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_李鸿章事迹

洋务运动_李鸿章事迹

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没有将自己对于“道器统一”的认识向前推进，从而触及政治、伦理等根本问题。李鸿章从不想介入实质性问题，他只是使自己的诠释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不涉及问题的核心，从很实在的角度打开国门学习西方。

世人在看待历史人物的业绩时，最喜欢注重他们富有戏剧性的、充满诗意的时刻，这是最容易的观察方式。其实，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都经过了孜孜不倦的长期准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坚忍不拔的努力，经过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的苦心孤诣，而这些，一般来说，很容易被忽略。就像李鸿章，有谁注意这个人在洋务运动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以及汗牛充栋、庞杂无比的细枝末节呢？从正在编撰的《李鸿章全集》来看，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帖黄一千五百万至一千六百万字，函稿六百余万字，电稿三百万字，诗文一百万字，全集总目录一百余万字，总计约两千五百万字。这些，都堪称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而李鸿章的书信和奏折，有很多，都是在晚年办洋务时写下的。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既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进程中的深思熟虑，也有遇到困难时的想方设法，以及遭遇阻力时的无奈和郁闷——在给友人和家人的书信中，李鸿章经常在信中用合肥土话狠狠地骂人，以发泄自己内心淤积的怒气。

李鸿章应该算是清朝“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在繁忙的事务当中，李鸿章一直坚持着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对于这样的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这一点，应该是相当不易的。一有时间，李鸿章就阅读一些西方的著作，并且对于西方社会的变革进行思考。他曾经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培根）氏。”褒扬培根，贬抑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他渴望有中西哲学和各项学术融合的新的文化诞生。

那段时间，李鸿章在与友人的信中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李鸿章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如果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所有外国都在实行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每天都在进步，犹如升腾的蒸汽。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啊，人啊！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特别依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www.guayunfan.com)可以看出的是，李鸿章推进洋务运动时，虽然不排除个人利益的成分，但他的总体愿望，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李鸿章看到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因为科技和文化的薄弱所造成的。李鸿章讨厌空谈误国，希望通过集腋成裘脚踏实地的努力，以求得中国一点一滴的改变。正因为这样的想法，李鸿章决心在有生之年踏踏实实地做点实事，以自己的力量推动庞大的中国有所改变。

1860年以后，李鸿章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他的洋务运动了。起初，这样的行为，源于“同治中兴”的背景。1861年咸丰皇帝逝世，同治皇帝即位，开始了自强运动。从1862到1875年，朝廷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要求地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绝大多数地方，既没有理解力，也没有行动力，只是做做样子，敷衍了事。只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一批地方大臣，算是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情。

李鸿章办理洋务运动的初衷是什么呢？从表面看，李鸿章的目的是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大清的军事力量。所谓的“洋务”，实际上就是“西方事务”。李鸿章就是想通过这场运动切实地学习洋人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是以技术入手的，这是表面，在深层次上，李鸿章也看到了清朝制度和文化的弊端，这种文化和制度，都不具有竞争性。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仿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建设的国际环境，以外部环境的平静来自强不息。李鸿章想从古代来找寻相应的历史经验：“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在这里，李鸿章已把自己的洋务运动，等同于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变法了，这样的想法也让他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遭受到的惩罚；同时，李鸿章也想以自己的智慧，尽量地避免失败，以追求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功。

