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旗制度的创建与发展

清代八旗制度的创建与发展

清朝的八旗制度，是清王朝勃兴时期建立的，它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奴隶制社会的军事组织、政治制度，是后金国的政权、族权组织形式。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随着多民族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国家政权体制的改革变更，八旗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即成为清代的军事组织。清代八旗制度的形成和建立，是随着后金的建立和大清国的建立而不断完善的，其间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许多讳莫如深的发展变化过程。

满族八旗制度的产生，源于女真族狩猎制度的生产组织。因为女真人每当出猎开围之际，大家各出箭一支，每十人中选一总领，此总领被称为牛录额真（大箭王），是狩猎时的十人之长，等到打猎结束之后，这个临时组织便解散了。后来，随着女真族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种原始形式的牛录额真组织也不断扩大，其职能也由原来的单一狩猎生产组织，逐步发展成具有军事职能的作战组织。于是，牛录额真也就成为一种固定的官名。这就是八旗制度的雏形。

努尔哈赤起兵后，由于势力日益壮大，统辖的范围也一天天扩大，人数也日渐增多，在被明廷任命名为建州都督后，努尔哈赤为了便于管理其所统辖部属，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原有军事职能的作战组织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旗制”。规定每三百人编成一牛录，每牛录设一名额真，也称牛录章京（汉译为“佐领”）；五牛录为一甲喇，首领为甲喇额真（汉译为“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首领为固山额真（汉译为“都统”），一固山就是一旗，一共建立了四旗，各旗以黄、白、红、蓝四种不同的颜色作为本旗的标志。

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努尔哈赤所统辖的人马除建州外，此时又增加了被吞并的哈达、辉发和乌拉三部。之后，他又征抚了大量海西女真和《赫部的部民，进而使建州女真的幅员益广，步骑增多，原有的四旗编制就容纳不了如此众多的部众。于是，努尔哈赤便将原有的四旗析为八旗。规定：“除原有四旗，另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原有四旗的颜色仍用黄、红、白、蓝四种颜色作本旗的标志；新增添的四旗，则在原来四旗颜色的各边，镶上一条不同颜色的边，即在黄、白、蓝三种颜色旗帜上镶红边，在红色颜色旗帜上镶白边，使之成为四种不同标志的旗帜。统一敕名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正红旗、镶红旗，合起来称为满洲八旗。(www.guayunfan.com)八旗的旗帜标志（一）

八旗的旗帜标志（二）

努尔哈赤是八旗军的最高统帅，同时他亲自领两黄旗。其次子代善领两红旗；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长孙杜度领正白旗；其侄阿敏领镶蓝旗。按照新的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作为承启固山额真与牛录额真之间的官职。”这样固山额真即为五牛录之主（后称甲喇章京，入关后称参领）。“固山”是满语，“旗”的意思，“固山额真”意为“旗主”（后称固山章京，入关后称都统）；“梅勒”是满语，“西侧、副手”的意思，梅勒额真是副旗主（后称梅勒章京，入关后称副都统）。由此，清代的八旗制度正式得以确定。

努尔哈赤从八旗制度正式建立之初，便制定了严明的赏罚纪律，把军纪赏罚制度化。据《满洲实录》载：

“攻城破敌之后，功罪皆当其实院有罪者，即至亲不贯，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怨不遣，必加升赏。用兵如神，将士各欲建功，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股而胜。”

由于赏不逾日，罚不还面，按功行赏，依罪惩罚，赏罚分明，兵士乃齐一心志，统一战力，奋勇征杀，有进无退。这是努尔哈赤统治八旗军队的两项措施。随着努尔哈赤实现了统一女真各部族任务的完成，他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正式称汗，建立了以八旗制度为主要形式的后金军事农奴主政权。

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而且随着农奴主政权的建立，逐渐变成了集军事、政治、经济、司法和宗教五种社会职能为一体的独特社会结构。努尔哈赤以旗统兵，又以旗统人，各旗的社会职能，概括起来主要为政治、经济、民政、家族四个方面：

