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军回籍为哪般_曾国藩家族故事

委军回籍为哪般_曾国藩家族故事

对曾国藩来说，舍小家顾国家的“公忠”，恐怕难说是虚饰造作。然而，咸丰七年（1857）春天，在江西瑞州城外大营中的他，接到父亲去世的讣告，奏报丁忧并陈请开缺之后，未等清廷下达谕旨，就擅自委军回家。这件事情却有悖“公忠”，本该获咎。好在有朋党大员们的说项，清廷才没有追究，并赏三个月假，让他在家治丧。

也许，人们觉得曾国藩本来就不该受到责怪，什么事情还有比生父丧事更要紧的吗？

不错，那时父母丧亡，不论多高的官员，一般都要解职居丧三年，这是定制。曾国藩又是个非常尊亲重孝的人物，闻此噩耗，他能不悲痛难抑，能不急急归家？

不过，前敌统帅不同于一般官员，军务不同于寻常政务，它有着特别的规矩，特别的法纪。若军务需要，即使父母丧亡，也可不令前敌将帅回籍的。正在家守制者，若遇有紧急军情需要，还可夺情赴军呢！这要听凭朝廷的定夺。对此，曾国藩自然不会不清楚，不会不理解。(www.guayunfan.com)是他把“孝”看得比“忠”更重要？抒忠即是全孝的义理他应当是比谁都熟悉的呀！

这样看来，一定是另有原委，别有隐情。

那么，原委何在？隐情何在？我们姑且不必急作判定，不妨先看这样一种微妙事局：

三个月的假期快要到了，曾国藩没有打算及时回营，而是上奏恳请终制。开始朝廷没有批准，仍谕令他假满返军。曾国藩再次上奏吁恳在籍守制，这次挑明了辞谢出山的真实理由，是因为自己没有督抚之权，处“客寄虚悬”的窘困之境，办事艰难备至。他把“艰难情状”归纳为三端，大意如下：

一是自己的部下在升迁补官方面受巡抚、提督（一省的最高武官）的排挤，自己却无能为力，“虽据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提督和总兵的合称）”。

二是地方上的官吏层层相属，自为一体，大都把他曾国藩看作寄客，根本不放在眼里。这样，办起事来呼应断难灵通，特别是筹饷之事，更处处受到阻挠。即使自己说话，州县不肯听从，百姓也未必见信。

三是自己的关防印信奉命多次更换，印札不能见信于人，屡次发生有部属被羁押刑辱而出示印札无效的事情，甚至连发放的收捐凭证地方上都不予承认。

他具体陈述了这三端事由之后，笔锋便直触肯綮：

兹三者其端甚微，关系甚巨。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终恐不免于贻误大局……臣赴江西，无所容其规避，特以所陈三端艰难情形既如此，而夺情两次得罪名教又如彼，则宛转萦思，不得不泣陈于圣主之前者也……臣仍吁恳天恩，在籍终制。

就差一丁点没有说出这样的话：要让我返回前线领兵，就得给我地方事权，起码授以巡抚之职！

啊，原来是这么一场欲擒故纵、讨价还价的交易谈判。

是欲盖弥彰的权欲膨胀，还是本于愿为君国承担重任当仁不让的一种特异情态？几多私心，又几多公忠？也许，这是一笔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但无论如何，这些年来的艰难情形的确让曾国藩饱尝其味，刻骨铭心。

不只是在江西数载处“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的厄境，说起来令人齿寒，即使在湖南本省官场上的遭遇，想起来也使他心酸。

曾国藩受命为团练大臣驻扎长沙城里，一改那些疲遢散漫的官员们的作风，雷厉风行，真杀实砍地行事，甚至不避“侵官越俎”之嫌。按照他的说法，“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避？是以贸然为之”。何况，他觉得自己手中又有尚方宝剑——办团的举措已得到皇上的首肯，哪个官员不得从之所倡？

