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日记》点校弁言

《薛福成日记》点校弁言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清末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和外交家。生于清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1838年4月12日）。其父薛湘（日记中避讳作“相”），字晓帆，道光二十五年（1842年）进士，历任湖南安福、石门、新宁县知县，后擢广西浔州府知府，未及赴任，于咸丰八年（1828年）病逝于新宁县官署。母顾氏，生子六人，女一人，以长子福辰、三子福成、四子福保最为知名。

咸丰年间，因风闻太平军将挥戈直下江南，其家徙居至苏北宝应县东乡。同治四年四月（1862年2月），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师北上镇压捻军，张榜招揽人才。闰五月初六日（6月28日），薛福成在宝应运河码头曾国藩座船上谒见曾，递上万言书论时事，为曾所赏识，招入幕府。在幕府中，曾国藩不断“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薛福成为曾氏拟办过许多文稿，从而熟悉了兵事、饷事、吏事，也熟悉了曾氏所办的“洋务”，得到比较全面的锻炼。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衙署病故，薛福成在当天的日记中深情地说：“余于爵相有知己之感，有受诲之益，有七载追随之谊。方午间对弈（曾与薛下围棋。——引者）之时，岂料即永诀之时哉！追念哲人，默忧时局，不自知涕之流落也。”

曾国藩死后，薛福成即离开两江总督衙署。九月，由江苏巡抚张树声举荐，到江苏书局（局址在苏州府治）校订《辽史》、《金史》、《元史》，并参与整理刊刻曾国藩奏稿的工作。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薛福成往山东济南，时其长兄福辰已擢升山东东、泰、武、临道，四弟福保在丁宝桢抚衙供职。同年十二月（1872年1月），同治皇帝载淳病故，朝廷决定“博采谠言，用资治理”，谕令“内外大小臣工，竭诚抒悃，共济时艰”。光绪元年四月（1872年2月），薛福成应诏陈言，将所作《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请山东巡抚丁宝桢代奏。由于薛氏的应诏陈言内容丰富，切中时弊，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关注。时论评之曰：“当此疏初上时，京师颇多传诵者。议论一播，鼓动中外，建言者往往响应而起。”就在这一年的八月（1872年9月），薛氏即被直隶总督李鸿章延揽到北洋幕府中，作为办理洋务的重要助手。

薛福成在北洋幕府10年时间，多所赞襄策划，协助处理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最受人称道的是以下几件事。(www.guayunfan.com)（1）处理“马嘉理案”。他根据英国政府面临的国际局势和英使威妥玛的矛盾心态，在《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中，建议采取“以拒为迎”，在加强防务的同时，运用谈判技巧，以保全和局的对策。

（2）抵制任英人赫德为“总海防司”。他在《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中指出：“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李鸿章按照薛福成的意见，函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以总司海务应专司练兵、开去总税务司一缺为由函告赫德。赫德两利相权，不得不放弃“总海防司”一职，这样就使中国的海军建设和指挥大权未落入外国人之手。

（3）定计平定朝鲜内乱，挫败日本扩大侵略的阴谋。光绪八年六月（1882年8月），朝鲜因宫廷党争爆发内乱，日本乘机派遣陆海军干预。时李鸿章丁母忧，由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薛福成撰《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建议张树声奏请朝廷迅速出兵援助朝鲜“平乱”，并迁朝鲜大院君李昰应于保定，抢先一步稳定了朝鲜政局，打乱了日本的侵朝部署。薛氏因此功晋升为道员。

薛福成在北洋幕府期间，不仅参与处理许多重大洋务事件，而且通过对洋务的全面考察，写出了《筹洋刍议》14篇，全面地论述了他对筹办洋务的主张，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尤其在《变法》一章中，他首倡“变法”，在思想界引起了震荡。

薛福成在曾、李幕中近20年，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夏，被朝廷实授为浙江宁、绍、台道，才结束了幕僚生涯。当时，法国侵略者所挑起的中法战争逐步扩大，福州马尾、台湾基隆均遭法军攻击。浙东宁绍台道处于抗法前线，薛氏到任后，加强防御准备以对付法军来犯。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五日（1882年3月1日），法国舰队司令孤拔（Courbet）率“两铁甲、两兵轮、一木船扑犯镇海口”，意在寻觅“开济”等三兵轮，未见。“孤拔坐小轮来测水道，我炮台击之，未中，乃遁去。申刻，一大黑舰直扑招宝山，我炮台、兵轮合力迎击，折其头桅。该舰连中五炮，创甚，败退。三法舰继进，放排炮，我亦开排炮御之。苦战良久，法船乃退。”二十七日，法船又来，放10余炮。二十八日，又来犯，放9炮，均未伤人。二月初四日，夜四更，袭击法船，命中5炮，伤人颇多。后闻“孤拔亦受伤”（不久死于澎湖）。三月，法国与清政府停战，镇海防御战至此结束。以上记载，见《浙东筹防录》卷4，可补薛氏日记之缺略。