八旗军士穿的甲冑标志

八旗是政权组织。努尔哈赤将后金的政权组织分为三级：固山、甲喇、牛录。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出则统领军队，入则统治部民。其基层单位是牛录，牛录额真是本牛录的父母官。努尔哈赤就是依靠八旗的各级官吏，组成后金的政权机器，实行对部民的统治。据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载：“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汗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得迟缓。”后金汗同各级额真的关系是臣属关系，努尔哈赤对诸王大臣说：“君明乃成国，国治乃成君。至于君之下有王，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礼也。”可见八旗制的等级是很森严的。努尔哈赤就是依靠八旗的固山额真、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等各级官吏，组成统治后金人民的政治机器。

八旗是经济组织。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行政制度，而且也是经济组织、生产组织，这主要表现在后金汗和固山额真（旗主）除指挥作战和管理行政外，还占有土地、奴仆、牲畜，坐拥田庄，还要管理生产、分配财物。八旗属下的部众，“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战时跨马能从戎，无战时按军队编制进行休整，治理家业，从事耕种农田，牧放马匹、牛、羊，打鱼、狩猎等各种生产劳动。每次战争掳掠的财富均按八旗进行分配，凡是新降者，均编为户口，按八旗赐予各旗分编。这种女真奴隶社会生产关系，既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努尔哈赤正是通过八旗经济组织把分散的部民组织起来，管理各旗的农业、畜牧业、采集业、渔猎业和手工业生产，促进了女真奴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八旗是民政组织。固山、甲喇、牛录既是军队编制单位，也是户籍编制单位，凡是编入八旗的人户，统称为旗人。牛录额真掌管本牛录与本村屯的民政事务，诸如登记户口、勘察田地、经营户宅、收缴赋税、摊派劳役、拘捕逃人和料理婚丧嫁娶、排解纠纷、迎来送往等。

八旗是宗族组织。牛录虽然已变成军事、行政和经济组织，但仍保留有氏族残余的形态。一个牛录往往是一个大家族，牛录额真既是该族的族长，又统管本牛录内的家族事务。

八旗还是司法组织。八旗下的牛录是基本的司法单位。这是由早期族长审判权演化为牛录额真审判权而来的。牛录额真往往是本牛录的族长，有着调解、裁断和审结本牛录属下人的一定权力。后来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化和司法制度的演化，牛录额真仅审理一般民事纠纷，大案件交由理事官审理。

努尔哈赤时期创建的女真奴隶社会制度——八旗制度，是当时社会历史和社会关系的体现，这一社会制度的创建，既有力地促进了后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满族共同体的政权形成。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女真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积极的影响。它将分散的几十万人严密地组织起来，发挥本民族擅长骑射的独特优势，成为一支极具威慑力的强大军事力量。这为后来努尔哈赤接连取得统一女真战争的胜利，以及举兵反明，取得萨尔浒战役的胜利和进军辽沈，连续攻下明朝辽沈地区抚顺、沈阳、辽阳三城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因此，努尔哈赤时期的八旗制度，它的基本成员主要是满族，被称为八旗满洲或满洲八旗，它是满族奴隶制社会统治制度的一种形式。

后金进入辽沈地区以后，所统治的汉军和汉民大量增加，到了努尔哈赤的继承者天聪汗皇太极时，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太极通过开展与蒙古族的联姻结盟和实施绥靖政策，蒙古各部归降的越加增多，后金统辖的地区不断扩大，兵马人员又不断增加。为了加强对征服的蒙古族部民和军队的统治，他于天聪三年（1629），仿照满洲八旗制度，着手对已征服的蒙古诸部编立旗制。

