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民生之争_李鸿章的事迹

（四）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民生之争_李鸿章的事迹

在军事上功劳没有李鸿章突出，这使得心高气傲的左宗棠难以忍受。加快进攻步伐后，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1863年3月31日），左宗棠部在由法国人组建的“常捷军”的配合下，攻下了杭州。同时，太平军部汪海洋退出余洋。左宗棠终于住进了浙江巡抚的驻扎地——杭州。4月14日，李世贤等从浙江进入安徽。整个浙江仅剩下了杨辅清、黄文金。在攻占杭州的过程中，常捷军的大炮打破了杭州城，左宗棠进一步认识到了洋人武器的精良。

在接下来的“战后恢复”问题上，左宗棠扳回了一局。整个浙江仅剩下了杨辅清、黄文金镇守的湖州。收复了江苏和浙江大部分地区后，面对十几年的兵荒马乱和自然灾害，李鸿章、左宗棠开始保民安境，无形中这又成为一种竞争。两人采取的策略大体相同：

号召有钱人出钱赈灾、增强武备。这点，李鸿章做得更好些，上海是当时有钱人的聚集地，不仅仅有洋商买办，还有苏浙两省的富商权贵，为避战乱、便于经商迁居于此。上海的有钱人在武备方面非常慷慨。常胜军的组建就是在浙江富商杨坊等人出钱、上海道道台吴煦出头，于同治元年（1862年）发起的。为此，杨坊、毛象贤、俞斌等还为此得到了官衔。可左宗棠号召捐款的时候却鲜有人响应。为此，左宗棠只好把自己的“养廉银”全部拿了出来。

改革弊政，减免赋税。李鸿章和左宗棠（不仅仅是他们）都上奏皇帝减免赋税，以便当地可以安养生息。在改革弊政方面，左宗棠做得更好一些。比如盐政，盐自古就是生活的必需品，自汉代起盐业就由国家生产，大部分时期甚至是专营专卖。自明洪武开始，盐业由商人开始专卖后，盐务官员、当地相关衙门、盐商就开始与国家一起共享盐业暴利。

为此，左宗棠借鉴陶澍的方法，开始实行票盐制度。地方小民小贩可以去州县领取卖盐执照，凭着执照去盐场买盐。这样，中小商人介入之后，竞争加剧了。权力阶层的市场敏感度显然无法与中小商人相比。因此，在市场中权贵资本就很难战胜中小商人。这一点，左宗棠要比曾国藩、李鸿章做得都好。(www.guayunfan.com)

积极反腐，变行贿款为赈灾款。再以盐政举例，为了得到当地官员的帮助，例如对私盐的查处等，他们往往向各地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大大小小官员行贿。类似的还有海关税务部门。仅以左宗棠为例，盐政向其行贿万两，海关行贿八千两。

曾国藩两江总督每年的养廉银加上各种灰色收入（陋规），可在十八万两，左宗棠和李鸿章相差不多，大概十万以上。对于这些钱，三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左宗棠将其大部分用于灾民、补充饷银和当地建设上，相比较而言，曾国藩和李鸿章力度要弱。

自古皇权就插手经济领域，清朝的皇室更是如此。江南的丝绸纺织业、东北的人参买卖等，都由朝廷控制。以杭州为例，杭州织造局负责浙江全省的关税，每年的十多万两白银直接供奉皇室由内务府管辖。为了解决浙江的民生问题，左宗棠强势出击要求晚清政府停止征收关税，将截留下来的关税用作民生。清政府和织造局负责人虽然不满意左宗棠的做法，但鉴于太平军势力不得不同意。而织造局本身在浙江辖地，显然，如果不与地方当局搞好关系，其本身也很难运营下去。因此，织造局不得不同意强势的左总督的要挟。

本末齐举，共促经济。这点上，曾左李三人的措施大部分相同且属于历史范畴。如屯田垦荒，政府免费发放耕牛、种子，倡导种桑养蚕，积极修建水利设施等。在商业方面，积极进行招商引资、降低商业税、增加商贩活动区域等方式，使杭州等地的商业活动逐渐恢复。

在这场民生竞争中，左宗棠和李鸿章哪个更好？与李鸿章同出曾国藩门下，与左宗棠关系不睦的赵烈文也不得不认为：“在浙江，绍兴居民皆已复业，萧山诸境，民船夜行，橹声相应也，杭省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之吏治实胜李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