守后自己又逃到葛店，坚守武昌的仍然是刘公。所以他每次见到刘公心里便不免有惭愧之感，在刘公面前自己的腰杆怎么也挺不起来，无影无形之中他感到刘公是那样的高大而不可侵犯。更何况他又连下六道督杀令，要林鹏飞暗杀刘公，谁知刘公又计高一筹，把搞暗杀的人都生擒活捉了，而且还枪斃了，刘公怎能不知道自己是幕后总指挥呢？让刘公继续留在湖北、留在襄阳，那不是自掘坟墓吗？再说今后又如何再见刘公之面呢？既然袁世凯已经同意把他调到北京去，我这次一定要借袁世凯的手把他弄走，把他弄到袁世凯的眼皮子底下去，让他和袁世凯去斗，让袁世凯去监督着他，免得他在湖北弄出了事，连我也要受牵连。想到这些，黎元洪在接到刘公回信的第二天，又忙给刘公去电，催促刘公：“引身北上，造福同胞，若必善刃而藏，优游梓里，如所学何？如民国何？尚望三思！”话虽不多，但催刘公立即北上的语气很强烈。

又过了五天，黎元洪见两次电报催促刘公速去北京，刘公竟然置之不理，自然怒火中烧，但他知道对刘公来硬的更不行，前面搞暗杀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林鹏飞被杀之后，刘公整顿司令部，把清廷的旧官吏及与革命党人唱反调的人一律清除了，现在襄阳大小官员皆为革命党人，皆听命于刘公。思之再三，黎元洪来了个柔中带刚的办法，派胡祖舜和蒋秉忠到襄阳去劝说刘公北上北京。胡祖舜和蒋秉忠均为革命党人，与刘公的私交也很好，而且蒋秉忠为蒋翊武的堂叔，胡祖舜为胡瑞霖的侄子。二人到了襄阳，刘公自然待之以礼，殷勤接待。

饭余品茶之时，蒋秉忠进言道：“刘公，不管怎么说，袁世凯说他真心搞共和，孙先生也辞去了大总统的职务，而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对北京袁世凯政权的诚意，通令各省革命军自行裁兵或解散，在黄兴的号召下，革命军中出现‘功成身退’、‘全师遣散、解甲归农’的热潮。这样的做法当然得到袁世凯的赞赏，黎赞他们是‘仁心义向，懋树风声’。一时间，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苏、湘、粤、赣、皖、闽六省裁兵27个师，计36万人。在湖北袁世凯与黎元洪一共裁减了革命军7个师，7万人。刘公你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但大势如此，谁能扭转得了？谁又能与之相抗衡呢？刘公你现在如不到北京就职，不仅袁世凯与黎元洪对你不会善罢甘休，甚至有不少革命党人也会对你说三道四。另外，黎元洪现在在湖北是一手遮天，而敢捋其虎须，在他面前说‘不’者，也只有刘公你；更何况他搞暗杀失败，颜面丢尽，你在湖北一天，他就如芒刺在背一般，他怎会让你待在湖北呢？我同胡祖舜与你皆为同志，既然黎元洪让我们二人来当说客，也有好处，我们可以推心置腹说真话，不说鬼话，彼此之间不会有什么猜忌。”

胡祖舜顺着蒋秉忠的话也说了刘公几句，末了，说道：“刘公，无论是任何人，袁世凯、黎元洪怕也不会如此一忍再忍，黎元洪派我们两个人来做你的思想工作，实在是给了你天大的面子。在湖北，除了你，黎元洪对任何人怕也不会如此。”

刘公见二党人千里迢迢，不辞辛苦，风尘仆仆地前来相劝，而且说的也都是实实在在的话，怎好驳二党人的面子呢？再说刘公也心知肚明，知道自己的老家襄阳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于是就对胡、蒋二人说道：“感谢二位同志为了我的事不辞辛苦奔波操劳。你们把我的话带给黎元洪，我把家里的事料理一下，把二老安排一下，一应事情办理好之后，我就带着夫人到北京就职。”