蒙古八旗的创立，源于蒙古二旗，亦称“蒙古右营”和“蒙古左营”。天聪八年（1634），天聪汗皇太极将蒙古右营改称为“右翼兵”，左营改称为“左翼兵”。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第三次西征，击败漠南蒙古部林丹汗后，下令查点喀喇沁蒙古男丁数，凡年在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的都正式编入蒙古八旗。编旗的壮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八旗按分定地方户口之数，编正黄旗二千户，共有男丁一千二百五十六名，任命阿代为固山额真，其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镶黄旗六百户，共有男丁一千四十五名，任命达赖为固山额真，其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正红旗六百四十户，共有男丁八百七十名，任命恩格图为固山额真，其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镶红旗八百三十户，共有男丁一千一十六名，任命额驸布颜代为固山额真，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正蓝旗七百户，共有男丁八百六十名，任命吴赖为固山额真，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镶蓝旗六百七十户，共有男丁九百一十三名，任命胡希布为固山额真，其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正白旗六百四十户，共有男丁八百九十名，任命伊拜为固山额真，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镶白旗七百户，共有男丁九百八十名，任命额驸苏纳为固山额真，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这样就建成蒙古八旗。除正式编立蒙古八旗的蒙古诸部外，另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和土默特旗和古鲁思夏布等部的男丁共五千二百八十六名，命古鲁思夏布为固山额真；俄木布楚虎尔等男丁一千八百二十二名，命俄木布楚虎尔为固山额真；耿格尔等部男丁二千一十名，命耿格尔为固山额真。他们后来都编入满洲八旗之内，遂使蒙古八旗与满洲八旗进一步完善。

八旗汉军是最后组建的，其始创得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先后航海归降说起。孔有德、耿仲明两人均是辽东人，原是广鹿岛总兵官毛文龙的部下，天聪三年（1629）六月六日，毛文龙被袁崇焕历数十二条罪斩杀后，二人被明朝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收用，孔有德被任命为参将，耿仲明被任命为游击将军。天聪五年（1631）后金围困大凌河城，登莱巡抚孙元化奉旨派孔有德率兵三千渡海增援，遭飓风，几乎丧命。渡海不成，十一月，孙元化又令孔有德率骑兵八百从陆上增援。孔有德不胜愤恨，行到邹平县（山东邹平）滞留月余。后到吴桥县（河北吴桥），兵骑又缺粮饷，他奏请朝廷，朝廷又不给下拨，因此军心混乱。这时正好遇到孙元化派遣到塞外购买马匹的参将李九成。两人都对明廷不满，遂在德州密议，宣布起义叛明。孔有德和李九成遂率军回师，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县（均在山东济南北）。第二年正月，孔有德挥兵登州城下。城内早有他的好友耿仲明事先联合了一批辽东人作为内应，起义军内外夹击，迅速攻克登州城，登州巡抚孙元化被俘。但孔有德和耿仲明念其以往交情，没有杀他，而是将其释放，后来孙元化航海返回了天津故里。崇祯得报，下令将孙元化就地处决。不久，又有明朝驻旅顺的参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录等率部分官兵反明，渡海到登州，加入了孔有德的队伍，兵势大盛。起义叛明的官兵共推孔有德为王，孔有德谦让不受，自称都元帅，任命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之后，起义叛明军整饬兵马，攻城略地，使明朝山东大乱。明廷朝“大为震惊，遂从京师和南京等地调集了大批兵马前来镇压。在明军的镇压下，孔有德最后退守登州。明朝祖大弼率兵数万将登州城包围，双方相持了五月有余，终因众寡悬殊，无法打破明军的围攻，李九成在一次战斗中阵亡。而明军继续增援，孔有德感到力不能支，他与耿仲明共同啇议后，决计突围渡海往辽东投奔后金。

