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时期城市化建设步骤述论

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时期城市化建设步骤述论

现代化，在工业文明的时代，通常是与城市化相伴而行的，可以这么说，一个地区现代化程度如何，这个地区城市化的水平当为衡量的主要标准。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全国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西北开发运动，而在这场经济运动中，西北地区城市的建设，无疑为推进当时西北各项建设事业的中心环节和主要内容。尽管因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动，西北开发中的城市化方略的很多重要方面未能得到一一贯彻，但已提出的构想，以及得到实施的部分，对近代西北地区的现代发展，仍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本文即以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西北开发中城市建设为考察目标，对其主要设想和推进步骤作一简略介绍和分析。

一、西北古代城市文明的兴衰和国民政府以西京建设为龙头的西北大开发

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的西北，历史上有过它的辉煌，其中周、秦、汉、唐四朝的文治武功，乃华夏文明的标志和源泉。而从城市文明来说，西北也乃孕育中国古代都市文明的摇篮，先后在此建都的有13个著名王朝，中国五大帝都中，西北就占其中之三。[1]特别是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沟通了古代中国与中亚乃至欧洲的交往，于是胡商贩客，时见于塞下，丝路沿线，闾阎相望，城镇林立。至唐时，更是盛极一时，古都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贸易大都之一。然而，自唐“安史之乱”后，西北经济出现了萧条景象，交通也开始梗塞。都会繁荣向来视商业、交通而转移，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渐次东移南下，西北的城市也日渐衰败。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国门在被迫打开后，强劲的工业文明之风不仅给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不少古老的城镇注入了现代的气息，还催生了一批颇具规模的新型都市。然而，“春风难度玉门关”，由于中国西部的闭塞，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近代化春风，到达西北时，却成了强弩之末，且不说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区域和落后农村，即便在为数甚少的几个“都市”中，直到20世纪国民政府启动西北开发前，稍具规模的近代企业仍屈指可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作这样估计：“在整个西北，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这些面积总和几乎与俄国除外的整个欧洲相当的省份里，机器工业总投资额肯定大大低于——打个比方来说——福特汽车公司某一大装配线上的一个工厂。”而作为历代建都之地和中国文明象征的古都长安，城中除残碑数块还在向人们述说着往昔的辉煌外，近代文明难觅踪影。仅就教育一项来说，在东南沿海高等教育已相当发达的20世纪30年代，陕西作为西北教育状况最好的省份，全省也仅专科学校1所，师范学校3所，学生总计不超过1400人，高等教育几乎是空白。[2]而西北历史上的其他一些名城，如西宁、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虽然仍谓之“西北重镇”，实际乃西部一些地区传统农牧商品集散中心场所而已，旧时通都大邑盛况，早已不复再现。