二人见刘公如此说，知道刘公心里一定是十分难受的，怎好在襄阳再住下去而叨扰刘公呢？于是在次日早饭后，二人即辞别刘公，回武昌向黎元洪复命去了。

刘公送走了胡祖舜、蒋秉忠，在一个假日的早晨，他带着夫人刘一、侄儿刘新回到了东津上洲村。村里人看见刘公既不乘车，又不坐轿，也不带一个兵弁，简直如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样回老家来了，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名扬四海、大名鼎鼎的刘公。第一个见到刘公的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眼睛揉了一揉，定睛一看，不错，是刘公。可他还是不敢相信，心想刘公是个很大的官呀，怎么会这个样地回老家呢？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迎上前去，十分亲切地问道：“你是三掌柜家的老二刘公吗？”

同刘公说话的是家门的族叔，刘公忙答道：“老叔，我是老二刘公。您老人家近来生活得还不错吧？”

老人家忙答道：“托贤侄的福，自从你带兵驻守襄阳以来，端了大土匪谢宏升的老窝，其他的土匪俱吓破了胆，皆弃恶从善，回家务农了。现在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想不到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还真遇上太平年月了。你是天下闻名的大人物，今日回老家竟然如此轻车简从，你真是天下少有的好官呀。”

刘公族叔所说的大土匪谢宏升就是刘公给黎元洪回信中提到的党魁谢宏升。清朝末年，民国初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为了活命，老百姓有的加入了帮会组织，有的铤而走险当了土匪。当时的谢宏升是一个帮会组织的头目，手下人员过万。这么多人，既不干活，又要生存，咋办？就时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到樊城街上大肆抢劫，由于人多势众，官兵也时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同谢宏升来硬的。入了谢宏升帮会组织的就在大白天到樊城抢，没入谢宏升帮会组织的一些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那些人看红了眼，就当起了小土匪，他们时常趁夜深人静、月黑风高之夜便三五成群，脸蒙面纱闯入所在村子里的一般老百姓家里，奸人妻女，抢人财物，若要反抗，就要丢命。一时间，襄阳城以外地方的老百姓皆遭受到土匪的糟蹋蹂躏，襄阳的匪患十分严重。

刘公带兵攻占唐河、新野两座县城后，获悉了匪患的情况，就对徐万年说：“既然南北已议和，那我们就好好地来整顿一下襄阳的社会治安吧。”

徐万年说：“兄长所言甚是。我们当兵吃粮，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像眼前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土匪横行霸道，叫老百姓咋生活呢？”

刘公说：“擒贼先擒王。谢宏升名为帮会头目，实与土匪无异。我想把谢宏升收拾了，对其他的土匪将是一个巨大的震慑，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徐万年点头称是。两个人商量了一番，定下一个捣毁谢宏升匪巢的计策。随后徐万年找到艾良臣，同他耳语了一番，教他如此，如此……

艾良臣听了徐万年的计策，十分高兴，立即回到先锋营，挑选了5名短小精悍、枪法好的弟兄，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到汉水上游找谢宏升的匪窝去了。

艾良臣有胆识，办事机敏。在离开襄阳的第二天下午即派一名弟兄回到了北伐左翼军司令部，向刘公和徐万年汇报说：“谢宏升的老巢在襄阳西北大约70里左右的一个一边紧临汉水一边靠山的村子里，到谷城去的马路穿村而过。为了安全，谢宏升在村子边的山上设置的有站岗放哨的。由于近几年官府没精力管土匪的事，虽说有站岗的，但都是在哨棚里说闲话、聊天，没有哪一个拿着枪一动不动地在哨棚里值勤。艾队官一再叮嘱我，让我带路，让徐处长等带领200名弟兄，在明日午夜12时之前在匪巢附近东、南两处的村子里埋伏好，看见山顶哨棚起火，即向村子发起进攻，去活捉谢宏升。”

刘公、徐万年听了艾良臣派回人员的汇报，立即挑兵选将。次日一大早，吃罢早饭，200名参加攻打谢宏升匪巢的弟兄，由徐万年和毛伯屏各带一百名，化装成做生意的、进城购货的或是游山玩水的等等尾随在艾良臣所派回弟兄的身后，稀稀拉拉地若断若续地陆续赶到约定地点的村子里集结埋伏好，等着午夜12时采取行动。

