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的赫鲁晓夫，在对斯大林过度集中体制弊端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开始解冻后，下决心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这对苏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时期以及下台后，多次谈及这一历史时期改革的积极意义。他在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在5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变革之风吹到国家上空，人民振奋起来，活跃起来，变得更大胆，更有信心。批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恢复社会主义法制，要求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拿出很大的勇气。开始摧毁以前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刻板公式。开始试图摧毁30至40年代所确立的发号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赋予社会主义以更大的活力，强调人道主义理想和价值观，在理论和实践中恢复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和七月全会（1955年）决议的核心是力求改变经济发展的先后次序，使联系与劳动成果挂钩的个人利害关系的刺激因素起作用。于是着重注意了农业的发展、住房建设、轻工业、消费领域和满足人的需要有关的一切。”西方学者斯蒂芬·科恩在为麦德维杰夫等所写的《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一书所写的序中说：“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是苏联进行了真正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期。尽管这些改革充满矛盾，而且毕竟是有限的，但事实上，苏联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无不受到1953年至1964年这段时期变革的影响：大恐怖的结束，千百万监押在集中营的囚犯获释，为限制一些最恶劣官僚习气和特权所采取的措施；公众的觉悟，知识界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改革；以及导致我们今天所谈的‘缓和’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等等。这个常常被称为‘非斯大林化’的改革过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远不只是它的发生没有引起长时间的暴力或动乱和往往出人意料这两点。”[1]
有关评论赫鲁晓夫的论著卷帙浩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笔者认为，不论是赞誉还是诋毁，有一条是不能否认的：赫鲁晓夫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斯大林，破除个人崇拜，成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活跃了气氛，振奋了人心，使苏联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2]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论述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意义时，首先是从他的改革对改变苏联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个大视角来考察的。
（二）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www.guayunfan.com)在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严重地束缚人们的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在理论上不可能与时俱进。而在赫鲁晓夫时期，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的经济理论讨论十分活跃，特别在商品货币关系等主要问题上，苏联学者提出不少新的看法。尽管这些经济理论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是对多少年来不容有半点怀疑的斯大林经济理论的一次巨大冲击，让人们有可能根据实际已变化了的情况去探索和发展理论，可称得上是苏联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展开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其重要意义还在于：为苏联以后的经济改革做了一定的舆论和理论的准备；对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理论的发展，赫鲁晓夫提出，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在开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意识到，苏联长期以来把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及体制模式视为样板，不允许别国偏离一步，否则就动辄批判、开除，甚至加以镇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1963年8月，正当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同声谴责南斯拉夫背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之际，赫鲁晓夫赴南访问，他在访问期间公开发表演说指出：南斯拉夫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3]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改革的国家，它第一个宣布摒弃斯大林模式。尽管它所进行的改革有不少问题，也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制模式，最后没有逃脱垮台的命运，但在斯大林的寒冬时期走了自己的改革之路，确实是第一枝报春花。
（四）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有一些应予肯定的方面。
在赫鲁晓夫下台时，从苏联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来看，他的改革的确是不成功的。苏联经济发展的“伟大十年”是在赫鲁晓夫下台前有人制造出来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神话。但是，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确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拿农业制度改革来说，在1958年前的一些改革思路与政策措施，正面的多一些。这主要反映在：第一，赫鲁晓夫一上台就紧紧抓住了农业的改革，无疑是个正确而又果断的决策。这样做，使苏联躲过了很可能会出现的粮食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第二，通过对农业计划制度的改革来扩大农场、农庄的经营自主权，提高物质利益原则的作用和大规模垦荒等思路，是符合当时农业发展客观要求的，特别对解决苏联当时最为关心的粮食增产问题，起了积极作用。从1953年到1958年粮食产量除个别年份外，持续呈现增长的趋势。也正是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赢得了农业内行的声誉”。[4]这对赫鲁晓夫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战胜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对派，并获得一致同意继续留任第一书记，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至于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问题，苏联自己的评价是，这不能算是一次改革，而“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苏联《真理报》发表的社论批评1957年的大改组是“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5]。
这一评价总的来说也是符合实际的。但1957年的大改组，力图解决部门与地区管理之间的矛盾，虽然未取得成功，但赫鲁晓夫搞经济行政区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办法，毕竟是一种试验，为后人提供了经验教训。如何使部门管理与地区管理有机结合，如何发挥地方的权限来提高其管理经济的主动性，与此同时中央又不失控，这对所有当今处于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最为复杂的问题，至今都尚在寻觅解决的途径。从苏联来看，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恢复了部门管理原则，但在他执政后期，又发现部门管理原则存在一系列问题，后来成为阻碍工业和建筑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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