时至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蒋介石南京政府对中国广大地区控制权的加强，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将重心转向“建国”，为实现其工业化建国方略，并为最终抵御日本作准备，国民政府在全国掀起了开发西北的热潮。然而，向西北进发既然是一场大战略，那也就如同打仗一样，是需要首先设置前沿阵地和指挥中心的，而古都长安不仅历史上就是西北各省政治、文化上的重心，在地理位置上也因“入西北之大门”的位置，在国民政府酝酿西北开发时，其桥头堡地位得到凸现。而国民政府拟议西北开发之际，正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之时，当时因淞沪又燃战火，国民政府已临时迁址洛阳，在国难加重的严峻情势下，政府为未雨绸缪计，陪都选址问题也刻不容缓地摆上了议事日程。而当时中国西南省份还为地方军人所控，西北诸省则在中原大战后，中央势力已基本进入，并开始施加有效影响。在这样的情势下，古都长安（今西安）因其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时下较利于开发的条件，成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首选之地和政府推进其经济西进战役的“龙头”。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的决议，为“开发西北”揭开了序幕。[3]关于西京城市开发和建设的意义，其时西北开发力倡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曾作这样的表述，他说：“开发广大西北的最初一步，还应该先去开发总握着西北事业中心的西京。大家应该先用政治的、经济的力量去建设西京，好比作战场，西北五省的总领域是前线，而西京却是后方的司令部。它负有调遣、指挥上的使命。”[4](www.guayunfan.com)为建设西京，国民党中央成立了专门的西京筹备委员会，负责同意筹谋规划开发西北一应事项。1932年5月，国民政府公布了《西京筹备委员会组织章程》，并确定每月拨给3万元经费以作委员会办公之费用。[5]为支持西京建设，蒋介石还一次特拨款项3万元，以“接济不时之急需”。[6]为加快陪都的建设，西京筹备委员会于1934年特设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专事市政开发。该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对旧城状况作详尽调查，包括地形测量、地图绘制等，同时还组织专门人员，紧急翻译出版了《德国之都市土地区划整理》、《德国之都市计划法制及其行政》两书，参照国外一些大都市建设的成功经验，按照打造现代都市的标准，拟出了一份“思路清晰，论证周密，设计宏伟，也颇为前瞻性”的市政建设规划。[7]在作规划的同时，城市开发也有条不紊地开始进行，主要事项有修筑马路、开导沟渠、完善设施、规划新区，乃至植树绿化、保护古迹等。[8]除了城市硬件的建设外，西京作为陪都，国民政府对其软件要素，如行政区划、法制管理等，也都予以了相当的关注，这一点从为“俾资参考”而翻译出版的两本书书名及其内容上都可窥一斑。[9]然而，因国内、国际情势的变化，1935年后国民政府改设陪都于重庆，这对推进中的西京建设来讲，大打折扣是毫无疑问的，尤其在战争爆发后，原来规划中的很多事项已不能付诸实施；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西北开发启动至战前短短5年中，西京的建设使古城长安恢复了生机，仅以市区人口为例：据陕西省建设厅发表的统计，1932年长安被设置为西京市时，市区人口数为114389人，1933年为121583人，1934年增至125141人，而到战时的1939年更增加到了145705人，商业繁盛也为西北各省、市、县之冠。[10]

当然，国民政府建设西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建设一个陪都，而是为了通过陪都建设，拉动整个西北经济的增长。因此，上述打造西京陪都时得到大力推进的市政建设，只是这一时期西京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其真正“龙头”作用的发挥，则更多地体现在了城市工业化的起步，以及对周边地区经济的带动上。在工业化时期，城市要发展，离不开现代交通和大型产业，西京城市面貌得到大的改观，某种程度上得力于陇海铁路的通车。[11]陇海铁路西段工程的开筑与陪都建设是同步的，自1933年初开工，一年后即筑至潼关，年底筑抵西京，随着铁路的开通，沿途“荒凉之地，一变而成繁荣商埠”。[12]1936年底，陇海线西京至宝鸡段也顺利完工，同一时期筑成的西北干线还有咸同铁路（咸阳—大同）。这两条铁路动脉的贯通，给西北经济带来了鲜活的动力，首先是沿线一些新式工厂的纷纷创立。以纺织业为例，陕西为西北最主要的产棉区，在但陇海路未达西京前，陕西全省稍具规模的纺织企业没有一家。通车后，以西安为中心沿陇海线关中段东西扩展的棉、毛纺织业首先得到发展，先后开办的有纺织厂5家，毛织厂2家。与此配套的打包工业也有大的发展，中央银行最先投资50万银元，在咸阳建成机器打包公司，工人3000余名，月产3万余包。1933年，民间集资法币1亿元在渭南西关开办的西北聚记棉花打包公司也正式投产，以后又有西北机器打包股份有限公司、潼关打包公司的相继创办。除纺织和打包业外，其他新式产业，如机器制造、电气、制粉、漂染、火柴、印刷、制革、化学酸、制药等业，也都从无到有，先后设立，到战前为止，全省兴办各类工厂32家。[13]再拿金融业来看，西北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末时还没有一家现代银行，币制也不统一。1930年，设立在西京的陕西省银行开始营业，但也只此一家。西京建设启动后，1934年中央、交通、农民、金城、上海各银行相继进入，先设总部于西京，再设办事处和分行于西北其他省份。这些银行的开办有力地推动了西北的开发事业。此外，如电气业的发展也是重要方面，建设现代都市，解决电力供应是当务之急，否则不仅发展不了现代工业，就连照明都有问题，所以西京建设一开始，中央建设委员就与陕西省政府合作开始了西京电厂的筹建，西北其他几个省份也陆续上马了各自的电器事业，先后建成的有甘肃武威电厂、兰州电灯厂、迪化新光电灯公司、宁夏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等。至战前为止，西北四个省会城市及天水、咸阳全都已结束了油灯照明的历史，部分工业也用上了电力。

