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先生年谱》背后的故事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马相伯先生年谱》背后的故事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马相伯先生年谱》封面

1939年12月底，“孤岛”上海。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了一部当代名人传记——《马相伯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时距这位百岁爱国老人逝世不到两个月。

柳亚子称相伯老人“一老南天身是史”。相伯老人的人生大书乃是一部微缩的中国近代史。“九一八”后，他大声疾呼：“愿我国民全体，认定自助者天助，效法义腊厄尔再造日路撒棱[1]，一手做工，一手拿剑，共赴国难。”“一·二八”后，他撰文和发表广播演说，提倡国货，努力救国。1937年“七七事变”后两日，他又以98岁高龄到电台作广播演说，号召国人奋起抗日……这样一位爱国老人的《年谱》在“孤岛”问世，恐怕已超出学术研究的范畴，乃是国人爱国意志的发抒和民族人格的张扬。《年谱》如此迅速出版，又与戊戌老人、著名出版家张元济有密切关系。最近，一批尘封七十年的史料揭开了《马相伯先生年谱》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王学哲先生编的《张元济致王云五的信札》（台湾商务印书馆2007年5月版）一书，收有1939年11月12日张元济致王云五的一封信。内云：

前日《中美日报》张君若谷来信，言辑有《马相伯先生年谱》，欲以版权让与本馆。弟复以收稿之事由兄主持，当为代达。复信及来信均属公司录呈台詧，计已先达。弟思此书当有销路，但出版必须迅速。弟当代看书稿，如果合用，尊意以为可以收印者，即便付排，从速出版。张君昨晚已将书稿送来，自言系震旦学生，曾亲炙马君甚久，前在《大美晚报》，现在《中美日报》任编辑。其所编年谱，多穿插国内外大事，文字亦尚妥顺，所采材料均注明出处。但稿字太小，弟目力不及，不能细看全书，是否可用，不敢决定，只可由公司可以胜任者任审查之事。又张君开出三条件：一、迅速出版；二、要印四开本，用中国书式；三、每千字五元，全书约十万字云。弟意二、三两项稍觉难行。尊意如何，请速示。如欲购印，如何磋商？能电示畀以全权，则可免耽搁，亦乞裁酌。无论函电均请复至敝寓，因馆员办事恐有疏忽也。(www.guayunfan.com)《年谱》编著者张若谷11月初来信，要求商务出版该年谱。张元济一面嘱馆员与在香港的商务总经理王云五联系，一面揽下“代看书稿”的任务。11月11日，张若谷送来书稿。虽则字太小，“目力不及”，但张元济还是连夜看了一部分，第二天即向王提出迅速出书的意见，处事之果断，工作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张元济“看好”《年谱》书稿，有几个原因。一是谱主的爱国精神与自己主张倡导“中华民族人格”的思想一脉相通；二是谱主作为文化名人又刚逝世，社会影响大，《年谱》出版会有销路。此外，他与马相伯先生早年的一段交往也不无关系。1902年，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曾与梁启超、蔡元培、汪康年等人一起到徐家汇天文台，跟马相伯学拉丁语。蔡元培最为积极，每天清晨五点就上门来了。因马每日早晨要做祈祷，就建议蔡元培从他任职的南洋公学中选派一些学生来学。后来蔡即派了24名学生。梁、蔡、张、汪这几位特殊学生学拉丁文的事，还成为马相伯第二年创办震旦学院的最初动因。《年谱》就记有此事。张元济1939年11月14日为《年谱》所撰的序文中，也深情地回忆了自己与相伯老人的师生之谊：“余与三君皆同年挚友，意当时或同有兹约。而余与汪君皆未能实行。然竟获厕于私淑之列，亦弥自欣幸也。戊戌政变，余被谪南下，侨居海上，始识先生。一日与谈泰西科学之盛，先生徐言科学必有其大原，且世人何以能知科学？余乃知先生深于教理，与世之以祸福感人者迥不相侔，数十年来，未忘斯言。”序文还高度评价了马相伯对中国近代科学、文化事业的卓越贡献，以及对老人高尚人格的赞誉。文曰：

余闻相伯先生殁于谅山之讯，哀其以大耋之年，不获宁居一室，被迫远徙，殒身于千里炎徼之外，为之悲愤者不置。……张子许以其稿留余所，阅读既竟，窃叹以先生之学之才，未能一展其用。于内则仅至山东督制机器，勘查矿产；于外则仅参赞东京使署，襄助高丽举办新政。至议辟九龙商埠，且未采行；在美贷金设银行，又成而被驳。怀奇不遇，壹郁谁语？赖有是谱，聊以识其言行。师弟之情，有足多者。张子语余：先生尚有手书《随使高句骊日记》，暨所储中西名籍，寄赠丹阳图书馆，旅沪同乡会为之运致故里，尚未发箧而城已陷，且大火，恐尽毁矣。使存者，谱中事必可裒益多许。相与感喟者久之。余悲先生之病殁蛮荒，而犹幸其能得高弟以传诸不朽也。因序而归之。读是编者，其亦有山高水长之思也夫！[2]

