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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沐海著名指挥家_程程访问

时间:2022-03-26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汤沐海 著名指挥家_程程访问汤沐海 著名指挥家———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音乐技艺精湛的演奏、激情澎湃的指挥,这一切都让现场的5000多位观众听得如痴如醉。这次演出的指挥是浙江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汤沐海,他也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华人指挥家。在紧张的排练间隙,汤沐海先生接受了我们《程程访问》的独家专访。1977年,汤沐海曾经到德国留学,师从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卡拉扬和伯恩斯坦。

汤沐海 著名指挥家_程程访问

汤沐海 著名指挥家

———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音乐

技艺精湛的演奏、激情澎湃的指挥,这一切都让现场的5000多位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前不久在杭州大剧院上演的浙江交响乐团成立首演让杭州市民真正见识到了什么是最顶尖的高雅音乐。这次演出的指挥是浙江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汤沐海,他也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华人指挥家。在紧张的排练间隙,汤沐海先生接受了我们《程程访问》的独家专访。

精彩对话

程程:这两天咱们浙江是非常热闹,两家交响乐团,这个之前呢,是杭州爱乐乐团做了一场特别大型的演出,紧接着就是咱们浙江交响乐团这场演出。(www.guayunfan.com)汤沐海:对,这叫“双喜临门”!

程程:您把这个叫做“双喜临门”?

汤沐海:对了!

程程:您感觉有压力吗?

汤沐海:没有!完全没有!

程程:完全没有?

汤沐海:没有,不应该有的。因为搞音乐啊真的是上帝赐予我们人间的最美好的职业。每一个在舞台上的音乐家应该很自豪!你可以用你自己手里的乐器,用你的才能,用音乐来作为自己的职业。

程程:您觉得如果杭州有这么两家大型的交响乐团,未来的生存是不是问题?

汤沐海:对于一个百万人的城市啊,其实是并不多的。两个乃至三个四个都并不多。

程程:那现在呢,杭爱那边打出来的口号就是说,我未来可能也不仅仅面向杭州地区,我也会是面很广的。同时我还要在三年之内把它打造成中国一流,五年之内把它打造成世界一流的乐团。那您对这个怎么看?

汤沐海:这是大多数新起的交响乐团都有的口号,一个目标,这很正常的。这激励自己,也向社会表明自己的决心,这就义无反顾了。就是说有很多乐团也说了这样的话,然后大家呢就看着它的成长,大家都来爱护它,这个是很正常的。

程程:那如果说杭爱跟我们浙交直接在杭州本地要竞争起来的话,您会觉得浙交的优势怎么样去发挥?民乐吗?

汤沐海:我觉得不是直接的竞争起来,而是大家共同的贡献。把刚才我说的这个美好的音乐怎么贡献给大众。

两家一流的交响乐团同时出现在西子湖畔,这不但让浙江人大饱耳福,更是让不少专家感叹:在国内的交响乐领域中,杭州的崛起似乎已成必然。对此汤沐海先生又有着怎样的见解呢?

程程:卞祖善先生有一个评价说,之前在交响乐方面呢,整个全国的格局中心是三个———北京、上海、广东。现在浙江起来了,所以整个浙江两个交响乐团的起来,就改写了交响乐在全国的布局,您觉得这意义真的有这么重大吗?

汤沐海:没有。这过分了。对不起,因为我跟卞先生很熟悉的,他也是一位艺术家。艺术家呢,做这些判断啊,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广州这些你要从听众文化层次来说,跟香港过去差不多对吧,跟新加坡差不多,他们的条件非常好。但是你要说回到刚才的问题,你说广东,广东省我还是一直觉得它是一个经商为主的地方,我希望广东的人民不要为此而不高兴。这个文化的气氛,当然发烧友也是不少啦,你想一个百万千万人的城市,有很多很爱音乐的人,但这并不证明了它的文化气氛这么浓,像北京、上海这么浓。

程程:所以您的意思是,从交响乐的角度来说,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这种……

汤沐海:根本就不存在这三个地方。我倒觉得你要真正来浙江,江浙一带啊,是中国的文化历史最悠久的,我们都是很敬佩的你知道吗?至于在西方音乐上,起步晚一点又怎么样呢?

汤沐海,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曾经执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作为中国第二代指挥家当中的代表,多年来他穿梭于东西方音乐界,曾和众多国际顶级的乐团合作,逐渐成为了华人指挥家当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一位大家。

程程:中国的第一代指挥家当中出来了很多佼佼者,第二代指挥家当中,他们说您是最棒的,您听到过这种评价吗?

汤沐海:没有。

程程:你觉得自己在第二代指挥家当中做得怎么样?

汤沐海:我只是知道我热爱音乐,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出来,而且音乐是永远陪伴着我。至此而已了。

程程:就是低着头自己在里面享受?

汤沐海:对!整个过程,你尽情地真诚地去工作,你工作一分它就还给你一分。你30年前看到的贝多芬的交响乐和你今天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这30年的进步啊,你的理解,你对整个音乐世界的了解,最终回到一个作品的时候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情感。

程程:您这个表现自己觉得最过瘾的是哪一次?