以上所述，仅为国民政府西部开发以来，在西京建设带动下，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取得成效的个别例子。可以说，到战前为止，在短短4年的建设时间中，一个以西京建设为龙头，陕西关中经济带为中心，进一步向周边辐射的开发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二、确立兰州在西北开发中的中心城市地位，带动西北区域经济的渐次拓展

西北五省中，除陕西外，以甘肃省最为重要。甘肃东连关中，北临朔漠，西通青新，南下巴蜀，是西北各省的中心。宁夏、青海均甘肃所分出，而甘肃之中心则在兰州。兰州，清兰州府，古西羌地，城濒黄河南岸，面皋兰山，控河为带，金城汤池，地理位置至为险要。不仅如此，兰州还为我国大陆面积之中心，居国土两大半壁之枢纽，故有中国“陆都”之称，历史上汉通西域，清平新乱，皆以兰州为根据地。[14]因而，战前西北开发之初，就有人提出“经营西北，必先经营甘肃，经营甘肃，必先建设兰州”。[15]而国民政府在确立以西京开发为龙头的开发步骤时，也确实有一个以陕、甘、青三省建设先行，将甘肃、青海两省的省会兰州、西宁，与西京、洛阳一起列为西北四大中心城市，使之与西京建设同步，推进西北地区全面开发的设想。[16]然而，由于长年内战，加上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南京政府在实现其西进战略时，遭遇经费的严重不足，故只能采取“集中有限的经费在特定区域举办一些重要事业”的做法，乃有“先从陕西、河南一带作起，把这一带经济文化发展了，然后才推行到远的新疆、青海各地方去”的实际考虑。[17]落实到城市建设上，战前国民政府建设重心主要在陕西，城市建设则主要为西京，兰州、西宁等城市虽也被列为“中心城市”，城市建设也略有开展，但毕竟力有不逮，就战前来讲，兰州城市面貌变化不大。迨战争爆发，河南、河北、山西以及东南沿海各地省份相继沦入敌手，陕西也一下由“前方的后方”变为“后方的前方”。而作为西北第二大城市的兰州，则因其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不仅成为抗战建国中的众所瞩目之地，其西北“中心城市”的地位也再次得到确认。

