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兼备叱咤风云,降清灭明褒贬不一

文武兼备叱咤风云,降清灭明褒贬不一

——洪承畴传

洪承畴（1593—1665），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今福建南安）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英都镇良山村）人。据《洪承畴墓志》记述，早在盛唐时期，洪承畴的先祖本姓陈，是京北府万年县（今陕西西安西北）人，唐玄宗时曾官至太傅，后来，因为得罪了当朝宰相李泌林甫，谪贬到福建，死的时候被封为国公，谥号忠顺。从此，洪承畴的祖先就在福建英都落户繁衍。

洪承畴的曾祖父洪以洗，是明朝中期的庠生，赠中宪大夫，累赠太傅兼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曾祖母林氏，累赠恭人，一品夫人。祖父洪有秩，曾入选贡生，为当地人所推重，后累赠资政大夫、兵部姜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亲洪启熙，也为庠生，性格庄重，以孝子闻名乡里，后来累赠资政大夫、兵部姜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累封，是由于洪承畴在明清两朝官位显赫，因此恩及父母、祖上跟着受封赠。

一、崭露头角，总督陕西三边

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二十二日，洪承畴出生于外祖父傅员外家。那时，因为家境贫寒，父亲外出谋生。不久，由于当地的风俗偏见，洪承畴随母搬回家中。(www.guayunfan.com)洪承畴的母亲傅氏读过书，知书达理，教子极严。他从小在母亲的教导下，攻读诗书，聪明好学。据说8岁那年，洪承畴的外公傅员外去世，母亲带他去送殡，主持丧事的人问他们有无祭文，母亲摇头，他却张口说有。进入灵堂，他向外公的灵位恭敬地跪拜行礼后，就振振有词地念道：

神风呼请上大人，子孙跪拜孔乙己，

金银纸钱化三千，猪头礼品乃小生。

这个祭词是套用《三字经》的句子，无惊人之处，但作为8岁的孩子能出口成章，足见其思维敏捷。

洪承畴童年时家境并不好，不到11岁便辍学回家，帮助母亲做豆腐干。他经常到一个叫水沟学馆的附近叫卖，生意不错。有一天，洪承畴去那里卖豆腐干，学馆里几个学生围拢来，每人买了一块。洪承畴要他们多买一块，学生们愁眉苦脸地说，先生要他们对对子，他们还没对出来，不敢多耽搁。洪承畴便答应帮他们对对子，但每人必须多买一块豆腐干。这天，学馆的先生看了几个学生对的对子，很满意，连声称道。这件事便在学生里渐渐传开了，请洪承畴帮助对对子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的豆腐干也不用再到别处卖了。这时，学馆里的先生见他的学生作对子总要出去一趟，便产生了怀疑。一天，他就拉着一个学生当场对对子，学生答不出来，只好承认是个卖豆腐干的小孩帮他对的，先生便立即让人把洪承畴叫来，他见洪承畴样子很聪明，了解到是因为家境贫寒不能继续读书，就想试试他的才思，于是出了一副对子的上联让他对。先生指着桌子的砚台说：

砚台长长，能赋诗文百篇。

洪承畴看着他自己卖剩的豆腐，很快答道：

豆腐方方，犹似玉印一章。

先生听了很高兴，就又出了一副对子的上联：

白豆腐，豆腐白，做人清正博学学李泌白。

洪承畴明白，既然先生倒过来以豆腐为题，他就应以砚台作答，于是就随口应道：

黑砚台，砚台黑，为官铁骨叮当包黑。

先生听了，觉得洪承畴不仅有天分，而且抱负不凡，就去找他的母亲，劝她送孩子上学，并答应不收学费。洪承畴就这样又进了学馆，并很为先生所器重，成为他的得意门生。

洪承畴在水沟学馆一学就是五六年，学业进步很快。据说，学馆先生后来要去京师应考，就把他推荐到了泉州城北学馆读书。23岁那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洪承畴考中第十九名举人。第二年，他又连捷中二甲第十七名进士。

洪承畴的青年时代，正是明由盛入衰的时代，朝政吏治十分腐败，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一般而言，封建社会的衰世之臣，大多成为贪官污吏，或与奸佞之臣同流合污。当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想用自己的政绩改变这种衰败的局面。洪承畴便属于这种人。24岁那年，洪承畴便中进士，被选用刑部江西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随后又任刑部贵州清吏司署员外郎主事；接着又改任刑部云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他先在刑部任事6年，在当时腐败的官僚机构中，洪承畴大概也难显其才能。直到天启七年（1627），35岁的洪承畴才被擢至陕西布政使参政。