在当时，李鸿章洋务运动声势弄得很大。李鸿章的这些行动，看起来大包大办，同时，也似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缺乏系统性。这样的情形，也怪不得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所想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李鸿章已顾不了那么多了。草创时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有那么周密的计划。并且，李鸿章事无巨细，都得自己亲力亲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执行力非常羸弱的制度。他只能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做点事。这也怪不得李鸿章事必躬亲，在当时的那种状况下，以一般人的理解力，是肯定无法完成一些事情的。也正因此，大量烦琐的事务压在了李鸿章身上，在层层叠叠烟锁雾绕的关系与事务当中，李鸿章变得沉默寡言了，也变得焦虑了。虽然李鸿章在表面上一直举重若轻，但在内心当中，李鸿章一直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的。更多时候，李鸿章总是沉静无语，对待一些事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李鸿章就是这样开始了洋务运动。从整体上来说，李鸿章一直不算是一个思想家，他只能算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虽然李鸿章一直有着自己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并没有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对于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类思想的进程显然缺乏系统的认知，他的世界观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也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整理得严丝合缝。李鸿章所要做的，就是在别人争论和探讨的时候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挪动着脚步，低调地做自己的事。这一点无疑是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对于当时的状况而言，在众多问题上，并不适合争论，也不太适合大张旗鼓。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显然看得很透，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象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既算是鼠目寸光，也算是实事求是。李鸿章就这样走了一条捷径，走得义无反顾。可以说，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也是在他不断摸索中趋于成熟的，虽然李鸿章的整个洋务思想体系并不完整，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

李鸿章在诸多事务上表现了他实在而精明的一面。曾经的草根经验让这个江淮书生远离迂腐的思维方式，也让他形成了准确的判断力。李鸿章要的，就是那种最基本的实效。当一个事物变得不甚清晰的时候，李鸿章便用最简单的利益得失来判断事物的价值。这种判断往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接近事实并且切实可行的。比如，在开放通商口岸的问题上，当时清廷和列强为此唇焦舌敝，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李鸿章的看法显然要豁达得多：“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是主张更多开放通商口岸的，在当时，一个朝廷大臣能这样实事求是地表达出反面意见，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也是需要相当胆略的。

在李鸿章看来，这个泱泱大国肯定是患上了重病。虽然李鸿章不算是一个优秀的医生，不能诊断出病因的核心所在，但他起码看到了这个大国表面的脓肿。在李鸿章眼中，这个已入膏肓的病人，是不能用猛药的，也不能用手术刀，只能局部进行调理，或者用点补药使他变得强壮起来。李鸿章寻找到的一条路径是，从模仿开始，寻求改变，只有先得其表，才能得其根本。以这种初衷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完全可以看作是这个东方帝国的一次内部修炼，是一场高举招魂幡的借尸还魂。

当然，李鸿章的做法，也是无奈之举。它是一种精明，一种权衡得失的判断，而不是审时度势的智慧。这样说，是因为李鸿章对于世界的大势还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没有从文化以及思维方式上明白这块土地落后的真正原因，也不明白薄弱的核心所在。在国门被打开的最初时光，李鸿章们就像是小贩一下子输掉了所有血本，然后红着眼想扳回所有的赌资。至于竞争的实质，输的真正原因，却不甚明了。在遭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之后，这块土地茫然失措。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能抖擞起精神，潜下心来模仿和跟从，也不失为一件妥帖之事。这样的行为，也算是当时所能从事的最适宜的方式了。随着对于西方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李鸿章切身的感受就是，就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的状况，根本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觉得只有一种路径可以改变，那就是争取时间，“深挖洞，广积粮”，潜心自强，以一种新的方式韬光养晦，图谋着让这个东方帝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李鸿章团结了一大帮有志之士从事这项亘古未有的改良。对于自己的部下和幕僚的选择，李鸿章有着自己的标准。标准就是要符合洋务运动的基本原则，首先就是对于西方科技不排斥，并且有做实事的能力。在这些幕僚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务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唐廷枢、冯桂芬、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吴汝纶、袁世凯等。在他的亲友中，只有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和女婿张佩纶进入了他的幕府，其他人均轮不上。在他看来，李经方外语过人，通五国文字，对西方的情况较了解，性格沉稳，能办事；而张佩纶有才华，敢直言，有胆略。这些都是他所需要的。可以说，数十年间，在李鸿章的周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具开放智慧和实际才干的中级官员、外交人才和商务人员，他们当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李鸿章将他们网罗在自己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曾有人评价说，“李鸿章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是幕府制度当中最伟大的产儿，幕府制度最熟练的运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后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据统计，在李鸿章身边的幕僚有数百人。他正是依靠着这个庞大的幕僚集团，实践着他的主张和思想。