汤沐海:哦,那就太多了。因为什么?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是跟有名的乐团,还是跟没有名的乐团;不管是伦敦、巴黎,还是杭州、上海,对我来说呢,音乐会的两个钟头的瞬间啊,人生100年啊,如果能活这么久的话,那两个钟头呢是很短暂的。我们不是做成了一幅作品,像一幅画或者一个雕塑,你摆在那儿你欣赏它,而是每一次都是从零开始,每一次都是从第一秒开始,直到这个作品结束的时候,直到这个音乐会结束的时候。所以那每一个瞬间,我们都在享受。对我们来说这是生命当中最值得的瞬间。

程程:听说有一次您在指挥的时候,差点从台上摔到小提琴手的怀里?

汤沐海:那是经常的。经常的。那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汉堡。因为太激动了,当然那个指挥台也有点小。结果呢,第二天报纸上还写出来,说差点给栽下去,说舞台太小容不下汤沐海。

1977年,汤沐海曾经到德国留学,师从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卡拉扬和伯恩斯坦。他也曾经应小泽征尔之邀指挥过波士顿的夏季音乐节。那么,接触过这么多的世界级指挥家,在汤沐海的心目中,谁才是最好的呢?

汤沐海:那还是我的老师卡拉扬!因为卡拉扬有一种很奇妙的能力,他并不是说他在镜头上看上去如何,因为他能够有很好的风采。对我最能震撼我的,就是每次他的音乐会总有那种瞬间让我流下眼泪,让我不能自已,让我进入一种境界,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种能力。他总在某一个瞬间一定会打动你,不是在这儿就是在那儿。这个我在大多数交响音乐会上很难有这种感受。你总是听到了一个相当好的演奏,你钦佩这些人的合作是多么的美妙,那个指挥姿态也不错,艺术构思也不错,但是没有使你流下真挚的眼泪。可是,卡拉扬他就可以!这很奇怪,非常奇怪。我直到今天也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

在音乐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好的指挥通常是个“音乐暴君”。因为他们经常为了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而对乐手百般苛责,那么汤沐海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音乐暴君”呢?

汤沐海:我反对当年托斯卡尼尼这样的指挥啊。有一个乐手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竟然可以生气到几个礼拜不跟人说话啦,把人恨得个要死,这个没有必要的。因为大家这么多人一起,在共同创造着这个瞬间,有时候有一些失误啊他确实是可以原谅的。只要那个音乐本身它动人的打击力量在了,观众得到了鼓舞,这是一切,这就是一切了。你不可以这样苛求自己,也苛求别人。但是仔细地排练这是很重要的,以免发生这样的情况。

程程:这么说您还是蛮温柔的啰?不是“音乐暴君”啰?

汤沐海:不是。这个大家在我的音乐里可以听得到的。

程程:可是感觉你还是很激情的,乐手们怕你吗?

汤沐海:我相信更多的还是敬畏。因为在工作过程当中,我有时候非常严格,他们说我说话甚至很损啊,就是说有点不给情面。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自己儒家的那种,或者是道家,不管怎么说啦,中庸一点啊。我们的那种雍容,这些东西呢在音乐家工作的时候,我是基本上把它们抛弃的。我并不绕着弯子解决问题,我都是尽快地、直接地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这其实是有价值的。但是呢,在音乐表现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尽量多的余地去有机会表现自己。

1949年,汤沐海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艺术世家,父亲是曾经执导过电影《南征北战》的导演汤晓丹。汤沐海18岁去新疆当了名文艺兵。条件的艰苦并没有阻止他追求音乐梦想。一切的坚持或许要归功于他从小树立的远大理想。

汤沐海:我当时我大概是五六岁,因为我当时学钢琴啊,有这个黎英海,然后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冼星海,我当时就是很自豪地说,中国有一个冼星海,有一个黎英海,我说还有一个汤沐海!才五六岁呢!五六岁的时候。

程程:那后来呢,就是在“文革”的时候,其实那当然你的自信被打到最底层,你的父母是属于有问题的,黑五类比如说,然后呢你在社会上完全是处于一种无助的地位,谁也不会来培养你对不对,那时候还有音乐梦吗?

汤沐海:有!那时恰恰是音乐给我动力。给我生命的动力的恰恰是我从事的音乐。我当时已经在军区歌舞团了嘛,我每天弄音乐在里头很幸福,我就忘记所有的这些。

程程:你那时候在那儿是做什么呢?

汤沐海:我是在那个乐队,等于是歌舞队里头啊,那是个歌舞团嘛,新疆军区歌舞团嘛。我记得我跟李双江还住在同一个房间,他唱歌我弹琴,非常的开心的。我们这些排练虽然都是顺应政治口号的一些东西,完成任务,可是呢因为它毕竟还是音乐,而且是少数民族,多民族的音乐,我当时呢,学黑管、学圆号、学曼陀铃冬不拉嘛所谓的,因为我是弹钢琴的,我就是在那时候接触,然后我跑到乐队里去打打击乐。每到高潮的时候,打得兴致勃勃。就是我作为一个16岁的孩子,年轻人啦,很愉快的在歌舞团里。

程程:很享受?

