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与耻辱_李鸿章事迹

伤心与耻辱_李鸿章事迹

那一段喋血的日子充满着悲壮，也充满着忧伤，对于李鸿章来说，仿佛世界末日将要来临。威海卫的陷落对于清国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从东北和山东两路，对北京形成包围之势。清国万般无奈，提出了和平倡议。

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消息传来之时，李鸿章知道命运躲不过了，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李鸿章被任命为清军的最高统帅。第二天，圣旨又下，李鸿章被暂停穿黄马褂和戴三眼翎的资格，最高统帅的位置不变。朝廷这一举措，可以看作是对李鸿章前一段工作的不满，也是对李鸿章的警示和激励，希望李鸿章振作起来，在战争进程中有一个良好表现，以重新取得穿黄马褂的殊荣。

战争从一开始就朝着李鸿章最不愿看到的局面急转直下。因为准备仓促，战争自开局时起就陷入了被动。李鸿章曾数次致电刘铭传，让他出任前线主帅，但刘铭传以身体状况欠佳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安排。刘铭传的不愿担当，使得清军在前线一直没有主帅，各部队之间缺乏统一调度。9月15日，平壤之战打响，双方分别投入约一万七千兵力，分大同江南岸、平壤玄武门外、平壤城西南三个战场展开厮杀。清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李鸿章的淮军旧部、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下令停止抵抗，全面撤退。日本占领朝鲜全境。当叶志超和他的部队在六天内狂奔五百里，渡鸭绿江回国时，后方指挥战斗的李鸿章竟一直得不到确切情报，更谈不上及时阻止和指挥了。当光绪询问战事进展时，一无所知的李鸿章不得不跟光绪打起了马虎眼，说叶志超在牙山一带打死了日军一千多人。李鸿章随后得到叶志超逃跑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严令叶志超不准再退，否则军法从事。

接下来对李鸿章最大的打击就是“黄海大战”了。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双方摆开阵势，展开决战；北洋舰队投入战舰十艘，日本战舰投入十二艘。战斗持续五个小时，结果清国军舰沉没四艘。北洋水师“致远号”管带邓汝昌负伤力战，“致远号”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开足马力，力图撞沉日方先锋舰“吉野号”，不幸中敌鱼雷，绝大部分官兵牺牲。“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镇远号”管带林泰曾皆奋力苦战，重创日旗舰“松岛号”。(www.guayunfan.com)“黄海大战”的战败，使得清国丧失了制海权，在这场立体的战争中，已呈颓势。紧接着，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接连激烈交战，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进入中国境内。

东北此时已进入严寒的冬天，这一年的冬天，天降大雪，滴水成冰。在东北，空气中散发着雪的凛冽，也散发着血的腥味，整个战场遍布着绝望。11月5日，日军进攻金州，驻守金州的清军将领徐邦道向驻守大连的守将赵怀业请求援助，但此时，赵怀业早就逃得没有人影。恼怒的李鸿章在得知情况后，命令刘盛休部和晋军提督程之伟部火速赶往大连。刘盛休的回答则是：部队的枪支弹药在鸭绿江边都丢失了，无法上阵；晋军程之伟部传来的消息则是：为防腹背受敌，部队已主动撤退。李鸿章气急败坏，他在给前方将领的信札中大发雷霆，如果战争再失败，就让他们“投海自尽”。

11月7日，大连陷落。在大连，日本军队获取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包括六百二十一支枪、一百二十九门大炮、三千三百万余发枪弹、二百五十万发炮弹。黄昏时分，城内漫天大火，风雪之中日军把中国百姓赶到城外进行报复性屠杀，鲜血将护城河上的薄冰融化。同一天，六十岁的慈禧在紫禁城庆祝她的“万寿吉日”。后来，内务府的账本上记载着为慈禧过生日所花费的银两，总共在一千万两白银之上。那一天早晨，慈禧心情无比之好，她身穿缀满珠宝的礼服，显得华美雍容，青春焕发。韶乐声中，皇帝、皇后以及文武百官分别行跪拜大礼。李鸿章没有参加这样的盛典，仍在天津指挥着前方战事，那一天，李鸿章心急如焚焦头烂额，二十四小时内竟发了十六封电报！