什么是中心城市呢？中国殖边社理事长汪昭声在谈西北建设时是这样认为的，中心城市即“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的设施，都可因辐射的作用而起示范和导化的功效”的城市。[18]就此一作用而言，兰州城市的地位，及其对西北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要超过西安。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兰州是西北河西走廊上的最大城市，而河西走廊古来就是贯通东西，连接欧陆之交通孔道，以往宁夏、青海两省间的物资交流就主要通过此走廊进行，由于战前陇海铁路已筑抵宝鸡，由宝鸡经甘肃天水，以达兰州的工程也在加快进行，一旦通车，下一步的计划就是甘新铁路的修筑，即将陇海铁路再由兰州西展出玉门而达新疆，并与苏联的西土铁路相衔接，这一计划倘能实现，中国的这条西北大铁道，不仅是中国国内连接东西的经济大动脉，还将真正成为连接亚欧大陆的交通捷径，而兰州当国际陆路交通要冲的地位更无可估量。当然，陇海路西展过程非轻而易举之事，在战争时期资金、人力都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实际上直到战争结束也未完成。然而，这并不稍减兰州作为西北交通枢纽和战时国际通道的地位。因为，在铁路短时间内尚无力筑就的情势下，西北交通落后状况的改变，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公路交通的改善，而兰州在西北公路交通上的枢纽地位是无可替代的。首先看中苏公路的开辟。这条公路实际分两段，第一段，自俄境入新疆，经乌苏、迪化（乌鲁木齐）、鄯善、哈密至猩猩峡，再经安西、玉门、武威、永登，达兰州；第二段从兰州经定西、静宁、平凉抵咸阳，再转陕川路，经汉中、广元至成都，它的通车不仅沟通了中国的大西北和大西南，也打通了中国内地与国际的通道，在战时发挥了重要军事和民用物资运输作用。[19]除中苏公路的开筑外，国民政府战前在西部（包括西南省份在内）还新辟和修筑了公路干线多条，其中经兰州直接通向西北各省，并与川北公路相接的公路线就有西兰、兰哈、甘新、甘青、甘川、兰宁等多条干线，兰州也因此真正成为连接西北甘、青、宁、新各省，并沟通西北与西南各公路干线的联运中心。加上兰州城外黄河渡津铁桥的建成，其现代工程在西北当为翘楚。除此而外，在航空方面，战前即有“两金线”的通航，[20]战时又新辟了兰州至迪化（乌鲁木齐）、兰州至宁夏新航线，从而为战时中苏物资交易和流通架起了空中桥梁。所以，仅就交通而言，兰州作为西北中心城市的重要地位，也是十分突出的。

再从能否带动周边地区经济来看，兰州不管发展工业还是繁荣商业，不仅本身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就商业来说，地理学家张其昀对其辐射作用曾作如此赞誉“甘宁青三省地居黄河上流，在商业上俨然自成系统，而以兰州为其最大焦点。附近复有焦点6处，为各地方之商业中心，如隆东区之平凉、陇南区之天水（旧秦州）、洮西区之临夏（旧河州）、湟中区之西宁、河西区之张掖（旧甘州）、宁夏区之宁夏，皆以兰州为其枢轴。言水运，上起西宁，下达包头，言陆路，东起潼关，西至迪化，皆为其贸易区域。上述平凉等六镇以外，复有若干城镇，以河西区为例，张掖以外，武威（旧凉州）、酒泉（旧肃州）敦煌，商业也称殷盛。若以兰州比于太阳，甘州之类犹行星，敦煌之类犹卫星。甘、宁、青三省自成一太阳系，构成伟大之商业网”。[21]再就发展西北之特宜工业来讲，同样以张其昀的话来说：“观兰州之位子，实有成为亚洲最大羊毛业中心之希望。”[22]兰州是西北省份农产品和畜牧产品的最大集散地，输出商品中又以黄烟、水烟、羊毛、羊皮、药材、盐为大宗，尤以羊毛出产为著，皋兰市上的羊毛不仅价贱，素有“千钱买羊羊皮值半”之说，质量在西北诸省中也堪称第一。昔左宗棠平定新疆，就曾创设甘肃织呢总局于兰州，规模宏大，设备完美，就当时言，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虽后来因办理未善，加上政局不定和交通不便，生产时作时辍，屡有停顿，机器也损坏多半，但把兰州定位为中国毛纺业基地，拿国民政府资委会地理学专家张其昀的话来说“左氏工业区位之观察是极为正确的”。[23]由于兰州的这一区位优势，国民政府启动西北开发后，军政部即派员接受了左宗棠早年创办的兰州织呢厂，并很快整顿开工。兰州毛纺织也在积极创办中，1939年正式开工，前后安装先进机具百余台，纺锭1529枚。1940年，又于兰州建成大型洗毛厂，后扩建为西北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至1945年时，年生产能力达10万米毛呢。[24]再从制革业来讲，西北多高原、高山，农业发展较有限度，而发展畜牧业却大有前途，但由于以往西北地区制革工艺的落后，西北皮毛的出口大受影响。兰州虽为西北最大的皮革贸易中心，但城中原来仅有的几家制革工场条件都极为简陋，技术含量极小。为发展兰州制革工业，政府首先对原有制革工场进行了扩充和改造，原先的手工操作主要改由机器进行，主要由政府投资开办的建国制革厂和兰州制革厂也都先后投产。[25]除纺织和制革外，这一时期从无到有，在兰州得到发展的工业行当还有机制、化工、面粉、翻砂、火柴、印刷等，战前原有的和新办的工厂加起来也不过25家，战时因产品急需，又有武汉、山西等地一些工厂迁入，兰州厂家在短短二三年内迅速增至97家，可谓“一日千里”。其中纺织业27家，机器冶炼业27家，制革业14家，印刷业12家，造纸业12家，化学业12家，制药业3家，其他为玻璃、面粉、火柴业等。[26]更引人注目的是兰州附近玉门油矿的开采，甘肃由此成为国内唯一的石油产炼基地，兰州也因此被称为“石油供应之总站”。[27]玉门油矿的开采还极大地带动了其他工业。1939年，中国石油公司设立了玉门石油机械厂，成为中国第一家石油机械企业。1941年甘肃省与资委会先后合资3000万元扩建原甘肃制造厂，改名甘肃机器厂。次年在兰州又建新厂，主产锅炉、车床、刨床、抽水机、纺织机等，成为西北最大的机器制造厂家。[28]此外，兰州的城市建设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电气业的发展。因城市建设必须在资委会与甘肃省政府的合作下，原兰州电灯厂在战时被改建为兰州电厂，1940年又于黄河沿岸新厂址安装132千瓦发电机2台，1941又新建玉门电厂，后扩容至400千瓦，同时将原天水电灯厂接归兰州电厂管理，在天水东五里铺建成新厂，装机容量358千瓦，又在天水王家磨修建水利发电站，使甘肃电力装机总容量达750千瓦。此外，在甘、青之间，也准备利用青海、甘肃的享堂峡、老鸦峡，再筹建一大规模的水电厂，离兰州与西宁各约100公里之地。一旦建成，不仅可供兰州区的工业用电，青海工业发展也将因此受惠。