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孔有德、耿仲明携带家眷，率万余名士兵，从登州临海的北面出城，分乘数百只战船，撤出登州。在海上漂流了数月后，于天聪七年（1633）春，率战船驰向旅顺。驻守此城的明朝总兵黄龙，料定孔有德逃跑投奔后金必经这里，早已严阵以待。当孔有德率众来到时，黄龙遣水师截击。孔有德被迫退到了双龙安唐暂时驻扎。孔有德从登州撤退前后，已三次派人前往沈阳与后金取得联系，说明前来投归事宜。退到双龙安唐后，他又派游击官张文焕、都司杨谨等带一百余人，从盖州（今辽宁瓦房店市）登陆，与后金取得了联系，他自率大队人马由镇江（今辽宁丹东）上岸。天聪汗皇太极得报后，极为重视，先派出吴赖、范文程等率部分将士前去旅顺探听虚实。待张文焕到达盖州，备述经过后，他才信以为真，连续作出决定：一、孔有德、耿仲明航海来归，先赏给马匹四十匹，之后，满洲人、蒙古人、汉人又按职务每十名备御出马一匹，约计百匹。从这里再选良马赏给孔有德都元帅，其余由他分给各级将官。二、派文官范文程、罗硕、刚林亲自前往辽阳东京，为孔有德、耿仲明安排驻地，其他随来的百姓安排驻在盖州、鞍山。

五月，孔有德、耿仲明率众抵镇江，遣副将曹绍宗、刘承祖向天聪汗皇太极报告起程赴沈阳的日期。天聪汗皇太极马上传令正在督修岫岩、揽盘、通远堡三城的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兵速往镇江迎接，并带去两千匹马，供孔有德部众上岸后乘骑。与此同时，宁远、登州、旅顺口的明军乘船从海上尾追而来，朝鲜也配合明军用兵威胁，正好与前去迎接的济尔哈朗后金军相遇，与明军夹江立营。明军与朝鲜军见后金军强盛，不敢开战，便悄悄撤走了。孔有德、耿仲明部众这才靠岸，将携带的大量兵器枪炮全部搬运上岸。济尔哈朗等设大宴欢迎孔有德、耿仲明航海千里来归。待他们到达辽阳东京城休息十日后，五月二十六日，天聪汗皇太极派文馆官员龙什、爱巴礼、范文程、敦多惠到辽阳东京，召孔有德、耿仲明及其官属赴沈阳盛京朝见。

六月二日，孔有德、耿仲明前往沈阳。次日，在龙什等引导下，孔、耿和他的部将官员抵达沈阳城郊，天聪汗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出德胜门十里，来到浑河岸边，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一座黄色大帐篷设在中间，左右各设五座青色帐篷，天聪汗皇太极和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率孔有德、耿仲明及各官，首先拜天，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依次序就座。孔、耿二人复至御座前叩头，双手抱天聪汗皇太极膝行抱见礼，接着又与大贝勒代善和诸贝勒一一抱见。他俩礼毕，各官上前行三跪九叩首礼。朝见礼仪结束后，天聪汗为孔、耿的率众来归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皇太极亲自手捧金巵，向孔、耿敬酒。宴会结束，他向孔、耿各官赏赐蟒袍、貂裘、撒袋、鞍马等物品，孔、耿亦献上金银及金玉诸器、衣物等。六月十三日，天聪汗正式宣布封孔有德为都元帅，任命耿仲明为总兵官，赐给敕印。其他各官也保留原有官职，视功劳奖赏，然后举行宴会庆贺。席间，天聪汗皇太极先向孔有德、耿仲明宣读敕文：

“朕惟贤使能，崇功尚德，乃国家之大典；乘机遘会，达变通权，诚明者之芳踪。尔元帅孔有德原系明臣，明知运之倾危，识时势之向背，遂举大众，夺据山东，战破数城，实为我助，且又携军士官民，尽载甲冑器械，航海来归，伟绩丰功，超群出类，朕深嘉尚，用赞王猷，给都元帅敕印，功名福贵，远期奕世之休，带砺河山，永无遗弃之义，凡有一切过犯，尽皆原宥，尔宜益励忠勤，恪共乃职，勿负朕命。钦哉浴”