慈禧太后的生日庆典达到高潮的时候，旅顺紧跟着大连陷落。四天之内，日本军队开始全面屠城。几天后美国报纸报道说，这四天中，日军共杀害了约六万名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和儿童，只留下三十六名男子，为的是掩埋尸体。

1895年1月30日，已登陆集结完毕的两万五千名日本陆军，向驻扎在威海卫南帮炮台的三千名清守军发动攻击。清国守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日军一少将阵亡。南帮炮台沦陷。2月初，威海陆地全部失陷后，日军从水陆两路进攻刘公岛、威海港内的二十六艘北洋军舰。丁汝昌坐镇刘公岛，殊死抵抗，先后击退敌八次进攻。旗舰“定远号”中敌鱼雷搁浅，在刘步蟾的指挥下仍旧还击，弹药告罄后自炸战舰而亡。丁汝昌誓死不降，被胁迫软禁，服毒自尽。继任者“镇远号”管带杨用霖以自杀拒降……

那一段喋血的日子充满着悲壮，对于李鸿章来说，仿佛世界末日将要来临。威海卫的陷落对于清国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从东北和山东两路，对北京形成包围之势。清国万般无奈，提出了和平倡议。斡旋期间，战事仍继续在山东和东北两地进行。2月下半月，清军在宋庆等将领的率领下，在海城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战，但还是没有控制住战争的局面，日军仍向华北腹地接近。情势已危及京城，虽然朝廷集结了二十万左右的人屯聚在直隶北部，但北京的失陷看起来不可避免。

在甲午战争中，可以说，受打击最大的，就是李鸿章了。战场的主力，几乎都是李鸿章的淮军嫡系。那段时间，李鸿章不时地听到传来一个又一个晴天霹雳。这种莫名其妙的溃败方式，让李鸿章比谁都苦涩，比谁都委屈，也比谁都愤懑。他的朋友吴汝纶曾经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就像一个身败名裂的赌徒，将自己所有的家当和名声输得干干净净。

甲午战争为什么会失败？现在总结起来，当然能找到很多原因，比如说制度和职责上的含混不清。清国君主帝制徒有其表，在调动和掌控全局上力不从心，它甚至无法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来与另一个国家对抗。甲午战争是中国与日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这场战争的指挥权却落在李鸿章这样一个省级官吏的身上，整个甲午战争就像是李鸿章在以他直隶和北洋水师的力量与日本举国军队作战。但最根本的，应该是国力原因，腐朽呆板的大清王朝不仅仅在国力上已落后于日本，而且在整个气势上也暮气沉沉。相反，对手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学习了西方很多的科技和管理，不仅仅在国力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且整个国家也呈现出巨大的朝气，新的国民们以国家之事为己任，将自己的一切与国家的沉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方式，使得这个新兴的国家有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原动力。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和国民在思维方式以及理解能力上有了质的飞跃，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主流，整个国家的效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从军队本身来说，当时日本军队中那种来源于西方的精致而周密的准备、缜密的思考方式可以说是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所鲜见的，在日本军队中，已使用了西方军事当中的战法与阵法。这样的阵法与新式武器结合紧密，力量是巨大的。虽然李鸿章的淮军也是一支久经沙场的常胜军，曾经以剽悍的作风击败过太平军以及捻军，而北洋水师也沿用了西方军事的一些训练方式并且聘请了外国军事顾问，但在淮军中，那种理性而缜密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深入人心，有的只是一些皮毛和表面，相比日本军队的现代方式，作风剽悍的淮军因为组织和战术上的粗糙而随意，同时缺乏现代战争的多兵种的协同作战方式，只能算是中世纪的兵勇，算不上是一支现代意义上的部队；而那种一对一之间的捉对厮杀，在两军的热兵器对垒中，往往无从发挥。更何况由于久疏战阵，此时的淮军早已不比往日之勇了。至于北洋水师，丁汝昌对海军不熟悉，掌控能力较弱；经费严重不足、训练和作战水平差、军纪不严等，也是失败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清国的军队在对现代军事的理解上和运用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部队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从实力上说，是国力上的原因，而具体到军事上，则是组织、管理、协调、意识等方面的失败。全方位的落后，导致了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失败得窝窝囊囊，失败得稀里糊涂……李鸿章又有什么办法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悲愤和认命了。