夜晚11时左右，匪巢值班的两个人到哨棚外面四处张望了一下，见到处都是静悄悄的，连草丛间虫子的叫声都听得清清楚楚。二人相互打趣，一个说：“这么清幽的夜晚，把同你打得火热的那个小寡妇弄来睡一觉，岂不比当神仙还快活？兄弟，你能不能让我也沾点荤腥呢？”另一个接言道：“你的姨妹子水灵灵的，像一朵鲜花，你已把她弄到了手，你还不知足，还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你咋那么贪心呢？你要实在想要我的小寡妇，那就拿你的姨妹子换怎么样？”先说话的又接言道“算了，算了，你舍不得你的小寡妇，我舍不得我的姨妹子，我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去抱你的小寡妇，我去抱我的姨妹子好了。”两个人打趣一番，便走进哨棚，伸了个懒腰，就在一块磨光了的大方墩石头上坐了下来，手里握着枪，背靠背地打起瞌睡来，不一时，两个人便进入了梦乡。

午夜12时到了，艾良臣同潜伏在哨棚周围的四名弟兄一跃而起，冲进了哨棚，缴了两名酣睡土匪的枪，用枪顶着他们的脑袋说：“我们是北伐左翼军先锋队的，我们的大部队已将你们所住的村子包围了，你们两个若是老老实实地给我们带路，去活捉谢宏升，就留你们一条命，否则，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

两个土匪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似地说：“爷们只要手下留情，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愿意给爷们带路。”

黑夜半三更的，艾良臣怕两名土匪逃跑，用事先预备好的绳子将两名土匪反剪着双手捆绑好，由两名弟兄牵着绳子头，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朝山下谢宏升住的地方走去；艾良臣和另外两名弟兄点燃早已备好的火把，朝哨棚上一扔，哨棚是用芭茅搭盖的，见火就着，霎时哨棚即烈焰冲天，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把整个山顶都照亮了。随后，艾良臣同两名放火的弟兄紧走几步，赶上了押着两名土匪走的弟兄，大家一起朝山下而去。

埋伏在村子周围的弟兄看见山头哨棚燃起熊熊大火，知道艾良臣已得手，在徐万年、毛伯屏的率领下200名弟兄一齐从东、南两面冲向土匪所住的村子。还算谢宏升命大，这天晚上他还没睡，酒醉饭饱了，正在同几个心腹之人打麻将。尿憋得他受不了了，就让其他几个人洗牌，自己拉开了门，准备去上厕所。刚一出门，他便看见了山顶哨棚冲天而起的大火，而站岗放哨的又没送来任何信息，情知不妙，尿也顾不得撒了，忙大喊道：“弟兄们，大事不好，我们可能被包围了，快操家伙，冲出去！”一时间众土匪皆大呼小叫起来，入睡的也被惊醒了，大家三下两下穿好衣服，拿了枪，少说也有五六百人，跟在谢宏升身后朝村子外边跑。

徐万年、毛伯屏带着弟兄们朝村子里边冲，隐隐约约看见对面黑压压的尽是人，手里好像都还拿着家伙，徐万年一见，忙喊道：“弟兄们，打！”霎时，机枪、长枪、短枪的子弹像雨点一样从东、南两个方向射向土匪群。徐万年还让人拿着话筒向土匪喊道：“我们是刘公的北伐左翼军，你们已被包围了，缴枪者从宽处理，顽抗者就地枪决！”