汤沐海:很享受。所有的苦难或者是责备或者是冷遇,还有非常艰苦的生活,你想那时候我们吃饭就两个馍馍。所谓的两个馒头啦,里头夹点红豆腐乳就完啦,这就是一顿饭,这个今天的人可以想象吗?

1970年,从新疆复员回上海以后,汤沐海成为一名锻压机床场的工人,这几乎让他与音乐彻底绝缘,当机床轰鸣的马达声取代了悠扬的琴声,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继续自己的音乐之路呢?

程程:你怎么面对那个时候的困难呢?比如说当锻造厂工人的时候?

汤沐海:我应该说我并不怕苦,当时啊在全中国青年人当中,这还算一个好的职业。你能够在上海的一个工厂里当工人!

程程:当工人这是还算很骄傲的,因为那时工农兵是最高的。

汤沐海:对。我虽然出自一个文化的家庭,不是工农出身,但是在上海的青年人当中还算一份好的工作呢。我当时是个复员军人,可是对一个音乐家来说,那就是致命的了。因为你最爱的美好的音乐,每天你去上班,你听到的锻压机床的锤击声,那比今天的rockandroll(摇滚乐)要响多了。那3年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对于一个很有灵感的音乐家来说那是很难受的!甚至可以说是灾难!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好处,我培养了自己的人性,我的坚忍。这个以后,我真的成了一个成功的指挥家,我在乐队面前,我跟大家工作的时候,我有自己自制的能力。为什么?你在生活当中学会了一些东西。

程程:我在看那个片段的时候,有一点我确实想象不到,就是你的母亲为了给你买手风琴,会自己去捡废纸,然后会去跟人家借钱。

汤沐海:对。

程程:这个如果说你的家庭一直是比较好的状况,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汤沐海:完全不可能。我在我坚韧不拔地最后寻找我自己的道路上,或许也就没有这个韧性。恰恰在最困难的时候经历过来的人,他倒有理想,有很崇高的理想,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使你能做成一些你或许做不成的事。苦难对你其实是一种好事,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动力。它使你追回了逝去的时光,使你珍惜现在的时光。

作为一名艺术家,汤沐海不但拥有精湛的技艺,同时也有着率真的个性。在2000年担任国家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之后,他因为和乐团团长关峡在艺术上有分歧,而远走欧洲。

汤沐海:其实在那儿工作的一年当中,我已经感受到,毕竟啊,这个大环境,很多重要的东西是没有根本解决的。当然你说,如果双方共同的努力,增强理解,目标一致,或许还是可以跨越它的,不是说完全绝望的。其他的就是感情因素了。有一些互相不理解的啊,互相那么就造成了当时的行动。我相信大家经过一个阶段冷静的看一看的话,这是个好事也是个坏事,是个坏事也是个好事。那么今天呢我跟国交握手言和,他们又邀请我做他们的桂冠指挥,在很荣誉的时候,音乐会有时候搞一搞,甚至出国旅行一起搞一搞,那大家高高兴兴在一起,因为都是搞音乐嘛毕竟,现在叫做“回归”。

程程:对过去的一些历史呢,类似这样的是因为一些误解啊,或者是有一些不顺利的。这些东西呢也是可以抛到脑后去的。那当时我觉得很不理解就是,你真的写了那封信吗?你真的流露出了那样的信息:“他不走,我就走”?

汤沐海:如果你问题问得那么直接呢,其实我可以告诉你,这句话其实我是没说过。

程程:我觉得也不可能。

汤沐海:这是媒体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极端的词句。虽然这样的因素可能会随意的有这种,但是我本人没有说过这样的。

程程:我想也是,你不至于把它直白到这种程度。

汤沐海:对,这是相当孩子气的一种说法对吧。

程程:所以我就想问您,是不是在您身上还有孩子气?还有那种特别个性的?

汤沐海:你是第一个这么问我的,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回答的。

记者手记

2009年杭州的秋天,注定是一个充满音乐的季节。继杭州爱乐乐团发布于9月4日开启杭爱首个音乐演出季之后,新独立的浙江交响乐团也正式公布了它的首个音乐季。浙交选择按季节划分,将一年分为四个演出季。因为汤沐海他们,杭州人有了更多的机会聆听最顶尖的高雅音乐。但是,对于汤沐海,除了知道他是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得意弟子,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指挥家,其他的,在采访前,除了能看的报道,我们并不熟悉,却非常感兴趣。比如,他是不是音乐暴君?他到底为何负气远走欧洲?

采访,就在剧团的排练厅里,那天下大雨,我们去的路上就遭遇了堵车。等着排练厅开门,搬设备布置,又花了些时间。等我们采访完,比预计的时间超过了半小时。我们发现,乐手们都已经在门外等着了。我们留下来看了看排练的整个过程,发现汤沐海其实是个风趣幽默的人,有乐手犯了错误,他用开玩笑的方式指了出来,生气、不理人,并不是他的风格。就如同我们问最尖锐的问题,他也用直接的方式回答,对音乐的执著,对他人的宽容,这就是现在的、成熟的汤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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