朝廷向日本提出了议和的倡议。输光了的李鸿章愧于与日本人面对面，当恭亲王试探着让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时，李鸿章回信说：“在下与张荫桓等人再三商量，觉得现在只想派一名忠实可信的洋员前往，既容易得知对方的意图，又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李鸿章选定的这个人物，就是在天津海关工作二十余年、对李鸿章忠心耿耿的德国人德璀琳。李鸿章在同一封信中表示：德璀琳在天津工作二十多年，对我很忠心，中法议和等事他都暗中相助。先前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我订约时，他认识伊藤幕僚中的一位英国人，于是又从中相助，很是得力。如果让他前去日本酌情办理讲和一事，或许能够得到转机。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得知清廷准备派洋人来日本代为商谈议和事项之后，马上与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商议。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日本当然不想立即收兵，他们想再次扩大战果，占领东三省部分领土，以此来逼迫清国做出更大的让步。更何况，中国政府此时派来的是一名洋人，很可能是来打探虚实的。因此，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商定不见德璀琳，迫使中国政府派出更有资格的代表。

德璀琳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中国。1895年2月1日，清廷又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第二天，双方互换国书。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内容，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惯例不符，拒绝与他们谈判。张荫桓和邵友濂急忙写信给陆奥宗光，申明光绪皇帝的确向他们授予了议和全权。日本方面依然不依不饶，甚至驳回了张荫桓和邵友濂发电报给国内修改国书文字的请求，还借口说广岛是日本军事重镇，不许闲杂人员逗留，将张荫桓和邵友濂赶到了长崎。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得也是滴水不漏：“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还是符合国际惯例，必须拥有全权。”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日军取得威海卫战役的胜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廷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李鸿章哪里想当这个议和大臣呢？无奈的李鸿章只好通过驻英公使龚照瑗，向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透露委曲，并请金伯利从中斡旋。李鸿章表示自己很不愿意承担与日本谈判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认为日本不应该拒绝张荫桓，因为此人曾任驻美公使，有很丰富的外交经验。金伯利劝慰李鸿章说：“日本自然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是一个名位显赫的人物。在我看来，为了中国的利益，无论如何李中堂都应承担此项任务。虽然这可能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也同情你勉为其难，但相信你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这样一项重要贡献。”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廷表示，如果要和谈，不仅要清廷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慈禧气急败坏，借口肝气发作，对于议和一事，不愿表态，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进京次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李鸿章并诸大臣，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廷意见不一，乱作一团。翁同龢依旧信誓旦旦地空谈，宁愿赔偿绝不割地。恭亲王奕?为首的一干大臣则认为，如果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形势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个束手无策，并且谁都不愿意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去接这个烫手山芋。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廷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并且，李鸿章知道向来以“清流”著称的翁同龢以后肯定会说风凉话，把恶果归罪于他，于是在朝上要求与翁同龢一起去日本。翁同龢哪里肯接这个要命的差事呢，他慌忙闪避：“如果我办过洋务，我肯定不会推辞。而我在这方面是一个生手，此事责任重大，我干不了。”

去日本之前，李鸿章为了寻求支持，确切了解各国列强的态度，再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只可惜此时各国要么已与日本沆瀣一气，要么暗中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准备坐收渔翁之利。李鸿章的求助行动并没有结果。