半夜三更，黑灯瞎火的，土匪咋知道北伐左翼军来了多少人呢？再说土匪皆是乌合之众，又没经过什么训练，平日里四处为非作歹，只不过仗着人多势众罢了，哪里同官军真刀实枪地干过？俗话说官匪一家，谢宏升同襄阳城的林鹏飞等人皆有往来。林鹏飞名为襄阳警备司令，但何曾同谢宏升真正地开过仗呢？谢宏升到处都抢，就是不到襄阳城里抢，给林鹏飞留足了面子，又送好处，林鹏飞对谢宏升咋下得了手呢？又咋可能下手呢？一旦下手，不是断了财路吗？平日里林鹏飞也说剿匪，那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给人看罢了。今日里遇着了刘公的北伐左翼军，不仅是真枪实弹地打，而且攻势猛烈，众土匪如何抵挡得住？经话筒的政治攻势一喊，众土匪便双手举枪，黑压压地跪了一片，看样子至少也有四百来人。谢宏升借着夜色的掩护以及对村子地形位置的熟悉，带着自己的一百多名骨干分子向西北一带逃窜而去。

穷寇勿追。由于对地理地形的不熟悉，又是半夜里，徐万年怕出意外，所以并没有派人去追赶谢宏升，再说这里还有四百来人的俘虏呢。徐万年将四百来名土匪押解到他们平时开会的一个大场子里，让他们在地上坐下，然后让艾良臣带了40名弟兄，在四周布置了岗哨，严加看管；又派20名弟兄到村子出入的路口去站岗放哨，以防不测；让120名弟兄到土匪睡觉的屋子里去休息，做到2小时一换岗。最后，徐万年、毛伯屏带着剩下的20名弟兄去清点土匪仓库里的东西。土匪仓库里的东西还真不少，除了粮食之外，还有不少金银、铜币及金银首饰等，徐万年和毛伯屏等人一直忙到大天亮，方把各种物品登记完毕。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徐万年一边安排人做早饭，一边给押解在场子里的土匪开会说：“我们化伐左翼军驻守襄阳，其中一个重要的宗旨就是保境安民，是坚决不允许土匪祸害老百姓的。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穷苦的老百姓，被生活所迫，不得已当了土匪。我们北伐左翼军允许人犯错误，也允许人改正错误。现在我们把你们的名字登记在册，放你们回去，或经商，或给他人打工，做一个好老百姓，再不可以当土匪。若下一次我们剿匪活捉的人有你们在场的这些人，那我们就不会再放你们走了，那是统统要被枪决的！好，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

众土匪一听说放自己回家，谁不高兴？有的听徐万年把话一说完，撒腿就跑了；另外有不少人则跪在徐万年、毛伯屏、艾良臣等人的面前不住地磕头，流着泪说：“谢谢爷们的不杀之恩！我们一定听你们的话，凭自己的力气养家糊口，混碗饭吃，再也不干土匪这缺德的事了。”然后起身四散而去——其中有不少人就是附近村子里的老百姓。

吃了早饭，徐万年、毛伯屏、艾良臣与200名弟兄，大家用牛车、独轮车等把从土匪仓库里缴获的东西，推的推，拉的拉，一路哼着小曲，高高兴兴地凯旋襄阳。

谢宏升久闻刘公的大名，知其爱兵如子，关爱部下，士兵皆愿为刘公效命。所以经此一战，谢宏升尝到了刘公的厉害，带领他的部下流窜到川、陕一带去了，再也不敢在襄阳所辖的地方为非作歹了。谢宏升这个大土匪被赶跑之后，众小土匪吓破了胆，知道有刘公坐镇襄阳，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搞不好就要掉脑袋，于是大家纷纷弃恶从善，或做点小生意，或回家务农，襄阳匪患立时得到解决。众百姓舒心畅气，再也不操心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刘公初到襄阳收编了张国荃的部队。张国荃起家靠的是襄阳的江湖会。故此其手下有不少人的做法与土匪无异，虽不明目张胆地抢劫、杀人等，但硬拿硬要、留宿于良家妇女之家的事时有发生。刘公到了襄阳，就接到不少告发张国荃部下的案子，当然都作了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予以枪毙，其他的一般是批评教育。有些受批评教育的就在张国荃面前搞煽动，他们对张国荃说：“襄阳是我们打下来的，大权应该由我们来掌。现在不仅司令您受制于人，连我们这些人也跟着倒霉，往往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受人指教凌辱。不如我们重新树杆子，我们搞我们的算了。张国荃被刘公任命为混成协统领本来就不满意，听手下的人如此一说，野心就更加膨胀了，于是脑子一发热，就拉起自己原来的部众搞叛乱，枪毙了黎元洪派到自己手下的编制员周景亚。