由于兰州在西北开发中作为“中心城市”的战略地位，政府对其城市建设资金投入力度也大幅度增加，据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统计资料，1942年甘肃97厂家资本来源中（甘肃工业主要集中在兰州），政府投资占72%，私人集股占16%，私人与政府合伙投资占8%。[29]由于政府出力打造，兰州不仅工业门类逐步齐全，城市文化、教育功能也得到增强。西北省份文化落后，拿高等教育来说，战前甘肃全省仅兰州的甘肃学院一所，且经费困难，设备也简陋。西北开发开始后，人才紧缺一直是制约开发事项的瓶颈，培养技术型人才，尤其是培养西北当地青年成了当务之急。甘肃原来教育事业较之宁、青两省有基础，文化水准也远在青、宁等西北边远城市之上，中央乃有以“兰州为发展西北教育之中心”的设想，也即将兰州作为“改进西北之教育之第一阶梯”，在采取措施改善和发展兰州教育的基础上，谋整个西北教育的根本改观，[30]这一努力也是初见成效的。仅以高等教育为例，首先由中央拨款对原来的甘肃学院进行了扩充改建，增加了农林、水利、工程、矿冶、畜牧、兽医、制革、纺织等系科，主要培养西北当地人才的边政学院也在积极筹建之中，更有兰州图书馆的落成。这些文化教育设施较之文化发达地区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西北地区却是首屈一指的，也是极具示范性的。

三、根据多样化原则发展西北城镇，推进不同层次和规模经济发展中心的形成

由于长期以来内陆腹地的闭塞，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化整体水平是极其落后的。除西安、兰州、西宁、迪化（乌鲁木齐）等几座历史上曾为通都大邑，而今又仍为省会的城市外，西北的原有城镇不过历史自然形成的某一地区的物产交流场所而已。当然，之所以为集镇，也自有其较之别处更方便物品流通的条件，如地势、交通、物产和文化遗产等，如何挖掘和利用这些资源，使之在现代工业开发中成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此乃西北地区城市化能否真正得以推进的关键。1942年，抗战进入第五个年头，也即最为艰苦的阶段，而随着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断，西北国道成为对外唯一通路，建设西北于持久抗战的重要意义更形凸现。1942年，蒋介石亲赴西北视察，返回重庆之后，昭示国人谓“西南是抗战的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31]由此西北开发进入新阶段，以中心城市为依托，进一步带动西北中小城镇发展也提上了开发日程。为此，国民政府首先组织专家学者，对西北诸省城镇分布，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调查，被列入考察重点的西北主要城镇为：