洪承畴初到陕西，正是农民起义蓬勃兴起、官军四处围剿的时候。崇祯二年（1629），陕西清涧农民王左挂率起义军进攻耀州时，洪承畴率领一部分官员联合本地乡勇1万余人，把这支起义军围于云阳，迫使这支农民起义军乘雷雨之夜才突围出去。洪承畴的才能由此初露头角。在当时各将领剿抚失策、屡战屡败的情况下，洪承畴的这次胜利自然引起了明廷的重视。崇祯三年（1630），洪承畴被任命为延绥巡抚，崇祯四年（1631）再升为陕西三边总督。崇祯七年（1634）任兵部姜尚书，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保定、真定等处军务，同时仍兼总督三边之职，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军事统帅，自然也就成了陕、鲁、豫各省农民军的死对头。他所率领的明军，成为明朝最得力的一支部队，也是崇祯一朝最可倚重的兵力，被人称为“洪兵”。

短短的2年时间，洪承畴从一个粮通参政晋升到三边总督，升迁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方面是形势的需要，当时陕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对明王朝来说，社会动荡已呈不可收拾的局面，而且明军纪律败坏，无战斗力，无法对付农民军的冲击。另一方面陕西农民起义处于初发阶段，一呼百应，没有严格组织起来，缺乏战斗力，而洪承畴实行了以剿为主、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方针，残酷镇压了许多起义军。杀王左挂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王左挂是陕西最早的起义将领，崇祯元年（1628），聚众万余人起兵宜川，曾被洪承畴围困于云阳，后来乘雷雨逃出。此后又在怀宁河再败。于是在崇祯三年（1630）春，向明朝请降。李泌自成当时就在王左挂部下，他和一些头目对王左挂受降不满，就率众自谋出路。王左挂受降后，并没有真心事明，暗中谋划再起。洪承畴看到王左挂三心二意，准备谋叛，便在同年八月，同陕西巡抚李泌应期、总兵杜文焕设计将王左挂等98人全部杀害。

洪承畴在进剿农民起义军的同时，还派出间谍混入农民军，施用反间计，致使农民军的动摇分子降明；同时一些农民领袖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杀。洪承畴见胜利在姜望，便从投降的农民军里，拉出400名比较强壮的，加以杀害。洪承畴杀降之后，陕西农民起义军暂时被镇压下去了。

崇祯八年（1635）后，农民起义军逐渐合小股为大股，英勇作战，声东击西，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洪承畴企图消灭农民军主力于河南的阴谋未能得以实现。农民起义军进入陕西后，洪承畴召集得力大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剿杀农民起义军的命令，但是几次出师均失败。洪承畴手下的悍将曹文治主动请缨，誓与农民起义军决一死战。但是由于他对农民军的实力估计不足，加上他急于报仇，于是带他的侄儿曹变蛟匆匆率众3000人，进击农民军，在真宁（今甘肃正宁）县东地区和农民军发生遭遇战。农民军采取诱敌深入、分而治之的战略，使曹文治四面被围，被迫拔刀自杀。曹变蛟突围逃脱，但是官军损失惨重。曹文治“勇毅而有智略”，是洪承畴手下最为得力的战将。洪承畴得报后，竟“为之仰天恸哭”，一度龟缩在西安不敢出来。

曹文治的死，使明廷看到这样一个现实：仅仅陕西一省，就把洪承畴弄到这个地步，再让他兼管河南、山西等地军务，势必顾此失彼。于是崇祯帝便决定以潼关为界，关外军务由湖广总督卢象升总理，洪承畴“专督关内兵”，固守陕西三边，对以李泌自成为首的起义军实行重点围攻。

洪承畴受命后，亲自率领大军击败李泌自成于陕西渭南、临潼。崇祯九年（1636），他率部2万余人出击李泌自成等部，随后又调集总兵左光先和柳绍宗合击农民军，在干盐池（今属宁夏海原县）大败起义军。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李泌自成起义军北行入陕后又进入甘肃。洪承畴又命曹变蛟率部追击。农民军处处失利，陷入被动状态。后来洪承畴采用四面出击各个击破的方针，使李泌自成起义军陷入包围之中。洪承畴从此更得崇祯帝信任。

崇祯十一年（1638）初，满洲清军入犯京畿，北京告急。洪承畴奉命率左光先、马科等部将出潼关，到北京参加防卫。洪承畴在陕西镇压农民起义，历时10年，到此结束。

二、经略辽东，兵败降清

就在洪承畴、卢象升等在陕西大肆镇压农民起义军之时，东北的满洲（包括其前身的女真）迅速壮大，对明王朝造成严重的威胁。

15世纪中期，我国东北的一支建州女真，辗转迁到了辽东长城外，过着农耕和畜牧、渔猎生活。16世纪后期17世纪初期，建州女真的杰出领袖努尔哈赤，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于1616年正式建立金朝，改元天命，这就是历史上的后金。