可事实上，湖南地方上主要官员没怎么有人买他的账，反倒对他产生莫大的忌恨。本来，巡抚张亮基是支持他的，但此公很快被调离湖南，由原湖南布政使潘铎署理巡抚，湘省的布政使一职调原云南布政使徐有壬来担任，按察使则是由道员任上提升的陶恩培。这几位主官都与曾国藩关系很僵，处处事事对他阻挠掣肘。不久，潘铎因病请假，原来曾任过湖南巡抚的骆秉章重任此职。要说，骆氏才力平平，也不是刁滑奸恶之辈，但当时对曾国藩也很不理解，表面上虽说还凑合得过去，而实际上也是貌合神离，甚至存心看曾国藩的笑话。

果不其然，终于闹出了一场属绿营的提标兵（提督所直属的队伍）冲击曾国藩公馆的大乱子。

这是咸丰三年（1853）八月的一个夜晚，曾国藩在团练大臣公馆中尚未安歇，听得外面阵阵哄闹之声，正待携扈从出去看个究竟，一队提标兵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曾国藩的扈从试图阻拦，来者挺矛便将其刺伤，并且对曾国藩出言不逊。曾国藩见势不妙，赶忙去向巡抚骆秉章求援。要说，曾国藩的驻所就在抚衙的射圃内，与骆的住所只有一墙之隔，提标兵的闹事，骆秉章不会听不到一点动静，但到了曾国藩慌慌张张地去打门的时候，他才故作惊讶地出面解围。对肇事者未进行任何斥责和追究，如此一场严重的事件便不了了之。

这一事件当然绝非偶然，是曾国藩插手绿营事务激化了与绿营方面的矛盾，对方蓄意采取的报复措施。本来曾国藩办团练与绿营兵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事情，但他通过笼络一个名叫塔齐布的绿营军官公然干涉起绿营事务。

塔齐布，满洲镶黄旗人，本是提标兵的一个基层军官。曾国藩请他教练新组建的勇营，塔齐布十分认真，“每操军，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一点也看不出一般旗人和绿营官弁的弊习，深得曾国藩赏识，被一再保荐，并受命统带辰勇（曾国藩所练勇营中的一支）。塔齐布对曾国藩也十分倚重，惟命是从。

曾国藩对绿营兵的散漫怠惰很看不惯，试图借助训练勇营的榜样来力矫其弊，于是令在城的绿营官兵与他的勇营一同会操。绿营官兵受不了这份约束，纷纷反对，得到提督鲍起豹的支持甚至怂恿，愈发骄纵，故意向塔齐布所带辰勇寻衅。曾国藩向提督索捕肇事者，鲍起豹蓄意激化事端，一面将肇事者捆送曾国藩公馆，一面策动部下闹事对抗。于是提标兵先去找塔齐布算账，毁其居室（塔齐布匿于草堆中侥幸避祸），然后又冲进曾国藩的公馆闹事。

经此事变，曾国藩对绿营的弊情体察得更加深切，越发坚定了改弦更张练兵的决心，同时也对官场内部的争逐倾轧有了更深刻的感触，于是，他借故离开长沙，改驻衡州，卧薪尝胆地加紧编练湘军。

即使湘军练成“建旗东征”之后，也决非一帆风顺，步步告捷，其间也屡经大挫，甚至把曾国藩几次险些逼上死路。

湘军“建旗”还没有来得及真正“东征”，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就迎上门来，湖南再次出现危急情势。湘军只好先解燃眉之急。咸丰四年（1854）三月初，曾国藩亲率一部分湘军攻袭靖港，一经与太平军短兵相接，见“长毛匪”那奋不顾身、勇不可当的气势，湘军人马竟然大惊失色，纷纷溃退。曾国藩怒气冲天，仗剑亲自督战，在大路当中树起令旗，严令过旗者斩，但兵败如山倒，溃军绕旗而退，势不可止。

平日讥笑绿营未战先溃的情事，这回落到了新建成的湘军头上。曾国藩回到座船，越想越气恼惭愧，越想越灰心丧气，决定跳水自杀，一死了之。有心计的僚属们见他神情异常，又支开随从，恐生变故，便匿而跟随，果然到了靖港对面的铜官渚，曾国藩突然跳水，从者赶忙奋不顾身地入水抢救，把他拖上船来。