陕西：西安、宝鸡、南郑、安康、延安、榆林、延长、分县

甘肃：兰州、天水、武威、石门、敦煌、临夏、平凉、张掖酒泉、安西猩猩峡

新疆：迪化、哈密、伊宁、塔城、疏勒、吐鲁番、奇台

宁夏：宁夏、中卫、平罗

青海：西宁、湟源、都兰、玉树[32]

为加强对西北中小城镇开发的指导，国民政府在对上述主要城镇的基本情况（包括人文、地貌、物产、交通、人口，以及工业基础、附近矿产、传统商贸品种，乃至民族、宗教习惯等）进行全面调查的同时，对西北主要城镇之旧有资源优势，以及今后发展潜力都作了相应的“性类”划分，以下为《西北考察地区试拟》中，对上述西北主要城镇的“性类”标注：

陕西：（1）西安：政治中心、工业中心

（2）宝鸡：新兴工业区

（3）南郑：文物荟萃之重镇

（4）安康：陕东南重镇

（5）延安：边区政府

（6）榆林：陕北重镇

（7）延长：石油产地

（8）分县：陕甘交通要站

甘肃：（1）兰州：省会，政治、工业中心

（2）天水：陇南工商业重镇

（3）武威；陇西首邑，商业重镇

（4）玉门：石油产地

（5）敦煌：名古迹地

（6）临夏：四教、新教中心地

（7）平凉：陇东工商业重镇

（8）张掖酒泉：陇西要道

（9）安西猩猩峡：甘陕要冲

新疆：（1）哈密：新疆门户

（2）迪化：新疆省会，政治中心

（3）伊宁：新边地重镇，国际贸易中心

（4）塔城：边地军事重镇

（5）疏勒：西部重镇，国际贸易中心

（6）吐鲁番：南疆商业中心

（7）奇台：北路交通枢纽

宁夏：（1）宁夏：省会，政治、工商中心

（2）中卫：宁、甘间交通要道

（3）平罗：宁、绥间交通站

青海：（1）西宁：省会，汉藏第一大交易地，始祖诞生地，青海内陆大湖

（2）湟源、共和：皆商业中心

（3）都兰：青海东部重镇

（4）玉树：商业中心，汉藏交易要区

从上述“性类”标注中，我们不难窥见国民政府在西北城市化战略上，下一步的推进思路，倘要对这一思路作一表述的话，以下三个方面的意向应该是清楚的：

（1）重视对西北原有城镇资源挖掘和利用，强化其区位优势。城镇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在构成城镇要素的某一方面有着明显优势，这一优势既是城镇以往繁荣的基础，又是今后发展的资源。由于某些有利于城镇发展的要素只有在恰当的区位才比较容易获得，所以在准备对西北城镇作有计划开发时，为适应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目标，国民政府对准备重点开发的城镇之区位类型作了划分，这说明了对开发对象区位资源的重视。事实上也是如此，为给西北各项事业的开发提供科学根据，国民政府对西北主要城镇区位资源的摸底是十分周详的。以对西北商贸型城镇的摸底调查为例，从所见调查大纲来看，涉及对象不仅包括已具一定规模的重要城镇，还包括一些已开辟之商埠、或准备设置中之商埠。内容也不仅是商情，还包括商贸繁盛县份和重要市镇之物产条件、交通、人口状况，其所具有的特种物品贸易上之便利条件以及于邻近地区商业上之重要性，乃至货物交易额、民众交易习惯等。为使结论更具可靠性，对调查手段和采用方法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33]