四个月之后，明朝广鹿岛副将尚可喜也起兵造反，率广鹿岛、长山岛、石城岛三地的千余名官兵和百姓来归。尚可喜与孔有德、耿仲明原都曾是毛文龙的部下，以往彼此之间交往很密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归附后，在后金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一方面使后金在向明朝进军中打开了更广阔的通道，另一方面使天聪汗皇太极从孔、耿、尚率军来归的雄姿盛容中看到，汉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汉兵谙水战，又熟习地理，是满族骑兵望尘莫及的，从而使皇太极意识到，随着战争规模不断地扩大和深入，单靠满族征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辽东汉人和归附的明朝官兵，正是广大的兵源。于是，天聪汗皇太极决意打破满族贵族狭隘的民族畛域，把汉族中的优秀人才逐步选拔出来，创立八旗汉军，使其为国效力。天聪七年（1633）七月一日，天聪汗皇太极下令，分隶满洲各旗所属的汉人壮丁，每十人抽一披甲入伍，共得一千五百八十人，组成一旗汉兵，由投降汉官马光远统领，旗帜使用黑色，这就是编立八旗汉军之始。

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大清国建立，改年号天聪为崇德。崇德帝皇太极于崇德二年（1637）七月，又把一旗汉军分作左、右翼两旗，以汉军官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马光远为右翼固山额真。两旗都按照八旗满洲的样式编配壮丁为牛录。次年六月，崇德帝皇太极又将左、右两旗扩编为四旗，每旗牛录十八员，设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任命马光远为正黄旗固山额真，马光辉、张大猷为梅勒章京；石廷柱为正白旗固山额真，达尔汉、金维成为梅勒章京；王世选为正红旗固山额真，吴守进、孟乔芳为梅勒章京；巴颜为正蓝旗固山额真，李国翰、佟图赖为梅勒章京。原先两旗使用的黑色帜改为左翼旗用蓝色，以黄色镶边；右翼旗则用纯蓝色。每旗均按照清朝满、蒙八旗制度，每一牛录以百名为满额，一旗含十八牛录，计一千八百人左右。四旗合计共七千人左右。

大清崇德七年（1642）六月，崇德帝皇太极又将原编的汉军四旗扩编为八旗，称为汉军八旗，旗色、名称、官员设置等，一如满洲八旗之制，但所不同的是，前者各旗的旗主可以由皇帝随时撤换任命，后者则是世袭制。这次任命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八人为八旗固山额真。同年八月，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奏请“以所部兵随汉军旗下行走，上允其请”。至此，崇德帝皇太极又完成了八旗汉军的创建工作。这样加上原来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合满、蒙、汉共二十四旗，使清朝的八旗制度臻于完备。此时的八旗制度规定：满、蒙、汉八旗之中，每旗有七千五百人，二十四旗共有十八万人。八旗的最高统帅是崇德帝皇太极，各旗自有旗主，各置官署，各有臣民，各旗之间不相上下，互不统属。这就是八旗制度的形成、建立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

崇德帝皇太极在原有满洲八旗制之后而编创的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有其很深的用意，其中主要是为了扩大兵源，以供战争之需，正如崇德帝皇太极自己所言：“选用招降，以汉攻汉，则无不可矣。”他编创蒙、汉军八旗的目的是利用蒙、汉军同明军作战，但更深一层的用意，是借助建立蒙、汉军八旗，帮助他进一步巩固皇权，使八旗满洲诸王贝勒的权势有所削弱，因为新建的蒙军八旗和汉军八旗组织，实际上分割了满军八旗手中的权力，打破了他们对军队的垄断，因而也就削弱了他们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使八旗满洲亦失去原先“独尊”的地位。

清代八旗制度的建立、发展到最终臻于完备，为皇太极建立满、蒙古、汉封建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创造了条件。大清元帝皇太极即成为以满族为主，联合蒙古族、汉族组成的多民族统一的政治集团的皇帝，实现了建立满、蒙古、汉多民族联合专政的目标。另外，满洲八旗与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并立，是从法律和制度上把这种多民族联合专政的政治关系确定下来，它标志着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汉族、蒙古族封建地主阶级联合统治政权的基础更加巩固。因此，清代八旗制度的建立、发展和最终臻于完备，不仅仅是军事组织形式，也是大清国建立新的政权体制的需要，更是建立新的多民族统一的大清封建王朝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