3月4日，光绪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14日，李鸿章等人乘坐德国轮船“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随同出访的有李鸿章嗣子李经方，随员伍廷芳、马建忠，以及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等。航行在大海之上，李鸿章的心情尤其复杂，此去东瀛，算是赴一场名副其实的“鸿门宴”，国恨家仇，着实难堪。头顶上太阳闪烁着白光，强烈而灼热，对于李鸿章来说，这样的阳光太残酷了，仿佛剥光了他所有的一切。李鸿章就是在这样伤心绝望的情绪中，来到了日本马关。

在那段时间，位居太平洋当中的日本列岛，一直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一个“蕞尔小国”终于战胜了泱泱大清，当然要举国欢腾。日本报纸把这场戏剧性的胜利比喻成两千多年前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卧薪尝胆”的复仇。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个岛国一直耳濡目染，熟悉得甚至胜过自己的历史。几乎每个日本城市的街道边，都悬挂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和横幅，每天早晨或傍晚，很多人都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举行一场游行庆贺一下，他们当中，有的吹着喇叭，有的吹着号角，更多的人则是在呼着乱七八糟的口号。有时，他们也排列着各种各样的方阵——马车方阵上，有身着节日装束的神父、欣喜若狂的孩子、市议会的议员；花车上，有人用竹竿挑着纸糊的或柳条编成的人头，那代表被斩首的中国人。总而言之，在那段时间里，整个日本都在进行着一场狂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在这样的狂欢中上演了。

马关，这个无足轻重的小地方，更是狂欢的焦点。此时，马关已成为清国和日本，甚至包括西方列强关注的中心。当马关成为日本和清国谈判地点的消息传出之后，有很多日本人从四面八方专程赶到这里，他们当中有记者，有贵族，而更多的，则是各界平民。他们和当地人一起，每天守候在清国使团来来往往的路上，举着国旗，呼着口号。然后，他们就从报章上寻觅一切有关谈判的消息。他们关心着谈判的进展，关心着自己国家的命运，也关心着那个从清国来马关的首席谈判大臣的一言一行。

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耻辱的时光。当李鸿章在半个多月后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他曾发誓绝不再踏入这块土地，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对于个人所发的誓言，李鸿章做到了——一年之后，当李鸿章环游欧洲列国再次途经日本换船时，李鸿章死活也不肯上岸，只是在两船之间搭一个木板，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李鸿章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的愤懑。这样的誓言，看起来坚固无比，但实际上，却是那样的单薄脆弱；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沉毅、坚韧和顽强，倒不如说是一种对刻骨铭心耻辱的无奈和逃避。

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本是日本医生藤野玄洋于1862年开办的诊所。春帆楼地处高地，风景秀丽，附近有一处温泉可供休养。藤野玄洋医生死后，其女美智子不通医术，但独具慧眼，在这里开办了一家河豚料理店。春帆楼的名字，还是伊藤博文取的。年轻时，伊藤博文就经常在马关一带活动，经常光顾美智子的河豚料理店。担任内务大臣后，伊藤也经常来这里，有一天，食至兴起的伊藤博文从楼上远眺关门海峡，见到不远处的大海碧波荡漾，阳光下片片渔帆闪亮，伊藤博文联想到自己别号春亩，不由兴致大发，喊来老板，将店名改为“春帆楼”。伊藤博文选定“春帆楼”作为中日谈判地点，显然，他就是想在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轻松地吃下清国这条鲜美的“河豚”。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旁边，摆放着十多把椅子。日方还特别在李鸿章的座位边安置了一只痰盂，大约是有意无意地提醒着大家，这位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伊藤博文为谈判颁布了四条规定：一是除谈判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会场；二是各报报道必须要经新闻检查后方可付梓；三是除官厅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四是旅客出入，均必须由官厅稽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廷议和专使的密码密电，均可拍发，公私函牍概不检查。从表面看上去，好像日本人对李鸿章和清国使团非常客气，其实，日本人已成功破译清廷的密码，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甚至了解到清国使团此次来日本的赔款底线是二万万两白银，因此早就成竹在胸。