（2）采取多样化原则设计城镇类型，发展城镇特色。西北地域辽阔，各个地区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发展也不平衡。因此，根据区域物产、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对城镇发展作多样化设计，是国民政府规划西北城镇开发时的一个重要做法，上述《考察地区试拟》中给重点城镇作性类区分，即为考虑到这方面因素的反映。如标以“工商业重镇”，表明这些城镇在繁荣商业或发展工业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标注为“交通枢纽”、“要道”、“要冲”和“交通站”的，则表明这些城镇在军事和经济上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而标注为“文物荟萃之地”或“名古迹地”、“宗教中心地”等，则表明这些城镇在文化传承和宗教信仰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些既是城镇所具的特色，也是该城镇发展潜力所在。正因为此，国民政府在设计西北城镇发展时，对各城镇的主导经济和特色产业是予以充分关注的，遵行的是一条“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的城市开发思路，这无疑将大大减少城市开发中的盲目性。

（3）选择有发展潜力的城镇作重点突破，带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因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西北城镇差异性很大，发展起点也各不相同，要同时进行全面性开发，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国民政府在开发步骤上显然采取了以若干核心地区作为经济增长中心，选择有产业支撑，基础条件较好的城镇作优先发展，以重点城镇开发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做法。以陕西宝鸡为例。宝鸡地位川陕孔道，周围物产丰富，并盛产煤铁原料，是发展工业的良好条件。所以在规划西北工业经济发展时，就有人提出“将来西北工业大兴之日，当分为若干中心区，而不当集中于一地”时，宝鸡应该成为西北除西京、兰州后的另一“新兴工业中心”。[34]再以甘肃河西之永登为例，尽管仅为一小县城，但因位于河西一带，地近兰州，交通便利，具有集散货物的条件，物产也丰富，且附近又有煤、铁、耐火土、铝养石、大理岩等矿产可供开采，由于具备了这些有利工业发展的条件，在对甘肃城镇作开发设计时，永登即被列为拟开发的重点，并期以开发永登来带动整个河西工业经济的发展，进而“引发西北的种种工业”。[35]这种以产业化带动城镇化，以优先发展重点城镇，带动周边，渐次推进区域发展的设想，嗣后虽因种种原因，并未得到落实，整个西北城市化的进程也因战后内战的即行爆发而未能得以继续，但国民政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推进西北城市化所作过的努力，以及采行的，或未及采行的若干设想和步骤，至今仍都是有其一定价值的。

（原载《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

【注释】

[1]长安、开封、洛阳、北京、南京合称“五大帝都”。

[2]吴熙祖：《西北教育鸟瞰》，载《教育杂志》第25卷第7号。

[3]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9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4年版，第1页。

[4]戴季陶：《到西北去》，载倪锡英：《西京》，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2页。

[5]《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1932年5月3日）。

[6]详见《西京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1935年），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收藏。

[7]关于西京建设委员会的工作，详见《西京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1935年），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收藏。今人对其的评价，可详见吴宏歧等：《抗战时期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的城市建设工作与都市规划》，载《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小城镇发展》，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

[8]详见《西京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1935年），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收藏。

[9]详见《西京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1935年），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收藏。

[10]中央设计局：《西北考察地区试拟》（手写件），1942年，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收藏。

[11]陇海铁路的前身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晚清政府与比利时驻华电车铁路公司共同修建的汴洛铁路。汴洛铁路东至开封，西至洛阳，全长185公里，到宣统元年（1909年），汴洛铁路基本完工。1912年，根据汴洛铁路借款合同第23条规定：如给公司建筑汴洛铁路，能谨守合同之规定，中国政府认为满意，则于延长路线时，给予比公司募债筑路之优先权。我国政府又与比方另订了陇海铁路借款合同，建筑由兰州经西安、潼关、陕州、洛阳、开封、徐州至海滨之路线，但由于时局动乱，资金短缺，此项西展过程竟一直延宕至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正式启动后方提上议事日程，并于1933年正式动工。而筑路资金指望比方、荷方已经是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铁道部就决定放开陇海原合同，自力经营。从1930年至1937年，陇海铁路各工程段的修建费用基本上是由国民政府向中国、交通、金城、盐业、中南五大银行借款，还有一部分来自北宁、津浦、平汉等路的协助，总计完成了投资2452万元。见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编：《战前陇海铁路及连云港码头建设》，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0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1年版，第174—178页。