徐万年、艾良臣等人获知了这个信息，皆主张派兵平叛。刘公说：“张国荃的部下同我们并肩战斗，收复唐河、新野等县，皆立下了功劳。现在跟着张国荃搞叛乱，是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人不明真相，受了张国荃及手下个别人的愚弄，一旦对他们晓以利害关系，他们是会立刻醒悟的，我们何必要自相残杀呢？说着便要只身前往平叛。

徐万年说：“大哥，你只身前往，实在是令我等弟兄放心不下，为以防万一，多少还是带点人去吧。”

刘公说：“带少了，不起作用；带多了，那就是硬碰硬地干；那要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我自从到襄阳以来，无论是我北伐左翼军的本部人马，还是招募的新兵与张国荃的部下，我皆不分彼此，一视同仁，我想他们是不会加害于我的。”说罢，连支枪也不带，就朝张国荃部众的驻地走去。

张国荃的部众原以为搞叛乱刘公是会派大兵来弹压的，万万没有想到只有刘公一个人来了，而且是赤手空拳，大家悬着的心立刻都落了下来，一个个把端在手里的枪都枪柄落地，手握着枪杆，两只眼睁得大大的，盯着刘公，看刘公来干什么。刘公泰然自若地走到众士兵面前，心平气和地说：“弟兄们，今天我独自一人来了，你们要杀要剐，我也跑不了，但等我说几句话后，你们再杀再剐也不迟。”众人没一个人应声，也没一个人说要杀刘公的。

刘公接着说：“弟兄们，我们吃粮当兵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境安民，让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可是有极少数的人，他们奸人妻女、强拿百姓的东西，这种所作所为与土匪有何异？这种做法能不依法处理吗？如果我们放任自流，那我们还是不是革命党人的军队？还是不是“中华民国”的军队？那我们还是不是一名真正的军人？”

刘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加上平时待士兵宽厚仁慈，亲如手足弟兄，众士兵不由齐声高呼：“严肃军纪，保境安民，！我们愿誓死追随刘公！”

张国荃及几个蛊惑闹事者知道众怒难犯，忙带着几十名心腹溜出襄阳，向老河口一带跑去。张国荃到老河口稍稍停留了两天，收集了一下部众便离开了老河口。1913年讨袁战争爆发，他在天门、汉川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同年冬到上海英租界“同怀栈”，令其侄代运武器，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6年，他在上海为筹“反袁”运动经费，仿造湖北官票事发，被黎元洪包探以三、四千银元，用巨款贿通租界当局，将张国荃诱到外国轮船上，驶至镇江逮捕，旋被杀害于北京，时年三十岁。

刘公只身平定张国荃叛乱，共进会1912年8月19日撰文《刘君公事略》中说：“张国荃跑了，其部卒，刘公或遣散或招抚，未尝妄戮一人。故识者谓此役地，非刘公胆识过人，驭变有方，则国荃厚集党羽，负隅之势既成，一旦大军莅襄，声罪致讨，势必震惊百里，玉石俱焚，其生灵之涂炭，闾阎之憔悴，必有不堪设想者。以是知君之造福梓里，于冥冥无形中者为已巨也。”