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随李鸿章的时间最长。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的腥风血雨之际，周馥一直都在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短时间去内地任职。周馥就像李鸿章的管家一样，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办学、修铁路等，李鸿章很多事情都交给周馥来办。周馥一直忠心耿耿，直到李鸿章在贤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在李鸿章的身边。

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时，有一个干将叫作盛宣怀。他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经商好手。盛宣怀是常州人，他有着江浙人固有的聪明和干练。盛宣怀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冶铁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全权代表李鸿章对外进行商务谈判。盛宣怀做事练达明敏，具有实干才能，而且对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唐廷枢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帮英国人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办洋务很有一套。李鸿章惜才如命，把唐廷枢挖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76年，李鸿章开办开滦煤矿，任唐廷枢为经理，唐聘用了十多个西洋工程师，装上现代化的水泵、电风扇、吊煤机，年产煤二十五万吨。除了开滦煤矿外，在唐廷枢手上，还兴办了好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可以说，唐廷枢是李鸿章办实业的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马建忠则是李鸿章麾下的外交干将。马建忠家与李鸿章是世交，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勋在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时，就在李鸿章的幕府，也是他将马建忠推荐给了李鸿章。马建忠年轻时即精通好几国语言，李鸿章见他聪明异常，便将他送到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马建忠取得博士学位回国，算是当时留学生中学位最高者。马建忠回国后，一直帮李鸿章办洋务，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也曾管理过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马建忠还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构架，他编撰了著名的《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庚子事变后，李鸿章来到北京担任议和大臣，马建忠一直跟随李鸿章左右，担任外电的翻译。由于工作量巨大，马建忠劳累过度，不幸中暑身亡。

除了这些才高八斗、务实能干的幕僚之外，李鸿章的身边还有一道特殊的风景，那就是洋人幕僚。李鸿章从来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进军上海之时，他就聘请了一些外国军事顾问。在办理洋务运动时，李鸿章当然也招募了很多西方有学之士。在他的西方人顾问群中，有两个人是中坚分子。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另一个则是美国人毕德格。他们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却起着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李鸿章任职北洋期间，同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几乎在所有内政与外交事务上，二人都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受到李的信任。

德璀琳还有一个身份，他是赫德当总税务司时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在李鸿章那里，德璀琳负责联络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算是李鸿章洋务运动以及办理外交事务的联络官。毕德格则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来到中国后，很快就精通汉语。1872年，他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后来，李鸿章聘请了他，先是让他担任家庭教师，然后，又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毕德格为李鸿章解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著作。李鸿章通过毕德格的翻译，对于西方世界了解很多。除此之外，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了不少西洋优秀人才，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年，毕德格曾随李鸿章一道赴马关谈判，为之收集、提供情报。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去世，一个月后，毕德格也去世了。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毕德格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如果按地域来划分的话，德璀琳和毕德格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区分：德璀琳联络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负责联络美国人，有时候也负责联络英国人。仅次于他们二人的，还有一个叫汉纳根的，是德璀琳的女婿，他也是李鸿章的军事联络官，但是跟李鸿章稍稍疏远一点。

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正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十一月，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请遣史日本；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将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六年二月，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七月，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八月，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十二月，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四月，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六月，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十一月，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

…………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功劳。在当时，李鸿章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是单兵作战、单骑突进。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对于这一点，后来的梁启超也有类似的看法：现在整个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大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李鸿章。可以这样说，就这场洋务运动本身，不管后人怎么评价，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应该是相当不易了。李鸿章几乎是用尽所有的气力撬动着庞大笨重的朝廷在向前滑行。他所面对的，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格局。从本质上说，这个国家政体腐朽，效率低下，缺乏科学精神；国家的统治阶层昏庸无能，坐井观天，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就文化本身来说，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世纪之变时，在认识上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破绽百出。中国当时的格局就像一只木帆船航行在海上，突然，暴风雨来了，很多人吓得脸色苍白，争先恐后逃进船舱躲避，李鸿章却坚守在船头，抵抗着扑面而来的暴风雨。并且，李鸿章还得在正面迎击洋枪洋炮的同时，经常防范身后腐朽阵营中的明枪暗箭。