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一切驻扎费用开支由清廷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廷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廷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3月24日下午4时，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车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汽车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潜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

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随员们赶快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过了一会儿，李鸿章苏醒过来。一个人潜在的力量只有在遭遇危险时才能激发出来，而他的潜能也因而得以呈现。李鸿章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面对此突发事件，异常镇静，除了安慰随行外，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官服上的斑斑血迹，七十三岁的李鸿章算是找到了一点安慰，他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德国驻日公使馆的医生赶来为他看病。各国医生会诊之时，日本医生建议开刀，但德国和法国医生坚决反对。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害，不如暂时留在体内，如果贸然开刀，将会危及李鸿章的性命。

李鸿章在日本遇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各国纷纷谴责日本这种不顾外交人员安危的行为，日本一时显得非常被动。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经审讯，此人名叫小山丰太郎（又名小山六之介），二十一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小山丰太郎的想法与日本政府此时的意图大相径庭。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伊藤博文最担心的是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借机挑起对日本的战争，坐收渔翁之利，趁火打劫，毕竟，日本也在甲午战争中耗尽了力量，而小山丰太郎的行为恰恰无异于授人以柄。难怪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日本政府没办法，只好答应“无条件停战”。

4月10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李鸿章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陆奥宗光因病未能出席。中方出席人员有李鸿章、李经方、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日方出席人员有伊藤博文、伊东巳代治、井上胜之助、中田敬义、陆奥广吉、楢原陈政。

双方握手后，入座，寒暄数语。

伊藤博文：“李伯爵阁下出乎意料地迅速痊愈，今日光临此会，实感欣幸。”

李鸿章：“敝人所以出乎意料地迅速康复，完全由于贵国两阁下圣恩，特派名医治疗所致。在深表谢意同时，敬谢两阁下之特殊关照。”

伊藤博文：“阁下如此迅速痊愈，主治医生亦有大功。”

李鸿章：“确实如此。……听佐藤总监说，陆奥外务大臣身体违和，热度甚高，现已减轻否？”

伊藤博文：“陆奥子爵患流行性感冒，昨日热度甚高，今日仍未痊愈，令人挂念。”

李鸿章：“想已服用解热药，尚未奏效？”

伊藤博文：“较昨夜略有好转。”

李鸿章：“食欲减退否？”

伊藤博文：“减退甚显。”

李鸿章：“热度高时，食欲即不振。”

伊藤博文：“四周前，敝人曾患感冒症，幸平素健壮，迅速康复。”

李鸿章：“阁下健壮如铁，理应迅速康复。”

伊藤博文：“敝人双亲今犹健在，尤以家严年逾八旬，仍然矍铄。”

李鸿章：“实令人钦羡不已，不知现居何地？”

伊藤博文：“现居东京，该地乃敝人故乡。”

李鸿章：“阁下系长门人，敝人素有所闻。距此地遥远否？”

伊藤博文：“不远，仅二十公里。”

李鸿章：“敝人经常研究贵国知名人士出生地，得知萨摩和长门之人甚多。”

伊藤博文：“我国之长、萨，犹如贵国之安徽、湖南。”

李鸿章：“是。湖南如萨摩，安徽如长门，（微笑）而现在安徽败于长门。”

伊藤博文：“说长门战胜了安徽，此说不当，（微笑）其实是日本战胜了中国。”

李鸿章：“如易地而处，若敝人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完成阁下成就之一半。”

伊藤博文：“否！若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可观。”

李鸿章：“阁下为贵国所作之贡献，皆系本大臣所愿为，但如易地而处，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恐亦深感极难办理。”

伊藤博文：“树大招风，凡在高位，均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不可说绝无其事。”

