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南洋中华团体史志编纂处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与南洋中华团体史志编纂处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菊生）先生一生为繁荣中国文化事业鞠躬尽瘁，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也十分关注海外华侨的文化事业。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份《南洋中华团体史志序》的打印稿，这是1929年5月应南洋中华团体史志编纂处邀请而撰写的，以前似未发表过[1]。现全文抄录如下：

联南洋诸岛，吾先民之赍装越海而往，奋展其才力，以经始而拓殖之者，至蚤且钜。准以东西言治者之说，吾国宜主治。今其势乃相反，以数百万之民之众，腆居外人治下，且时时被其侵侮焉。呜呼！民众既散处，自无团卫之力，少数所谓团体者，刦于异国政制，亦不任其充实设施。而国内贫苦震扰，又未遑为驭远之策驯，致受困于人，夫岂无自而然欤？郭锦芳、杨炳南二君毅然思所以振之亟为《南洋中华团体史志》。凡所在之商会、书报社、会馆之属，靡不征采其史迹。一事之因革，一人之端委，覈实撰录，以成有统序之书。盛哉！盛哉！持是以示于外人，知吾国之与星星岛屿中，固有与碧海同流之远泽，非后起之强有力者所得而销铄也。然吾先民之富于冒险骛远之性，讵仅仅始于南洋？见之秦徐福之辟东海，汉张骞之通西域，唐玄奘以后僧侣之游历印度，求诸史册，曷胜缕举。惟窃谓南洋之努力工商之业，大利民生实际，以视旁求玄虚之道术，远黩雄诞之兵威，则有进矣。强明之士，崇拜先德，缅怀遗风，其继是迈勇而进，以使之旁皇周泱也乎。侨民与侨民相亲郁郁焉。团体与团体相助秩秩焉。复得国力以维护之，侨政以联益之，乌有不终达者。此则二君之深望也已。元济承属为序，故为之发而隐讱如此。

张元济先生认为，先辈们漂洋过海，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发南洋诸岛，实乃比秦徐福渡东海、汉张骞通西域、唐玄奘游印度更伟大的事业。郭锦芳、杨炳南二君发起编纂南洋中华团体史志，则有助于发扬光大先辈的精神。这一评价，颇为精彩。

从张菊老一生中，我们能看到许多关心南洋华侨文化教育的事例。早在1906年，清政府学部曾请他出国考察东西洋学制，其中就有“同历南洋，察考华侨兴学情形”的计划。他在一封复信中指出：“南洋诸岛华侨众多，兴学训民实为本部应尽之职，至弟于此事极愿勉效驰驱。”只是由于经费一时难筹，此行未果。1910年他作环球旅行，在轮船上目睹了大批华工被贩卖至南洋当“猪仔”的惨状；游历、考察新加坡、槟榔屿等地时，又见到华侨教育极其落后，感慨万状，亟思为同胞尽力。于是在他的擘画下，1914年和1916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在香港、新加坡设立分馆。他还亲自审定了为海外华人用的《香港读本》及南洋专用的教科书。在他的日记中，常能见到宴请华侨，了解海外出版动态趋向，以及处理运往爪哇、泗水、新加坡等地书刊业务的记录。1917年2月，他邀请吴稚晖、汪精卫二人赴南洋专营出版，发展华侨教育。这事虽未成，但足见他与海外侨胞的心是紧紧相连的。直到他晚年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期间，他还邀请许多华侨代表座谈，倾听意见，讨论华侨用书的修改。这一切证明，张元济先生撰写《南洋中华团体史志序》，绝非偶然。

张元济先生哲嗣树年先生珍藏着一批菊老遗物，笔者见到了几份关于南洋中华史志编纂处的史料，约略考释出这个组织的一些活动情况，现介绍出来，求正于诸位。(www.guayunfan.com)广大海外华侨受潮流刺激，痛感祖国积弱，成立过许多团体。除了提倡公益事业外，不少曾经是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革命组织。可是事过以后，常常湮没无闻，实为可惜。吉隆坡华侨郭锦芳先生有感于此，于民国七年（1918）与邱绍濬、何裳咏等发起编纂《南洋中华团体史志》一书。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先后收集到三千多份调查报告。民国十五年（1926）2月，郭锦芳任处长，杨炳南任度支部总主任，正式倡办南洋中华团体史志编纂处，会址设在雪兰莪吉隆坡双沟勿诗律257号（No.257 Sungei Besi Road.Pudu Kualabumpuo）。其宗旨为“选样功绩，鼓励将来，联络海内外中华团体，实行改良社会为救国方针”。同时聘请当时中国政府派驻南洋各地的外交官为总裁，其中有前任驻新加坡总领事李骏，驻新加坡总领事唐榴，驻槟榔屿正领事戴培元，驻仰光领事蔡咸章等。另外，驻英国公使颜惠庆、驻北婆罗洲总领事桂埴，以及国内特派南洋视学官，各报馆、各社会团体代表千余人均签名赞成。其声势着实不小。在一份《南洋中华团体史志编纂处附则》中，印有多位领事官员签名的介绍信，介绍郭锦芳等调查南洋各商埠社团情况。

1929年5月2日，郭锦芳、杨炳南致函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先生，聘任他为南洋中华史志编纂处名誉总裁，并邀“撰本志序文一篇寄来，预备刊入志内”。张元济先生于5月20日复郭、杨信，云：

锦芳、炳南先生大鉴：久耳大名，恒殷驰慕。日前接奉公函并聘任书及附则各种，展诵感愧。鄙人无似，何足以仰赞盛业。既蒙垂爱，许附骥末，荣幸实多，自当勉奋刍荛之采，以副谆属。被命作序，亦拟稿呈教，并祈鉴正。专肃。敬颂

公祺

张元济拜上 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史志编纂处公函、聘任书及张元济先生复信底稿至今幸存，弥足珍贵。此后，张元济先生似与该组织没有什么来往。至于那篇序文是否刊出，就不得而知了。

1989年，笔者为考释南洋中华团体史志编纂处情况，曾致函马来西亚友人、著名历史学家刘子政先生，请他就近查询。承蒙刘先生又转托新加坡、吉隆坡两地友人到当地图书馆了解，盛情可掬。只是由于新马历史文献大多毁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没有能查到该组织的史料，连几位发起人的情况也无踪可觅。因此，张菊老这几件遗物似乎成了海内孤本。我希望拙文刊出后，能得到知情者的帮助，使得郭锦芳先生等处心积虑经营十余年的事业不至于湮没尘世。“公函”中曾提到“聘请名士先编定几帙”，似乎这部史志应该已有若干定稿。是否曾付梓印刷？是否会尚留人间？但愿我的希望不会落空。

（原载1990年4月17日《马来西亚日报》，转载于 《上海侨史论丛》第2辑，1990年12月）

注释

[1] 现已收入张人凤编《张元济全集》。——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