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升迁的顺境中_曾国藩家族故事

在升迁的顺境中_曾国藩家族故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京城的天气炎热，曾国藩的心头当被仕途的豁然畅通燎得更热。六月里的一天，一道谕旨下来，擢他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官级骤升到二品。一年多之后，便授礼部右侍郎职。以后几年中，更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

对于生长在山乡僻野、出身于寒门的曾国藩来说。从中进士入翰苑到跻身部堂之列，历时仅十来个年头。其间七次升迁，连跃十级。仕途如此畅达顺捷，在当时的汉臣中并不多见。这一方面固然得益于曾国藩的文名之著，但另一方面也少不了权贵的提携帮助。据说，穆彰阿就是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关键人物。

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翰林出身，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并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深得道光皇帝的宠信，是当时势焰熏天的权臣。这个人虽然生性巧佞，但有着爱才的特长。

曾国藩会试中式的那科，正总裁便是穆彰阿，自此二人便有了师生的名分。曾国藩在该科朝考中出名，更使得穆彰阿对这个门生添了几分器重。而曾国藩对穆彰阿师事惟谨，常去拜谒聆教。穆彰阿则处处事事扶助曾国藩。(www.guayunfan.com)道光二十三年（1843）大考翰詹时，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誊清后立即送往穆宅。随后曾国藩又能赢得抢手的掌文衡美差，恐怕也少不了穆彰阿的帮助。从稗史材料中提供的下述情事，更可见穆氏对曾国藩无微不至的关照。

这天，曾国藩忽然接到皇帝要在次日接见他的通知，他当晚便去穆彰阿家报告并在那里歇宿。第二天被引至皇宫某处等候召见，发现不是惯常使用的场所，他奇怪地寻思着，白白等了半天，却被告知改于明天召见，他只好退回穆宅。穆彰阿问曾国藩是否注意了那个房间的墙壁上所悬挂的字幅，曾国藩摇了摇头。穆彰阿怅然若失地说：“机缘可惜呀！”他踌躇良久，最后召来一个办事干练的仆人，吩咐他立即拿四百两银子送给某太监，请他把那处壁间字幅的内容秉烛代录下来，这四百两银子便是报酬。事情就这样办了。第二天召见，皇帝所问果真都是那字幅上面的圣训内容，曾国藩当然应答如流，皇帝十分满意。事后，皇帝对穆彰阿说：“你说曾某遇事留心，果然如此。”从此，曾国藩连连被提拔重用。

就在曾国藩仕途畅达、官运亨通之际，清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却愈发严重。而“内忧”方面的最大事端便是道光末咸丰初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形势危急，而清朝统治集团却浑浑噩噩，文恬武嬉，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觉得，自己应该为清朝尽忠，仗义执言，劝谏皇帝首先以身作则，励精图治，振刷朝政，扶危纾困。把曾国藩视为首领和代言人的湖南的一帮同道士子，也极力策动他要敢于言人所不敢言者，一鸣惊人。

果然，曾国藩锋芒毕露，连上奏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咸丰元年（1851）夏间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这一奏疏当中，他直言批评咸丰皇帝施政中存在“琐碎”（指拘于小节而疏于大计）、“文饰”（指追求虚浮而忽略实际）、“骄矜”（指刚愎自用而拒纳谏言）的弊端，劝谏他要戒除、改正。

上这样的奏折，显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对此，曾国藩不是没有思想准备。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就曾言及“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为什么这样？他剖白说，自己官封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不为不荣，如此受恩深重，不能不报，报则要尽忠直言，而不能附和廷臣的一味阿谀之风，要以自己的此疏来一挽风气。应该说，这是曾国藩的真实思想，但恐怕又不是他真实思想的全部。公忠之外，也未免有几分借以自我张扬显示的隐私之情。

这位刚御极不久的新皇帝能有容纳这种谏言的虚怀吗？

道光帝在差点儿不够古稀的享年“晏驾”，传位给他的第四个儿子奕詝，年号咸丰，这新皇帝刚过弱冠之年，正当年少气盛的时候。他对付内忧外患未必比先皇更有办法，但对臣子的生杀予夺之权，自他臀沾御座的那一刻起，便法定地有了。

正当他陶醉于“吾皇至圣至明”的一片谀颂声中的时候，冷不丁冒出曾国藩这么不和谐的一个声调，简直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言的竟是这么一个新进的年轻汉臣，岂不是不识好歹！据说，咸丰帝没等把奏折看完，便怒发冲冠，掷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议治曾国藩的渎上之罪。

幸亏曾国藩的人缘不错，有权臣为他苦苦求情。并且求情求得很有艺术性，说是皇上您若放过曾国藩这一马，不正好可以一表自己宽宏大度、虚衷纳谏的圣怀吗？咸丰帝倒是个听劝的人，一想也有道理，于是改变了态度，不但没治曾国藩的罪，而且还“优诏褒答”。

祸耶？福耶？曾国藩闻知内情以后肯定得惊出一身冷汗，先前那“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的豪言壮语恐怕是完全失效了，刻骨铭心的当已是明哲保身的古训。他这时心里一准老是在打鼓：脑袋这玩意儿可不是割了一茬还可以再长出来的韭菜！这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给皇帝提几条意见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可别忘了，那还是个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时代。君不闻，臣子笔下一个“维民所止”的用典，竟被解释为影射要去掉雍正的脑袋（按“维”、“止”两字的字形来释），其人下狱死后还要戮尸枭首，并连坐家人。皇朝既有这样的先例，何况这时曾国藩是明目张胆地数叨皇帝的不是呢！

真可谓吃一堑长一智。曾国藩接受教训，决心以后再也不盲目效法古代谏臣，冒险上这样的奏折。他在写给诸弟的一封信中这样说：

……此后奏折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折不慎，或以戆直干天威为虑。

是啊，家人得知曾国藩的上折之事，当然也要为他捏一把汗，生怕他有不测之祸。当然，实际结果毕竟还是让人感到慰藉的。连老丈人欧阳凝祉，写给女婿的信（《曾氏三代家书》附录）中也说：“合观（这次）奏疏上谕，庆朝廷有直言敢谏之臣，圣天子有从谏如流之美，其遇合岂易得之当世哉！”夸女婿，赞圣上，内心也不能不深感侥幸。

无论如何，此番谏奏之事对曾国藩自己自然是刺激最深刻的。从以后的实际情况看，他再也没有了这样激直的谏折。所上者已是《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之类，虽然也是针对社会某些积弊建言，但毕竟不是指责皇上。而且，用语上也平和、委婉多了。就拿他于咸丰元年（1851）十二月间上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来说吧，开宗明义地便布设下这样的前提：“我皇上爱民之诚，足以远绍前徽，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臣敢一一缕陈之”。接着，曾国藩才陈述了诸如“银价太昂”、“盗贼太众”、“冤狱太多”等致使民间疾苦深重的具体情由。说一千，道一万，反正前提是压根儿没有皇上的责任，都是“外间守令”们不肖，弄得民不聊生。

这样说，皇帝还会动气吗？又兼表示了他曾国藩自己一副忠君爱民的热肠，决不是那等漠视民间疾苦、给君国添乱增忧的混账官儿。岂不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