王云五收到张元济信后，很快复电，同意出版。张11月25日致王的信中称：

《马相伯年谱》事，得尊电后已去信告作者：一、可以速出版；二、只能照本馆已出各种年谱版式（但鄙意不照小六开本）；三、允给版税百分之十五。但尚未有回信。如不允版税，再与磋商售价、数目。原稿尚须略加修改。

对于商务方面的意见，《年谱》作者张若谷也全部同意。12月5日，在张元济致王云五的另一封信中再次提到该书：

《马相伯年谱》业与著作人商妥，给与版税，不出稿费，用本馆以前出版各种年谱版式。弟略加GF8A3阅，需有稍加修改之处，又由馆员加校，已交还本人修正，速即送来排印。一切已有沪处详报，兹不赘陈。

张若谷所撰《年谱》跋文，署1939年12月15日“先生六七死忌”。其实，书稿正文早几日已经交到商务印书馆。最近在孔夫子旧书网站上发现一批拍卖的老商务档案，有一封张元济1939年12月9日致当时在沪主持商务日常工作的经理李拔可的信，限期印出《年谱》。云：

马相伯与张若谷

马相伯先生追悼会，报称已定于本月廿九日。《年谱》稿据张君云，今日可以交到。请谆属出版科赶速排印，限十夕出版。我等为工人谋事，工人亦因为公司出力也。

显然，张元济要赶在马相伯先生追悼会之前印出《年谱》。限期10天，是何等速度啊！尽管“孤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早已今非昔比，然而传统依旧，风格不变。张元济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的同时，又为公司创造着商机。这就是商务印书馆成功的秘诀之一。

马相伯追悼会后来因故延至1940年1月27日才举行。而《年谱》于1939年12月末准时出版。它属于商务《中国史学丛书》之一。内封为楷书题签：“丹徒马相伯先生年谱　新建夏敬观题”。插页六幅为：胡伯翔画马公遗像、柳亚子题像赞诗手迹、马先生与编者合影（郎静山摄）、1939年4月5日和11月18日国民政府褒奖令，以及马先生手迹两幅。序文四篇：张元济序、于斌主教序、徐若瑟（徐宗泽）序和编者自序。除正文后，《年谱》还收录有四篇附录：（一）《苦斗了一百年的马相伯先生》；（二）《我所见闻的马相伯先生》；（三）《马相伯先生生日考》；（四）《马相伯与梁启超》。史料丰富，可补《年谱》的不足。张元济称赞《年谱》，“多穿插国内外大事”，“所采材料均注明出处”，或可谓一部成功年谱要遵循的原则，值得年谱编著者们奉为圭臬。

《年谱》的学术价值至今尚在。笔者就曾在该书里找到过太平军李秀成的珍贵史料。《年谱》引马相伯自述云：“予读书徐家汇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提兵略杭、嘉、湖、苏、松、常、太地，曾驻军徐家汇。一宿即去。人尚和蔼，教堂及地方人民，亦无惊扰。忠王龙袍红巾，告示用印长尺余。予等年少，争出往观。清早祈祷，惊为奇事，乡人有曰：我等信上帝，念耶稣经，王爷何故也信上帝、念耶稣经？忠王闻之，一笑。”这样的历史细节，书内为数不少，值得称道。至于张元济、王云五等老出版家不失时机、讲求效率的工作精神，更应成为当今出版人的楷模。

张若谷（1904—？），原名张天松，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作家。1930年以后作品散见于《益世周报》《中美日报》《国闻周报》和《文艺月刊》等报刊。除《马相伯先生年谱》外，还撰有《新都巡礼》《都会交响曲》，以及《三十年报纸文艺副刊的演变》《漫谈孤岛文坛》等。

《年谱》版权页“发行人”栏载“长沙南正路　王云五”。习惯上这类书称商务印书馆“长沙版”。其实，当时商务总管理处只是名义上仍在长沙（1937年12月由沪迁去），而总经理王云五则长驻香港办事处。该书编印又全在上海，是董事长张元济亲自看稿、撰序并安排出版的。上述所引张元济的几封书信，即是明证。

1940年1月27日，上海各界千余人在贵州路湖社隆重举行马相伯先生追悼大会。事前，张元济又应张若谷之邀，撰写了《马相伯先生像赞》和《挽马相伯》联。前者有这样的赞语：“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呜呼！生为人豪兮，死为鬼雄。虽死如不死兮，矍铄哉是翁。”这也可称《年谱》背后故事的续篇吧。

（原载《世纪》2008年第6期）

注释

[1] 《圣经》故事，义腊厄尔，今译尼希米。日路撒棱，今译耶路撒冷。故事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了犹太王国之后，犹太人尼希米受波斯王居鲁士派遣，回到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他组织居民重新垒筑城墙。为了随时抵御异族的入侵，尼希米用剑、梭镖、弓和盾武装建筑工。他又把居民分成两班，一班筑城，一班警戒。于是只用五十多天就修复了城墙。

[2] 张元济《马相伯年谱序》，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