后金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率2万大军，以对明朝的“七大恨”为檄文，大举进攻驻有明军的抚顺城。明军措手不及，抚顺城被后金军队占领，明游击李泌永芳向努尔哈赤投降。接着努尔哈赤又击败来援的明军，明总兵张承胤参将蒲世芳阵亡。第一次交战，后金军便把明军打得大败。抚顺、清河相继被攻陷。明王朝听到抚顺之败，十分恐慌，在朝中有识之士的建议下，决定成立山海关镇，派6000兵众防守。

明派新任命的辽东经略杨镐到山海关部署对后金作战。明军虽然聚集了10万军队，但是统帅并不精明，作战方案比较守旧；而那时的后金正在兴起，朝气蓬勃，统帅者有勇有识。双方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一带）展开激战。结果后金大败明军，而且此次战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明朝主将杨镐，因战败被捕入狱，定为死罪。

萨尔浒之战明军的失败，说明新兴的后金势力已相当强大，战斗力很强，在之后短短的时间里，后金连续攻克了东北重镇开原（今辽宁开原老城）、铁岭等地，势力日益强大。虽然明朝在东北连失重地，但并不想就此放弃东北的领土。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又任命熊廷弼经略辽东。熊廷弼原为监察御史，曾巡按辽东，后因涉及党争，落职在家。此人文武全才，有胆有识。尽管此次上任时辽东形势已经恶化，但他还是有雄心壮志，要逐步收回失地。就在他厉兵秣马，准备对后金发起进攻时，明熹宗即位。熹宗一朝由宦官魏徵忠贤当权，政治更加混乱黑暗，御史冯三元等弹劾熊廷弼欺君，妄称不罢免熊，辽东便不能保。雄心勃勃的熊廷弼终于在弹劾声中交还姜尚方宝剑，辞去了职务。明朝以袁应泰代熊廷弼为经略，以致明兵在辽沈的设防更加薄弱了。

努尔哈赤却率领后金军队长驱直入，接连攻克了辽阳、沈阳，整个辽东便为后金所控制。形势的严峻迫使明廷考虑对策，重新起用熊廷弼。但是，同时出任的兵部姜尚书张鹤鸣、广宁巡抚王仕贞却与熊廷弼在军事上各持一端，致使明朝军队节节败退，使后金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广宁。熊廷弼再次入狱。

天启五年（1625），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显示出其目的并不只是满足在东北地区的胜利，而是想寻找机会入关，入主中原。明王朝对山海关的镇守则尤为重视，兵部侍郎王在晋被任命为经略山海关，但是诸将内部纷争很多。然而其中，袁崇焕初露头角。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率大军进攻宁远城，城中守将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和袁崇焕一起，誓守宁远，他们同努尔哈赤的13万大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使后金军遭到严重损失，兵员死亡很多。这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未曾遇过的，而且损失也是前所未有的。努尔哈赤只好带领残兵败将，满怀愤恨地返回沈阳。由于心情郁愤，8个月后便病逝了。

宁远的胜利给明军以很大的鼓舞，这是自辽战以来第一次战胜努尔哈赤。之后，袁崇焕正确估计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没有对后金发动突然进攻。天聪元年（1627），明军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又取得了“宁锦大捷”，使后金军队被迫撤回沈阳。但是此次大捷使袁祟焕在朝中树敌太多，不久被革职。崇祯帝即位后才被重新起用。但是崇祯二年（1629）时，后金军绕道古北口入长城，进围北京，袁崇焕星夜入援。皇太极实行反间计，假说袁同后金关系密切，一向多疑的崇祯帝便信以为真，将袁逮捕下狱，处以死刑。率师回援的锦州总兵祖大寿听说后大为惊骇，慌忙带兵逃回锦州。明军再失大凌河。

崇祯九年（1636）、崇祯十一年（1638）皇太极率军两次伐明，矛头直指京师。第二次入关总计抢掠2000里，历时5个月，破城达70余座。清军掠夺到大量财富和人口后实力大增，明王朝却备受损失。北京始终处于危急之中。几年时间，明朝历任经略，不是战死，便是因内部矛盾被革职或杀害，无一人落得好下场。洪承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命入京的。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军在睿亲王多尔衮率领下，又一次起兵入关，分路进攻北京附近城镇，击毙明朝前辽总督吴阿衡于密云，明朝京师又一次受到威胁。崇祯帝慌忙调集各地兵马入援京师，其中便有洪承畴。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崇祯授洪承畴兵部姜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

那时，清军在劫掠河北、山东之后，已回到沈阳。皇太极迫切希姜望实现入主中原的愿姜望，但考虑到以满洲一个少数民族来统治偌大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就现有的人数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占领了北京，也很难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全国其他城市。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皇太极认为必须创造条件，积蓄力量。他决定首先攻占明军在山海关外的军事据点，然后再攻占山海关，夺取北京。于是下决心组织松锦战役，因为明军的精粹基本上集中在宁锦一线，如果把这部分明军消灭，进关当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