李鸿章：“但贵国上有英明睿智之君主，复得贤相之辅弼，采纳献可替否之谏言，呈现野无遗贤之景象。国中才能出众之人，齐集于朝廷，各遂其志，各安其所。敝人耳闻目睹贵国之长足进步，实不胜钦羡。”

伊藤博文：“当今皇帝陛下，大政维新时虽尚在冲龄，但天资聪颖，重用贤才，知人纳谏，万机亲裁，破除旧习，施日新月异之开明新政。”

李鸿章：“正因如此，方能使举国贤能云集于朝，专心致志，报效国家。”

双方寒暄一段时间之后，转入正题。话题转过来之后，伊藤的口气显得很冷酷，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藤就无理地提出要求：“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进行实质性话题）”

…………

伊：“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清国的弱势，是李鸿章无法在谈判中取得主动权的根本所在。）

李：“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巨，更不能给。还请稍减。”

伊：“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强硬态度毕现。）”

…………

李：“中国战后声名颇减。”

伊：“中国财源广大，未必如此减色。”

李：“财源虽广，无法可开。”

伊：“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容易，国有急难，人才易举，即可用以开源。”

…………

李：“奏如不允，尔不能去，尔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果照此数写明约内，外国人必知将借洋债方能赔款，势必以重息要我。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

伊：“借债还款，此乃中国之责！”

李：“不能还则如之何？”

伊：“已深知贵国情形为难，故减至此数，万难再减。”

李：“总请再减。”

伊：“不可减矣。”

…………

李：“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巨，必请再减；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

伊：“如此，我两人意见不合，我将改定约款交阅，所三只能如此。为时太促，不能多办。照办固好，不能照办，即弃驳还。”

李：“不许我驳否？”

伊：“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贵大臣固愿速请定和约，我亦如此。广岛有六十余只运船停泊，计有二万吨运载，今日已有数船出口，兵粮齐备。所以不即出运者，以有停战之约故耳。（威胁）”

李：“停战期满，可请展期。”

…………

李：“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此，当移兵至台湾。”

李：“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李：“索债太狠，虽和不诚。前送节略实在句句出于至诚，而贵大臣怪我不应如此说法，我说话甚直，台湾不易取，法国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强悍。”

伊：“我水师兵弁不论何苦皆愿承受，去岁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来我兵未见吃亏，处处得手。”

…………

中堂起席，与伊藤作别，握手时再请将赔款大减，伊藤笑而摇首云不能再减而散。

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还开玩笑地提及要聘请伊藤博文当任清国宰相。

李鸿章：“（微笑）愿向我国政府建议，礼聘阁下为敝国宰相如何？”

伊藤博文：“（亦微笑）敝人一身已献给我国天皇。如蒙陛下恩准，不拘何时，亦不拒绝为贵国竭尽微力。”

李鸿章：“如贵国皇帝陛下恩准，阁下能否应我国之礼聘？”

伊藤博文：“博文之区区一身，既已属于我皇帝陛下，如陛下不允，亦无可奈何，敝人或进或止唯皇帝陛下之命是从。如陛下恩准，敝人将不避艰难，舍身为贵国效力。”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廷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李鸿章在这份条约上签字的手，一定是颤抖无力的。在草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突然想起了他临行前恭亲王率领全体军机入奏皇帝的奏折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故。听着这句话，李鸿章当然差一点老泪纵横。

1895年之后，李鸿章像被水淹过的一座土山一样坍塌了，在此之前，这座山峦曾经气冲霄汉，巍峨矗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犹如一个赌徒一样，输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但李鸿章还是克制住自己巨大的悲伤，像一个职业外交家一样，尽力用外交弥补自己的过失。而后，他把自己封闭在冷静的沉默中，就像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一边舔着自己的伤口，一边思考着对策，隐忍，等待，梦想着伺机一击。只可惜，李鸿章没有等到出击的那一天。以后的日子更加阴晦，在他面前的，是更多的麻烦和郁闷；是寒冷，那仿佛来自极地的冰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