匪患没有了，张国荃的部众刘公也予以了整治，襄阳的社会秩序立时好转。所以刘公的族叔见到刘公会说出那样的话。叔侄俩在那里拉话，可谓是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旁边的年轻人听说是组织领导武昌起义的大英雄回来了，大家怎么能抑制得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呢？大家就在村子里边跑边喊：“我们的大英雄刘公回来啦！我们的大英雄刘公回来啦！”一时间整个村子都沸腾起来了，不少人立即跑到附近的老营集镇上去买鞭炮；这家买，那家买，不到一个时辰，老营小集镇上的鞭炮被抢售一空。一时间，刘公家的里里外外到处都是人，刘子敬家大大小小的人乐、大伯、二伯家大大小小的人乐，上洲村的人乐，邻近村的人也乐，在很短的时间里，整个大河东的人都乐起来了。到处都是鞭炮声，到处都是人们的欢声笑语——从有史记载以来，这是上洲出现的第一位对人类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大人物、大英雄，人们怎能不乐呢？因为高兴，人们向刘公问的事情也就特别多，有的问在日本留学时是如何从事革命活动的？有的问在武昌起义之前是如何同瑞澂斗智斗勇的？有的问刘公是如何组织、发动武昌起义的……不知不觉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刘子敬留大家吃午饭，有的人爽快地说：“老当家的别说是留，就是不留我们今天也不走，我们要和我们的大英雄共进午餐！”刘子敬摆了100桌酒席招待众乡亲，每桌都坐满了还坐不下，刘子敬没法，只好搞流水席，即吃饱了的人下席了，没有吃饭的人再坐上去吃，其情景比过年还热闹万分。开席之后，刘公逐桌地给乡亲们敬酒。

众乡亲知道刘公回来一定是有要事，再者从到日本留学之后父子之间也很少有时间在一起叙叙家常话，所以饭后众乡亲向刘公及其父刘子敬说几句祝福的话之后便纷纷辞别而去。

众乡亲皆走了，大伯、二伯家的人也走了，堂屋里只有刘子敬一家的人了，四弟刘耀珍与六弟刘同问道：“二哥一向公务繁忙，难得回家一趟。今天回来是看望下二老呢，还是办其他别的什么事情呢？”

刘公叹了一口气说：“袁世凯、黎元洪妒忌我，一次又一次地催促我到北京总统府去任高级顾问，我虽百般推辞，但并不生效。为此，我今天回来一是看望下乡亲们，二是将二老安排一下。”

四弟刘耀珍说：“二哥，他们此举很明显，就是要剥夺二哥的兵权，总统府高级顾问，官是很大，可是却调不动一兵一卒，二哥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却如此而为，看来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再者，二哥此一去，那前几个月组织起来的襄阳实业集团不是要泡汤吗？”

原来刘公率北伐左军驻扎襄阳，一是保境安民，二是想探索出一套实业救国的计划，造福于襄阳人民，于是按照《中国实业计划》组织了襄阳实业集团。刘氏家族中的刘耀煌、刘耀珍及襄阳八大首士、工商各界知名人士均组织在内，主要是开发矿山、兴办工厂与农场、兴建公路与铁路，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振兴襄阳。

听了四弟刘耀珍的话，刘公无可奈何地说“时势如此，我不得不如此。至于襄阳实业集团的事，你们尽力而为，眼下我也实在无能为力了。至于其他的事情，人们俗话不是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吗？待我且到北京去与他们周旋一番，再待时而动吧。”

刘公又接着对父亲说：“我从到日本留学从事革命活动，到回国组织领导武昌起义，没少让二老操心。我本想急流勇退，在家乡做点事，造福梓里，也好对二老略尽孝心。可黎、袁二人对儿放心不下，非要让儿到北京去任职，眼下形势如此，儿不能不去。清朝虽然被推翻了，但袁世凯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不争名利，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是我让给黎元洪的，他对革命无尺寸之功，我在湖北一天，他就如同背有芒刺一般。襄阳为黎元洪直接掌控的地方，他与儿言和意不和，他不会善待二老。形势如此，二老离开襄阳为好，免得受闲气。上海是革命党人开展活动最早的地方之一，那里革命党人众多，有不少人与儿子交往深厚。为此，我托朋友在上海买一处房子，让二老到那里去过清闲的日子，安享天年。”

刘子敬说：“我在乡下住惯了，到上海去怕住不习惯。再说我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别人为何要为难我呢？”

刘公说：“若儿子没从事革命，像父亲一样是个淳朴的庄户人家，可能会减少许多麻烦。可儿子现在已卷入政治漩涡，想洁身自好，别人也不会放过。若有哪一天，儿子的冤家对头拿你们二老作人质来要挟我，那我可就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把二老安排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或进或退，无牵无挂，可进退自如。若不把二老安排到安全的地方，我无论在什么地方，心也静不下来，也踏实不了。”

刘子敬见儿子如此而言，就只好说：“既然如此，那一切就由你安排吧。”