薛福成因筹防浙东军务有功，后经浙江巡抚刘秉璋和两江总督曾国荃的奏保，获布政使加衔。光绪十四年九月（1888年10月）奉旨升任湖南按察使，未及上任。次年四月（1889年2月），又被清廷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在准备出国的过程中，因其兄福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逝世，和他本人生病，以及英、法时疫发生，至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一日（1890年1月31日），始由上海乘法国“伊拉瓦第”号邮轮，赴欧罗巴就任使臣之职。在国外五年，其官职有所更动：光绪十六年九月，补光禄寺卿；十七年（1891年）六月，调太常寺卿；十八年（1892年）八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薛氏出使期间，除办理日常外交公务和活动外，还做了以下各事：

（1）当时在香港、仰光、槟榔屿等处的中国人不下300万，为了不受外国的欺侮压迫，上疏请在南洋各处已有领事（如新加坡）地方外添设领事，以保护华人利益。（光绪十六年）

（2）对于国内各地发生的教案，上疏提出治本治标的办法。（光绪十七年）

（3）与英国外交部谈判，商定派员会立坎巨提（回部）头目，以防沙俄插手。（光绪十八年）

（4）上疏密陈帕米尔情况。（光绪十八年）

（2）上疏请豁除海禁旧例，准许商民出洋经商，并给予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产。（光绪十七年）

（6）议定《中英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光绪十六年开始谈判，十九年[1893年]十一月签订条约）

（7）订购船只、军舰及各种机器，雇用技术人员及其他事项。

以上各事，在日记中都有反映。

光绪十九年十月（1893年11月），清政府任命龚照瑗接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召薛氏回国。薛福成于二十年四月（1894年2月）卸任，乘轮船于五月二十八日（1894年7月1日）抵上海。途中因“红海炎热，闽洋台风所苦”，到上海后即病卧不起，医治无效，于六月十九日（1894年7月21日）病卒，年五十七岁。

薛氏著作已刻印的有《庸庵全集》（包括《庸庵文编》、《庸庵文续编》、《庸庵文外编》、《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浙东筹防录》、《出使奏疏》、《出使公牍》、《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10种）、《庸庵文别集》、《庸庵笔记》等。其日记稿本39册，今为南京图书馆收藏。

《薛福成日记》自清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至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1月22日—1894年7月1日），前后22年。这22年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薛氏日记对许多重大事件都有记录。日记大致可分出使前后两个时期，出使前的日记是记载他在曾国藩、李鸿章、张树声幕府近20年的所见所闻，其中有许多非局外人所知之事，内容相当广泛。大部分资料是从各种公文（包括上谕、奏章、禀报）、函犊、电报、报刊、杂志中抄录的，其中有极少见或失传的文字。今略介绍一些内容于下：

（1）关于捻军、回民起义军、苗民起义军的战争情况。

（2）有关军事工业如江南机器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的情况。以及向国外购买枪炮、弹药、船舰、机械等。

（3）国防工程如在天津大沽口、广东虎门、浙江镇海等处修建炮台，以及江防、边防等情况。

（4）有关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资料。

（2）有关漕运、盐务、矿山、河工、粮饷、海关、税收以及对外贸易情况（有的有统计数字）。

（6）在香港、南洋及在各国的华人情况，其中包括华人被掠卖的记载。

（7）国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日本废藩府，明治维新，吞并琉球；朝鲜内乱；法国侵略越南，以后发展为中法战争；沙俄在东北、新疆的侵略活动；布（普鲁士，即德国）法战争，还有一节提到巴黎公社。

日记中对于天气（如阴晴风雨）以及自然灾害都有记载，如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记云：“淡水地震，人多死者。”同治七年六月初八日日记有苏、松、太道应宝时给曾国藩信中听说的内容：上月底“大风，太属（指太仓州所属地方——引者）木棉皆摧损。自宁波以北，黑水洋以南，货船漂没者所在皆是”。当是由于台风的缘故。此外还有陨石、彗星、江岸坍塌、火灾、火药库爆炸等记载。

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一日（1890年1月31日）出使以后的日记，是薛氏身临其境，对西方文明进行全方位考察的记录，“凡舟车之程途，中外之交涉，大而富强立国之要，细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笔之于书，以为日记”。其目的在认识西洋富强之本原，以探求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部分日记虽已刻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但与稿本核对，还有不少内容为刻本所无，举例如下：

（1）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三月二十五日，五月二十日，九月二十六日日记中说到陈敬如（名季同，驻法使馆参赞）为李鸿章向奥国商人伦道呵借银3 000万两，借款利息4厘半，“由特旨准借，以后准伊代办一切借款购件”。因李鸿章嘱陈“千万慎密”，故薛氏在刊刻日记时将此四天日记中借银文字统统删去。

（2）光绪十七年二月初十日日记中说庆霭堂（庆常，使馆参赞）与薛氏谈及驻俄国公使洪钧在回国时，谒见俄皇亚历山大三世“辞行，与谈三刻之久”。有200多字为刻本所无，大意是：“贵大臣回国后……可劝政府务崇睦谊，切勿为浮言所惑。”所云“浮言”，指外国有谓俄“欲与中国为难，又谓有窥伺朝鲜之意”。这些文字自然不便刊于刻本之中。

