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经济改革的启示

苏俄经济改革的启示

不论是苏东国家还是中国，体制改革与转型的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关于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重要理论观点具有重大意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兴衰、归根到底取决于选择的体制模式，以及能否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选择的模式进行正确与及时的改革。经济体制是整个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研究苏联的兴衰，如果不从体制（包括经济体制）这个视角去研究，很多重大问题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也难以有深刻的认识。

对苏联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俄罗斯时期的经济体制转型进行研究，从中可以得到不少启示。为了对此有正确的认识与总结，笔者认为，应先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谈起。

关于苏联剧变的原因问题，在国内外刊物中已做了不少论述，但是，至今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从而得出的经验教训也不相同。应该说，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但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因此，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有关的因素，甲乙丙丁地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苏联剧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某个因素的作用。

从时间来讲，苏联的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1991年。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并且还应看到苏联的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有联系。但我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1]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2]我们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加强制度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www.guayunfan.com)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到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七十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3]

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苏联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都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因此，我们可以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其主要方面不反映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因此，这一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如胡绳同志指出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4]

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拿苏共来论，它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迷信和特权盛行、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有人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并不符合史实。有人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作者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苏共成为垄断权力、垄断利益与垄断真理的党。

这里顺便讲一下，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绝不能动摇，并且要加大改革力度，还说出了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狠话。十分清楚，邓小平讲党的问题亦是从制度、体制层面去考察问题的。

另有人撰文质问笔者，为何把“苏联解体的罪过往已去世达几十年之久的斯大林身上一推了之”。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第一，笔者从来没有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斯大林个人，而是由斯大林在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反映该模式的体制。笔者一直强调要从制度、体制层面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第二，斯大林去世已达几十年，为何还要归罪于斯大林。这里，前面已说过，不是归罪于斯大林个人，而是由他建立的制度与体制。这是因为，斯大林逝世后虽然历次改革，但按斯大林观点建立的苏联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只要对苏联问题稍有研究的学者，都会看到这一历史事实。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考察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必须从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去寻找，否则不可能说清楚问题，抓住问题的实质。在保加利亚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谈到苏东剧变原因时指出，最让人失望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像斯大林著作中所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死后一直保留下来。这里指的是斯大林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5]第三，有人质问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我国也长期实行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但中国为什么至今也没有发生类似苏联剧变的悲剧呢？”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已讲得很清楚，主要是由于：一是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小平同志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就指出：“如果现在不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他还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7]“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8]二是改革体制过程中，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排除“左”的与“右”两方面的干扰，主要是“左”的干扰，而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设想，不搞改革，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继续按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那一套走下去，那也只能是死路一条。坦率地讲，有人提出的上述问题，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以上简要分析说明，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模式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后，在斯大林时期不断巩固与发展，斯大林之后虽经多次改革，但一直到苏联剧变前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这是导致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联剧变对重启改革议程、改革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来说，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俄罗斯时期的经济体制转型，提供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