曾国藩没有死成，回到长沙。地方官员们本来对他多所忌恨，此番见他如此惨败而归，更落井下石地对他极尽讥谗诟辱之能事，甚至逼着巡抚骆秉章下令解散湘军。曾国藩狼狈到了极点，蓬头跣足，不饮不食，写下遗疏、遗嘱，让国葆弟为他买好棺材，还是决意自杀。

正在这个当儿，湘军在湘潭取得大捷的消息传来，不啻救星突现，使得曾国藩绝处逢生。

这位湘军统帅在同一年中还有再度自杀未遂的经历，事在十二月间。当时在江西九江、湖口战场，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分割成内湖（鄱阳湖）外江（长江）两个部分，不能相互接应。太平军抓住战机，巧攻猛袭，湘军水师船只火焚水沉，溃不成军，连大帅座船也被对方俘获。曾国藩既愤又惭，无地自容，又投水自杀，被僚属救起，送上岸去。他遥望浩浩水波，想到竭尽心血惨淡经营而成的水师，竟如此损于一旦，心如刀绞，痛不欲生，决意策马赴敌而死，惊得部属紧紧抓住马缰不放，经过好一番拉扯劝解方才作罢。

曾国藩也真是不容易，湘军初成的这一年之中，就几乎说得上“九死一生”了。

当然，他决不是常败将军，打仗也有打得出色，得到大胜，甚至耸动龙颜的时候。但到头来结果如何呢？不要说那些小肚鸡肠、嫉贤妒能的官员了，就是那号称“真龙天子”的“圣主”，又真能信任他吗？

就说在湖口惨败之前的湖北战场上吧，是由他曾国藩所率的湘军一度拿下重镇武汉呀，简直是了不得的事情。咸丰皇帝最初闻听这一消息，还不敢确信，待曾国藩的奏报到达，这才信实无疑，恐怕是用因高兴而颤抖的朱笔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下这样的文句：“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简直是觉得老天保佑，湘军才能有此想也想不到的胜利。既然曾国藩这样中用，何不让他署理湖北巡抚，御守这一方要区呢？于是，咸丰帝发布了任命谕旨。

咸丰帝高兴得直夸曾国藩。这不，他眉飞色舞地对某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谁想这位军机大臣却不阴不阳地回答：“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听罢，脸上渐渐晴转浓阴，沉默着久久不说一句话，所谓“默然变色者久之”。

经过这位“聪明”的大臣略一点拨，这位皇帝随即大彻大悟：让曾国藩这样军权在握的汉家人物起来，有尾大之患、震主之危啊！可委任他署理湖北巡抚的成命发出了怎么办？那还不容易，收回就是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全在朕一人嘛，反正横竖都是金口玉言。

曾国藩接到让他署理巡抚的谕旨，自然要自谦地上折推辞一下。岂不知，皇帝已有收回成命之旨。然而，曾国藩的辞谢之折到廷，咸丰帝竟还这样倒打了一耙，在他的奏折上批道：

览。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

君主永远是这样的有理，又永远是这样的正确！

于是，曾国藩就转战去江西。不久，也就有了湖口的惨败之局。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曾国藩何苦三番五次地去死？羞愤于败给他切齿仇恨的“粤匪”之外，难道就没有他们皇朝阵线内部争逐的重压因素？

曾国藩是个聪明人，回顾三四年来的练兵带兵历程和遭遇，他不会不清楚自己在皇朝与“粤匪”这局斗杀之棋中的角色。他这个湘军大帅在此棋局上不过被安排做一个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卒子。他不甘心这样，他要做一只“车”，起码也得是一匹“马”。要达到此目的，就不能只当个没有地方事权，只管领兵冒险卖命的一旅之头目。所以，他借父丧丁忧的时机向清廷摊牌了。

君上以及他左右的宠臣们何尝又不是玩牌的高手，他们揆情度势，眼下离了曾国藩并无大虞，于是，就借着他恳请在籍终制的话头来了个顺水推舟，由皇帝布旨：

曾国藩以督兵大员，正当江西吃紧之际，原不应遽请息肩。惟据一再陈请，情词恳切，朕素知该侍郎并非畏难苟安之人，着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督率。

批准了他在籍守制。不过，又为在需要的时候再驱之出山上阵埋了个伏笔。

曾国藩又将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