[12]《大公报》1934年4月20日。

[13]《西北生产之现状及改进办法》，载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处编：《经济情报丛刊》第16辑，第6页。

[14]兰州古称金城，因地理上位于中国疆域之中心（几何中心在凉州［今武威］，兰州为接近中心之大城市），故有“陆都”之称；海都乃南京，南京古称金陵，两城合称为“二金”。

[15]《兰州开发论》，载《人地学论丛》1932年第1集；《开发西北应以甘肃为中心》，载《拓荒》1933年第1卷第1期。

[16]在这一设想中，西京是陪都，兰州和西宁是西北甘、青两省的首府，被列为西北重点建设城市当无疑义，而洛阳地处河南，严格来说，并不属西北城市，也不在当时国民政府已决定率先开发的西北五省之列，但因在国民政府确定西京为陪都的同时，洛阳被确定为“行都”，故也是重点建设的“中心城市”之一。

[17]戴季陶：《在国府纪念周讲演》，载《中央周报》1934年3月26日。

[18]汪昭声：《西北建设论》，青年出版社1943年版，第87页。

[1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西南对外通道被切断，对外通道只有西南的驼峰运输航线和西北的公路运输。资委会矿产部分靠昆明航运，交美国，而交苏联的货物和接受苏联援华的物资，则主要靠公路运输，也即从西南长途运至猩猩峡交苏联。

[20]指南京到兰州的京兰航线，因南京旧名金陵，兰州乃古金城，故此线名“两金线”。

[21]张其昀：《陆都兰州》，载《大公报》1942年10月12日。

[22]张其昀：《陆都兰州》，载《大公报》1942年10月12日。

[23]张其昀：《陆都兰州》，载《大公报》1942年10月12日。

[24]《陕行汇刊》第8卷第2期。

[25]《经济委员会季刊》第2卷第4期。

[26]《西北生产之现状及改进办法》，载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经济情报丛刊》第16辑，第7页。

[27]此也为张其昀语。大概因玉门油矿开采后，战时设在兰州的甘肃油矿局就成为当时国内的供油大户。到1945年时，玉门油矿年产原油6.6万吨，天然气1566万方，南运供应重庆市各公务和军事每月1.3万加仑，美空军四川基地地面用油每月1.7万加仑，还要每月向资委会提供汽油5万加仑，是战时公路运输车辆用油的有力保障。

[28]衬鸿胪：《甘肃省国有手工业及新兴工业》，载《西北问题论丛》第3辑，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43年版，第111—112页。

[29]《西北生产之现状及改进办法》，载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经济情报丛刊》第16辑，第7页。

[30]《确定兰州为发展西北教育之中心》，载徐旭：《西北建设论》，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87页。

[31]徐旭：《西北建设论》，第3页。

[32]中央设计局：《西北考察地区试拟》（手写件），1942年，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收藏。

[33]详见尹仁甫编：《西北调查工作计划纲要》，西安西北论衡社1942年版，第38、39页。

[34]《西北工业问题》，载徐旭：《西北建设论》，第173页。以“新兴工业区”为定位的宝鸡，战前已有初步发展，战时又有不少内迁企业迁入。据《西北考察地区试拟》中所提供的资料，到1939年时，城中已有商业公司及货栈45家，布店42家，广货33家，药店32家，其他251家，大小工业200余处，其要者有申新纱厂发电厂、大新面粉厂、发电厂、福新面粉厂宝鸡分厂、公益纺织厂等，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也特设办事处于此，中央、中国、交通、上海、陕西银行和工合金库等家在该地也都设立了金融机构。除了产业经济的发展，人口也增至2万余，新兴城市已具雏形。

[35]《论河西建设》，载徐旭：《西北建设论》，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