在当时的中国，深信需要西方技术的士大夫毕竟不多，传统的文化准则和控制力量仍像过去那样强大；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而且由于依傍传统而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现代化显然需要冲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白天里李鸿章忙忙碌碌，他为自己在从事着的工作而兴奋；而每到夜深人静时，李鸿章都会感到自己的孤立无援，他的所有努力都有着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在这里，可以列举一些李鸿章身边人物来反衬李鸿章的孤独。比如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这位昔日的科举状元、后来两任皇帝的老师，一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旧知识分子。在认识洋务方面，保守而无知。洋务运动中走在前面的曾国藩，也主张适可而止，他反对建设电报、铁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术，理由是那些东西可能有害民生并且扩大外国人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左宗棠与曾国藩的观点如出一辙。并且，左宗棠对于清廷购买外国军舰也不以为然。甲午战争中名噪一时的王文韶，时任湖南巡抚，也在讨论中说：如果机器盛行的话，那么大批人将会失业，如果失业者慢慢多起来，天下就不稳定了，所以应该除了有关军事上的机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如果说王文韶的想法是由于他来自内陆省份，思想的局限性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在思想上的局限就让人扼腕叹息了。沈葆桢曾经是办洋务的名家，光绪元年升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而他在任期间所办德政之一，竟是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下令拆掉！这样的认识水平，不仅仅是沈葆桢一个人的，也代表着整个权力上层对于西方文明的看法。

沈葆桢为什么要拆掉铁路呢？那是因为他不能容忍和英国人合营一条铁路，也不能与他们共同管理，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加以控制才行。如果让沈葆桢这样的人去主持变革维新，结局自然会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李鸿章才具备一颗“勇敢的心”。这样的比喻，指的是李鸿章自始至终对于时局和国家，有着真正负责的态度，这种负责，不是被动的坚守，而是以一种勇敢的积极的态度，去应对这种改变。这一点，李鸿章几乎与所有的大臣都不一样，他不是被动地防御，而是主动出击。从结果上来说，李鸿章几乎就能看到“成功”的曙光了。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李鸿章所走的是一座独木桥，但他毕竟以自己的亲力亲为给民众开了一个头。李鸿章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历史对他的不支持，而是在这种战战兢兢走钢丝的过程中，失败的概率太大。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显然缺少好运气。

李鸿章几乎是“一根筋”地投入到他的洋务运动中。从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内容来看，他的着眼点一是在军事上，如购船、购械、造船、筑炮台等；二是在商务实行上，如铁路、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说派留学生、设医学堂等。可以说李鸿章考虑得非常周到了，而且意识到在诸多方面的落后，想奋起直追。

李鸿章主持下的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一事，应该说是洋务运动中重要的一步，也是这场运动中的一个生动的插曲。

派留学生，是唐廷枢的同学容闳建议的。容闳自己就是一个留学生，早年，他曾得到教会的支持，到美国耶鲁大学读书，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耶鲁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容闳回国后，担任了为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的任务。不久，容闳通过唐廷枢向李鸿章建议派遣赴美留学生。李鸿章很快采纳了容闳的建议，派容闳主持此项工作，与留学生一起赴美，担任留学生副总监督一职。所有事情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最初，几乎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子弟交给清廷，让他们赴美。首批学生，只好由那些热衷洋务的干将安排了自己的子弟。谁知那些留学生到了美国后，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到了自由的天地。很快，这一批留学生有了很大的改变：有的开始信仰基督教；很多人以长长的辫子为羞，把辫子挽起压在帽子里，有的甚至把辫子剪了；有的再也不愿意学习孔孟之道了，只愿意读西方书……容闳本人甚至在美国娶了一个白人女子为妻，这在清国的官员看来，无疑是妖逆之举了。留学生到美国后的变化，让容闳的同事、同赴美国的总监督陈兰彬大为恐慌，赶忙打报告回国，建议火速召回留学生，说要是再不召回的话，华夏留学生都将变成洋蛮子了。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在朝廷引起了很大恐慌，很多人纷纷支持召回留学生。一段时间之后，由于中国留学生要求进美国西点军校等事宜受阻，旧势力的压力更大了，朝廷也没有了主意，只好同意撤回留学生。李鸿章虽多次据理力争，但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留学生还是回到了国内。李鸿章主持下的第一次外派留学生一事，在无奈中打了水漂。

