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的刊刻_顾炎武的事迹

《宋元学案》的刊刻_顾炎武的事迹

《宋元学案》是黄宗羲晚年的未完成作品，曾经过其子黄百家的续修，全祖望又进行了增补，方成完书。但是，这部对宋元理学进行梳理总结的大书不仅没能刊刻，而且长期没能进入学人的视野，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完全没有提到它，而在考据学占据学界主流的氛围之下，《宋元学案》的受到冷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宋元学案》的再发现肇端于何绍基之父何凌汉。道光十二年，何凌汉督学浙江，次年按视宁波，见到“朴学士”王梓材，向他询问是否曾见过此书，王梓材以“未见”对。何凌汉之所以注意到这部书，则是因为在阅读全祖望为黄宗羲所作《梨洲先生神道碑铭》的时候，发现其中提到黄宗羲还编有《宋元儒学案》一书，但是没有传本。何凌汉嘱咐王梓材，在宁波藏书之家加以蒐访[62]。此后，与京师学术界关系密切的陈用光继为浙江学政，得到了黄氏后人所补辑的《宋元学案》八十六卷。陈用光世传宋学，但他本人“不孤守宋儒，亦不矜言汉儒”，也是道光中汉宋融合潮流中的一员。他到浙江寻访《宋元学案》，被视作是“汲汲于宋学”的表现，则显然有发掘理学文献以抗衡汉学的意图[63]。

几年后，藏于卢氏抱经堂的全祖望补本《宋元学案》也再见天日。王梓材随即与冯云濠合作进行校订，冯云濠并出资刊刻，是为冯氏醉经阁本一百卷。道光十八年，王梓材再度入都，携去醉经阁本，何凌汉为之欣然作序[64]。但是，道光二十二年冯氏《宋元学案》的刊板毁于兵火，而何凌汉也前此两年去世。何绍基服阙入都，计划重新编订刊刻《宋元学案》，得到王梓材的赞同。道光二十三年，顾祠建成，“轩亭静奥”，何绍基请王梓材下榻其中，并将家中与校订《宋元学案》有关的藏书移置祠中，以供搜讨，何绍基自己也“竭力襄事，校出讹漏甚多”，何绍基的两个弟弟何绍祺、何绍京及儿子何庆涵、侄子何庆深都参与了校字之役。甚至所请的刻工也居住在祠中，随校随刻，到道光二十六年方告完工[65]。

根据何绍基的记录，为刊刻《宋元学案》出资的人包括汤金钊（1772—1856）、潘锡恩（1785—1866）、贺熙龄（1788—1846）、祁寯藻、李星沅（1797—1851）、但明伦（1782—1855）、唐树义（1793—1854）、罗绕典（1793—1854）、劳崇光、何桂清（1816—1862）、栗煊、杨尚文，相当部分是原籍湖南的官员[66]。当时何绍基为刊刻《宋元学案》四处募资的信件，今天至少还能找到一封写给劳崇光的：(www.guayunfan.com)基刻《宋元学案》，三月底或可竣工，惟刻费约千五百金，而自敦翁、春翁、芸翁、蕅翁、石梧外，无人复能相照，不审阁下亦有意否？不敢强也。顾祠今年春祭，到者三十四人，为极盛事。然特旷颂南归里，星丈之官。现补作春禊图，藉留鸿爪，苦难得写小照人也。[67]

根据信中提到的刻书进度及顾祠会祭的情况，很容易判断这封信写于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底或三月（这年的顾祠春祭是在二月二十五日）。信中提到的人物：敦翁，汤金钊字敦甫；春翁，祁寯藻字春圃；芸翁，潘锡恩字芸阁；蕅翁，贺熙龄字蕅庚；石梧，李星沅字。劳崇光在为顾祠出资以后，又收到何绍基募集经费刻印《宋元学案》的信件，而在这封信里，何绍基也报告了顾祠会祭的情况，顾祠的创建与《宋元学案》刊刻这两件事情之间，实有高度的重合。此外，主持校刊《宋元学案》的王梓材居住在顾祠，得地利之便，自道光二十四至二十六年连续参加了五次顾祠会祭，而《宋元学案》的刊板，也保存在顾祠。

《宋元学案》以宋元两朝的理学家为主，抄撮语录、文集，在当时人的眼中毫无疑问应属“宋学”，可是何绍基替乃父何凌汉代写的《宋元学案叙》，完全从调和汉宋的角度立论。他开篇就引用《周礼》郑注关于德行、六艺分属师、儒的说法，说这只是小成与大成的区别，并非分别门户：德行所对应的显然是以修身为主的宋学，而六艺所对应的则是以传经为主的汉学，所以何绍基接着就说这只是后世儒者“各就其性以成为学，而传授渊源遂亦不能强同”。虽然《宋史》强分儒林、道学为二，但其实“汉代醇儒皆敦行义，有宋大儒无不治经”，以汉宋之学互相丑诋的行为实在是“褊且阂矣”。何氏父子认为，“汉儒之功实先宋儒”，学者应当由黄宗羲《明儒学案》溯及《宋元学案》，并进而“由宋元以上溯汉唐”，以承接六经传承的统绪，方为正途。[68]

何凌汉本人幼时读宋儒书，成年之后又开始接触考据之学，本身就是调和汉宋的人物。何绍基说他“生平服膺许郑之学，而于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69]，这是典型的以考据为学而以宋学修身的例子，与所谓“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并无二致。何绍基虽于汉宋并无门户之见，但他的学问根柢乃在金石及训诂之学。他在四川学政到任时发布的告示自称“自束发受书，于经史六书之旨、宋儒性理之精、诸子微言、百家巨集，研覃博览，历有岁年”，似乎体现出一种包容各派的气象，不过他同时又表示希望治下的读书人“讲求朴学，尚友古人”，并且征集有关经史考证的著作[70]，则表明他认为考订之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

《宋元学案》的刊刻流传无疑对晚清的理学复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而且这部理学史的出版，本身就代表着理学风气的抬头。然而，这样一部著作的校补刊刻，却由何绍基、王梓材这样的考据学者来完成。何绍基一生虽然并不以考据名家（他的声誉更多地来源于书法上的成就），不过他曾著《惜道味斋经说》八卷及《说文段注驳正》四卷，并有金石题跋多种，仍应算作其时声势浩大的考据学群体的一员。王梓材也是考据学中人，他的堂号即名“朴学斋”，地方志中这样描述他的学术次第：“梓材秉承家学，复遍谒里中名师，肆力于治经，融会汉宋诸儒之说，而独衷一是，尤究心六书及音韵之学。”[71]王梓材在一篇未曾刊行的文章中透露，曾有人建议他整理《宋元学案》时应删掉各派别的名目，“以狥世俗不言门户之见”，但是王梓材认为，自《宋史》立“道学传”的名目之后，道学、儒林不能不分传，这是史家的通例，“夫道学、儒林不嫌于分传，何况儒学之各标派别乎？”[72]

何凌汉、何绍基父子“生平服膺许郑之学，而于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王梓材“融会汉宋诸儒之说”，这些以考据立学而不废义理之学的学者，对于宋学的复兴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在何绍基计划开始校刊《宋元学案》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曾国藩写信给友人，表示要努力于“克己之学”，其中提到几位希望时时见到的师友，皆是后人认为是宋学家的人，例如唐鉴、倭仁、邵懿辰、吴嘉宾，而何绍基的名字也在其中[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