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而深远的影响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巨大而深远的影响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吴伟业以其卓越的文学创作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还在他仕清之前，就已经被目为文人领袖了。我们由顺治九年钱谦益请他出面调和同声、慎交两文社嫌隙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及至晚年，他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更高，声誉更隆。康熙六年，顾有孝、赵沄选录他和钱谦益、龚鼎孳的诗歌合编为《江左三大家诗钞》。这本书的参阅者很多，皆为当时名士，由此观之，“江左三大家”之称得到了当时文坛的公认。赵沄在序中说钱、吴、龚三人“声教德业，且满天下”，“卓然为人文宗主”，完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三人都是出仕过清朝的所谓“贰臣”，其中，龚鼎孳年龄最小，康熙六年，钱谦益已卒，吴伟业家居，惟有他在朝中身居高位。他“好客爱才”，对遗民故老、俊彦名流常倾心相交，一时为“士流所归”。他又确有才华，诗、词、文无所不擅，故颇负士林之望。但实际上，其文学成就与钱、吴远不相称。

钱谦益比吴伟业大二十七岁，比龚鼎孳大三十三岁，相差一辈人。他在明末即已成为文坛巨擘。论文学成就，他与吴伟业倒是在伯仲间，只是各有千秋。在理论建树上和古文方面，吴伟业迥不及他；而在词和戏曲方面，他却大为逊色；至于诗，他以七律见长，吴伟业以歌行为优，不过，从诗歌的独创性及其对古代诗歌发展的贡献来说，他还是相差一头。清人林昌彝认为“江左三家诗，以吴梅村为最，钱虞山、龚芝麓不逮也”，[1]实乃公允之论。

吴伟业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正是他的诗歌。

受吴伟业影响最直接、最显著的当属“太仓十子”和同时稍后的另外一些太仓诗人如毛师柱、沈受宏等等。他们中除了周肇只比吴伟业小六岁，属于同辈以外，其余的都要算是晚生。吴伟业曾不遗余力地对他们予以关心、指点、提携与奖掖，例如他曾招周肇、黄与坚来自己的书斋“旧学庵”读书，“相与古学为砥砺；”[2]他曾为王昊延誉，盛赞王昊为“绝才”；他曾写信给王士禛热情引荐许旭；[3]写信给冒襄极口称赞毛师柱；[4]他曾向沈受宏传授“做诗之要”；[5]等等。至于他召集他们一起登临赋诗、饮宴联句就更是常事了。更为重要的是他亲手选编了《太仓十子诗选》，并作序加以揄扬。此书刊于顺治十七年，“十子”之称和“娄东诗派”从此得以确立，并很快名扬天下，为人们所认可了。(www.guayunfan.com)“十子”等人无不对吴伟业深表敬仰与尊崇，众星捧月一般聚集在他的周围，奉他的论诗主张为圭臬，把他的诗歌作为效仿的样板。正如汪学金《娄东诗派·例略》所说：“十子胚胎梅村。”或如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所说：“娄东诗人虽各自成家，大约宗仰梅村祭酒。”因而他们的诗风与吴伟业惊人地相似。

这种相似首先显示在题材内容上。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吴伟业曾经以南京故迹为题写下许多首表达故国之思的诗，而十子等人差不多也都写过以“金陵”为题的诗歌，如周肇有《金陵忆昔》、《南京歌四首》，顾湄有《金陵感兴》，王昊有《金陵》诗，黄与坚有《金陵杂感》，等等，这恐非相约而作，而是受了吴伟业的启示而出现的一种多诗同题的现象。

这种相似还显示在艺术表现与艺术宗尚上。从语言方面说，十子等人普遍追求的是遣词用语的高华秀雅、妥帖精切。在他们笔下，很少见到俚语俗字，也很少见到奇崛险怪的词汇。从声律方面说，他们讲究的是和谐圆润、整饬匀称。其近体诗，无论平仄还是对偶，无不合规中矩，严守绳墨，极少拗句，极少出律现象。即使是自由度很大的古体诗，也写得流利顺畅，难以找到那种散文化的佶屈聱牙的句式，难以听到那种拗折奇峭的音调。从抒情手段和整体意境方面说，他们注重的是意象和风神，不喜欢“以议论入诗”，力戒诗旨的浅白直露，主要靠意象来表情达意，做到唱叹有情，含蓄有味。即使满腔愤怒哀怨，表达起来却注意节制，不违背温柔敦厚的诗教。他们的诗显然更接近以风神情韵见长的唐诗。所有以上方面，都和吴伟业一脉相承。

可惜的是，十子很少有歌行流传下来。他们的专集多已不存，许多人留存至今的仅仅是见于《太仓十子诗选》中的作品，人各一卷，最多的不过一百零一首诗，少的只有七十几首，而且绝大多数为律绝，很少古体，不知是没有多选古体，还是他们本来就写得少。

如果单纯从“梅村体”的角度看，吴伟业的影响主要不在太仓，而在太仓以外。当时学写“梅村体”歌行最出色的是被他称为“江左三凤凰”中的两位：吴江的吴兆骞和宜兴的陈维崧。吴兆骞的《秋笳集》有歌行三十几首，由《榆关老翁行》、《观姬人入道歌》、《白头宫女行》、《秋雁篇》、《金陵篇》等等作品来看，确实深得“梅村体”之神髓。陈维崧《湖海楼集》亦有不少歌行，把他的《咏拙政园连理山茶花》、《弦索行》与梅村的《咏拙政园山茶花》、《琵琶行》对比，看得出也是学得形神酷肖。

吴伟业身后，喜爱并学习其诗歌特别是“梅村体”歌行的代不乏人。我们只要举出两个例子就够了。一个例子是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大诗人龚自珍，其《全集》第九辑有《三别好诗》，其序云：“余于近贤文章，有三别好焉。虽明知非文章之极，而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兹得春三十有一，得秋三十有二，自揆造述绝不出三君，而心未能舍去。以三者皆于慈母账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题《梅村集》的一首云：“莫从文体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有趣的是一面不无贬抑地称吴伟业的诗为“儿女诗”，“明知非文章之极”，一面却坦率地承认抵挡不住其诱惑，自少年好之，长大了愈加好之，始终缠绵于心，割舍不去。我们从龚诗的瑰丽文辞与沉郁情调的交融上，多少窥见出了吴伟业诗风的影响。另一个例子是清末涌现的一批“梅村体”歌行，如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樊增祥的《彩云曲》、杨圻的《檀清引》、王国维的《颐和园词》等等。其文辞之雅，设色之丽，用事之丰，对偶之工，平仄之调，以及叙事之委曲，唱叹之多情，均不难辨出其渊源所自。

因此，说吴伟业的诗歌对清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点儿也不是过甚之词。

[1]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一八。

[2] 黄与坚《愿学斋文集》卷二三《姚襄周西墅诗草序》。

[3]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三。

[4] 《梅村家藏稿·补遗·与冒辟疆书》第一封。

[5] 乾隆《镇洋县志》卷一二《人物类中·沈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