尽管留学计划不幸夭折，但这次时间不长的留学生涯，还是为清廷培养了不少人才。在那些归国的留学生当中，从事矿山、电报、铁路等行业的有三十多人，包括六名工程师、三名铁路局长；从事外交、行政行业的也有二十多人。在他们当中，后来比较有名的有开平煤矿采矿工程师邝荣光、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以及外交总长梁敦彦等。

李鸿章修铁路的事情，同样可以说明洋务运动的艰难，也可以说明李鸿章的苦心孤诣以及坚忍不拔。

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人类改变生活观念的一个标志，是集人类想象力、创造力和挑战自然的雄心为一体的里程碑。李鸿章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收到上海二十七家英法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复。此时的大清，从皇帝到农民，其观点都是惊人的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中国的牛车尽管很慢，但是很稳；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车上的清闲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车辚辚，马萧萧”“青山转，绿水还”，这样的感觉多富有诗意啊。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建设那种丑陋的庞然大物呢？更何况，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会让地下的祖先之灵不得安宁。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当然不予批准。

但李鸿章一直锲而不舍，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铁路，那本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就曾阐述了应该修铁路的理由。朝廷对于此事，根本没有表态，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李鸿章等得千辛万苦，见朝廷一直无声无息，只好阳奉阴违，准备在唐山的煤矿区修一条十来里长的铁路。就这条短短的铁路，也费了李鸿章九牛二虎之力。为了避免朝廷的非议，李鸿章特意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机头，而以驴马拖载，这才得到了朝廷的恩准。

1881年6月9日，这条十多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也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斯蒂芬孙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来剪彩，真是用心良苦。通车的那一天，李鸿章在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车，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很快，流言蜚语来了，说火车行驶震动东陵，而且喷出的黑烟有伤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替代——中国第一条铁轨上出现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驴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奔跑。

第一条铁路的废用，李鸿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一时，关于李鸿章修铁路的动机的传言闹得沸沸扬扬。专制制度的习惯做法是，人们的赞同与反对，往往都是对人不对事。在清廷当时的机制下，大臣与大臣之间，在更大的程度上却不完全是思想的不同，而是权力的争夺、利用以及别有用心……结果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办成一件事情很难，而毁坏一件事情却相当容易。直到1882年，唐山矿区的铁路才恢复了机车牵引。

1880年，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上，刘铭传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要求大兴铁路。刘铭传的奏折，跟丁日昌的要求建水师的奏折一样，同样是李鸿章的授意。这是李鸿章习惯的“挺经”方式，正面“强攻”不成，就采取迂回战术。刘铭传的奏折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京城，面见慈禧，李鸿章送给慈禧一件“小玩意儿”——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李鸿章真是用心良苦，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于朝廷决策者的一次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不久，一条长一千五百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六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慈禧直接地感受到现代化的车轮滚滚。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慈禧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再也不反对修建铁路了。五个月之后，清廷终于发布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

这一年，距李鸿章首次上书倡导修建铁路，整整过了十四年。在这十四年中，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这样的耐心和执着不由得让人叹息。对李鸿章而言，认识上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而由认识差距所造成的阻力，才是李鸿章平生感到最耗精力的一件事。

从李鸿章派留学生和修铁路两件事来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所遭受到的阻力非常强大。而李鸿章为求得清国一点一滴的改变，竭尽了自己的全力。