做好了父亲的工作，刘公回到襄阳城北伐左军司令部立即给上海的陈其美发了一份电报，并汇去银票，托他在上海购置一处房产。

一周后，陈其美说房屋已购好，在城隍庙一带的法租界，离黄克强的寓所不远，是闹中取静，比较安全之地。

8月份，刘公将父母、弟弟刘同及侄儿刘克炳等一家大小送到了上海，留四弟刘耀珍在家管理田庄。一切都安排好了，刘公才略感放心。

安排好家人之后，刘公将军中事务交与徐万年、罗祉恭全权代理。于1912年9月底带了几名贴身侍卫，同妻子刘一、侄儿刘新一同乘火车到北京去任职。

黎元洪得知刘公到北京去任职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向袁世凯汇报，并令其嫡系随县、枣阳驻军司令王安澜到襄阳收编刘公所部。

到了北京，刘公一下火车，袁世凯即派代理内务总长赵智庵等政府官员到车站迎接。刘公见北京车站欢迎牌坊耸立，军警林立，政府各部总长、议员、工商界、报界、外宾等上万人迎接。原来袁世凯接到了黎元洪的电话，立即作了布置安排，意欲表明自己思贤若渴，想将刘公收为己用。刘公在赵智庵等政府官员陪同下到了铁狮子胡同总统府。总统府门前高高地悬挂着“热烈欢迎辛亥革命元勋、武昌起义的大英雄刘公到北京任职”的大横幅标语。袁世凯带着一班文臣武将已早在总统府门口迎接刘公的到来。袁世凯看见刘公来了，忙快步上前，紧紧地拉着刘公的双手，分外亲热地说道：“袁某思念刘公久矣。今民国初创。百业待举，望刘公今后能像汉代张良一样，在各方面多多赐教。”

刘公忙应道：“在下德薄才鲜，岂能与张良相比，只恐居此高位，有负厚望。”

两人寒暄一番之后，赵智庵把刘公引进了早已准备好的离总统办公室不远的总统府高级顾问办公室。

刘公就任了总统府高级顾问，袁世凯对刘公百般“关照”，不仅住宿条件十分豪华，还让刘公经常出席一些级别高、场面大的宴会，想让刘公能为已所用。但刘公对袁世凯很厌恶，并不投其所好，对投靠袁世凯的陈宦等人也很冷淡，也尽量避而远之。

1912年8月19日共进会撰文《刘君公事略》中云：“嗟乎！其始之先觉自任，创立伟业也既如此。其后则功成不居，淡于荣利也又如此。人徒知清朝颠覆，共和成立，交相庆幸，而不知君之经营惨淡，心力俱疲，实与孙、黄诸伟人，有以铸成之也。”

刘公到北京之后，徐万年感到仕途艰难险恶，于1912年10月15日以左军职任事务退伍，为实录馆调查员。后得善终。其一生真可谓：

办事沉稳多机警，辛亥首义炮轰鸣。

吓破敌胆克武昌，神州万里扬美名。

刘公身居总统府高级顾问的高位，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但刘公感到与袁世凯共事，就如同与虎谋皮，心中感到十分苦闷。他给左翼军交通处长陈鸣霄写信说：“振兴中华，任重道远。余绝不因挫折而灰心，志在百折不回，重振旗鼓。望以此转达殿一、祉恭诸人，到时将助我一臂之力。”

时逢“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元旦将至。“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有功之臣举行授勋大典，授予刘公“首义之功”之称号，授“一等勋虎章”和“一等嘉禾章”。“中华民国”稽勋局表彰刘公为“甲种有功人，”名列第一位。但刘公对袁世凯的百般收买不为所动，在“中华民国”总统府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对袁世凯如同徐庶对曹操，常常是一言不发，只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

刘公离开了湖北，黎元洪再也无顾忌了，凶相毕露，利用孙武对革命党人大开杀戒，反革命嘴脸大暴露。真可谓：

蛇蝎心肠蛇蝎人，蛇蝎岂能有善心？

可叹党人太天真，种下恶果伤自身。

俗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