（3）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刻本在俄人于阿尔泰“山之北麓开矿炼金，特派大臣驻西伯利亚以经理之”下删去：每岁出金约值二、三千万两，其漏税入中国之金约值银二百万两，大约由恰克图入库仑，经张家口而至京都。其十之二、三在京销售，十之七、八由京转至津、沪海口流入西洋云。

（4）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七日日记：本年万寿庆典，各督、抚率属报效巨款，派员进京点缀景物并援照乾隆年间成案备仪进祝……皖省有沈仲帅（沈秉成字仲复，安徽巡抚——引者）所备计灵璧宝石九块，灵芝草九盆，玉如意一对，翡翠麻姑一尊……这一节在编《出使日记续刻》时有顾忌，全部删去。

此外，在光绪十九年八月初三日日记中有薛氏对出使各国使臣所作的评语，对有些评语不佳或名次低下的，薛氏后人在刻日记时（其时薛氏已去世）为了不得罪人而将一些人的姓字以□□代替，略举三例于下：

□□（稿本为“子峨”）才学亦颇可观，□□（稿本为“马尾”）一役身败名裂，故居第十二。按：何如璋字子峨，前驻日本国公使。

□□（稿本为“云生”）以气节自矜，居心实甚巧诈，建议亦纰谬，足以贻误大局，故居第十五。按：刘锡鸿字云生，前驻德国公使。

□□（稿本为“地山”）以□（“头”）等公使自夸，与□（“俄”）人商定约章，误国病民，为世大戮，故居第十六。按：崇厚字地山，前驻俄国公使。

以上如果不见稿本，就难以知道所云系指何人。

日记不是每天都有记载，其中有缺记处，对于缺记过多的，查明有以下一些原因：

（1）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九日下，接着是同治十年正月十六日日记，因其仲兄福同病逝，回无锡料理丧事。

（2）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九日下，接着是光绪元年三月初十日日记，因薛氏生病（咳嗽）未愈，又患感冒，后又“吐血数口”，经医治休养，至三月初始愈（见《摄生经济》，附录在同治十三年末日记后）。

（3）光绪二年正月三十日后至三月二十一日始有日记。据《郭嵩焘日记》，知薛氏此时在北京。郭时任兵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曾和薛氏在一起晤谈并请他“小酌”。

（4）光绪三年正月十九日后至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初一日始有日记。因母病重，往济南省侍（母就养在长兄福辰泰东道官署中）。母去世后，与兄料理丧事，在此期间未写日记。

（2）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五日以后至四月十五日无日记。据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此年二月二十三日王在上海遇薛，三月初二日二人同乘“江裕”轮船往天津。王作诗一首，题为《从叔耘司使泛海有作即送入朝》。三月初六日抵天津，二人同往见李鸿章。以后薛往北京，至四月十八日奉命充出使四国大臣。

此外就不逐一列举了。

为了将薛氏日记提供学术界参考、利用，20世纪80年代初我提议由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与南京大学历史系协作，组织人员整理，于1984年达成协议。具体分工是：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至光绪九年十月十五日（1869年1月22日—1883年11月14日）的日记（原稿第1—19册，约70万字），由南图古籍部整理；光绪九年十月十六日至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1883年11月12日—1894年7月1日）的日记（原稿第20—39册，约70万字）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整理。参加工作的人员（以姓名笔画为序）有：南图古籍部的王小宁、江凌、陈政、周馥、徐春生；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朱槿、孙江、杜景珍、李子龙、何炼生、童光华。由我和南图古籍部的江世荣同志共同担任主编。整理的方法：

（1）改繁体字为简化字，改原来的直行为横行。

（2）标点，分段。

（3）日记为阴历，后面用括弧注明公元年月日。

（4）校订文字，除了必须在注中说明者外，一般都以符号表示。对原稿中错字，在错字后加[]号，将订正的字置于[]内。增补脱漏的字置于＜＞内，衍字置于[]内。残缺字或无法辨认的用□表示，如缺二字作□□。难以确定的字下用[？]表示。

（2）在日记中对原稿每一册末尾加上“以上原稿第×册”字样，以保持原稿面貌。

（6）由于日记中涉及官场的人名较多，除明白记了人名者外，其以字、号、别名、官职、谥号、隐语出现的，尽可能注出其姓名，以供参考，并按笔画顺序编了索引，附于全书之末。原稿书眉上的文字，为便于排印也在注中说明。

《薛福成日记》从倡议整理至编成出版，历时20余年，在这一过程中，与我共同签订协议的原南京图书馆副馆长潘天祯同志、参与主编工作的江世荣同志先后病逝，全书最后的编审定稿只好由我负责。限于水平和能力，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日记的整理，得到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的部分资助，和南京图书馆副馆长宫爱东同志的关心与支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它列入资料丛刊出版，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