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尽可能隐忍，低调做人，积极做事。这与后来康梁的戊戌变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缓洋务运动的步伐，避免由这一切而产生的尖锐矛盾；而当矛盾稍稍缓和，李鸿章又以退为进，重新采取积极之势。在这方面，李鸿章算是老谋深算，他懂得妥协，知道妥协在政治活动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在洋务运动等一些问题上，李鸿章也避免在理论和口号上进行争论，力求只埋头做事，不涉及理论的较真。这一点可以说是李鸿章的智慧和精明之处。作为一个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一点。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没有将自己对于“道器统一”的认识向前推进，从而触及政治、伦理等根本问题。李鸿章从不想介入实质性问题，他只是使自己的诠释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不涉及问题的核心，从很实在的角度打开国门学习西方。

年届半百的李鸿章就像一匹驽马一样颤颤巍巍地拉起了整个朝廷。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至于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不断的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央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廷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充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角度做出评判。

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梁启超在比较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时讲述了这样一段话，应该说，“伊（伊藤博文）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之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除了政治上的势单力薄之外，就李鸿章以及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来说，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这使得他们每每到了关键时候，总是难以突破自己。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们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们服装是最贤明的。我们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合我们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入关前）也没有人喜欢这种服制。”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对话，从服装入手，谈到了古今之变的根本。李鸿章的思想在对话中暴露无遗。就李鸿章而言，他所承认的西方的进步只限定在军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上，这是他处心积虑想学习和拿来的。至于西方其他的东西，包括服装，李鸿章似乎一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也不想去改变。一个人往往就是这样，思想容易改变，习惯却难根除，而在很多时候，习惯和思想又联系在一起，不分彼此。在李鸿章的习惯和思想中，还是潜伏着“唯我独尊”意识的。或者说，在李鸿章看来，西洋的文化与枪炮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它们完全可以割裂开来。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彻底的因素，也有着投机意味。所谓“体”，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政体已经落伍，根本不想在这一方面改变，在他们眼中，似乎这个落后的、呆板的、腐朽的政体与近代化所创造的“器用”并不矛盾。殊不知，在一个腐朽、专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么会有健康发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烟雨水榭。

因为这样的认识，使得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学习中缺乏深入的精神，浅尝辄止，以小聪明来揣测大智慧，以器用来否定根本。由于理解力上的薄弱以及方式上的小聪明，洋务运动走的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捷径，整个社会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实行市场化，广大的民间力量被忽略，这也使得洋务运动成为国家机器的游戏。背离了广大的民间力量，洋务运动就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郭嵩焘曾经就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方式这样评价：“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郭嵩焘曾经将他的想法告诉过李鸿章。不知道李鸿章听后有什么反应，但想必也是一声长叹吧。聪明的李鸿章可能是想撇开“深挖洞，广积粮”的方式去走一条致富的捷径吧，但这样一意孤行的走法，步入的，却是一座奈何桥。这样的增强国力的方式就像一记险招，甚至几近于赌博，但李鸿章就是想当一回这样的赌徒，来为这个泱泱东方大国作最后一搏！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贫穷的国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苍白的精神之上的。李鸿章一直想走一条先强国而后富民的捷径，这样的捷径在无情的规律面前，只会仓皇地败下阵来。李鸿章在这一点上的愚笨是有着传统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君为重，民为轻”“民为微，国为大”。在华夏这个文明古国中，这种最简单的错误方式，就那样本末倒置，悬挂了五千年。

不管怎么样，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样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在科技和现代化上的尝试，而且，重要的是通过尝试让人们的精神和认识得到了改变和提高。正因为李鸿章们的洋务运动的努力，西方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了中国，使得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地前进了一点。社会发展总是由点点滴滴的积累而成的，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造就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风流人物；而不断派出的童子留学，也造就了第一批经过训练的人才和一些具有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开端，都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前行。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就像那条固执延伸的铁路，铁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便利和快捷，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一声长鸣震惊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使得无数人从千年沉睡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