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皇太极命令清军到义州（今辽宁义县）筑城屯田，准备对明朝关外重镇锦州实行长期围困。四月底，皇太极还亲自到义州巡视，之后又到锦州城外察看地形，部署包围锦州的兵力。洪承畴急令前锋总兵祖大寿、辽东总兵吴三桂等扼守锦州、松山，后来又调宣府、大同总兵王朴、杨国柱，蓟镇总兵唐通，榆林总兵马科，援救锦州。当时锦州已处于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下。洪承畴扎营固守，又时而出兵与清军交战。由于洪承畴指挥得当，明军还略占优势，但是始终未能打破清军的包围，形势发展仍很严重，锦州守将祖大寿一再告急，明廷决定由洪承畴率主力出关解困。

洪承畴主张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待敌自困，一战解决，采取“持久之策”。而兵部姜尚书陈新甲，以兵多饷艰为由，力主速战速决，而且他提出如果明军长期在关外驻而不战，容易被清军牵着鼻子走。因此他建议10万多明军即刻出关，等到击败清军后，立刻回防，这样就不会存在“兵多饷艰”的问题。由此，崇祯帝改变了原来的态度，不支持洪承畴的意见，密令他即刻出兵。

洪承畴被迫于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二十六日誓师宁远（今辽宁兴城），率领吴三桂、曹变蛟、白广恩、马科、王廷臣、杨国柱、王朴等总兵，步骑13万，救援锦州。松锦战役进入关键性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双方准备的时间都很长，汇集的兵力也十分雄厚，这场战争的胜负直接影响到双方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战斗一开始，双方就打得很激烈。从七月二十八日到八月十日，经过紧张的争夺战，明军控制了松山至锦州之间的制高点乳峰山，并与锦州守军协同作战，对清军实行夹击。清军被迫固守待援。这时马绍榆建议洪承畴“乘锐出奇”，张斗也建议要防止清军抄其背后，但是洪承畴十分轻蔑地拒绝了这些正确意见，说：“我当了12年的督师，难道还不如你们书生知道的多吗？”就这样，明军失去了最有利的决战良机，并给清军留下了可乘之机。

清军被迫固守时，皇太极决定派八旗兵来增援松山清兵，并决定带病亲自到松山督战。原打算八月十一日启程，后因鼻出血，只好后延3天，虽仍流血不止，但他顾不上这些，决定立即出发，率领3000名骑兵，纵马飞驰，昼夜兼程，十九日便到达松山。皇太极到达松山后，立即命令拜伊图、英额尔岱、科尔沁、土谢图等亲王所部在松山、杏山扎营，实行对松山的包围，并且针对洪承畴布阵的疏漏，指挥清军，只用一天的时间，就掘出从锦州西面往南直通大海的三条壕沟，把明军围困起来，切断了明军松山、杏山之间的通道，使明军联系中断。

开始，清军挖壕沟，洪承畴并不知道，当他们发现被围困时，军心便动摇起来。洪承畴接连写了10多份奏疏，高赵潜因怕洪承畴有功，便不给传递，使奏疏不能上达。在这种情况下，明军想突破清军镶红旗营地，与清军展开了激战。清军由皇太极亲自督阵，奋勇阻击，明军突围未获成功。而同时清军将领阿济格乘明军无备，突然攻入松山南面的笔架山，夺得了明兵大批屯粮。明军后路被断，屯粮被夺，陷入困境。

为了稳定军心，洪承畴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分析了明军面临饥饿和退路被断的严重形势后，认为只有次日就展开决战，才有获胜的希姜望。他决定亲临前线，指挥全体将士血战。可是，明军将领意见分歧很大，争论不休。有的主张明日再战；有的主张今晚就战；多数人主张先突围到宁远就粮，再待机反攻。洪承畴深感形势危急，但多数将领已无斗志，矛盾重重，畏敌如虎，洪承畴只好兵分两路，乘夜突围。

由于大同总兵王朴贪生怕死，率部于当晚逃跑，打乱了原先的突围计划，其他各将也随之竞相逃走。于是突围变成了争先恐后的逃命。而且，沿途又遇上清军伏击，伤亡惨重。首先逃出的几支清军几乎全军覆没，吴三桂、王朴、白广恩、唐通、马科等和六镇残兵，突围后逃入杏山。监军张若麒乘船从海上逃到宁远，只剩下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和辽东巡抚邱民仰没有逃跑。他们撤入松山城，决心同洪承畴只守松山。为了保存一部分实力，在此之前，洪承畴决定留三分之一人马守松山城，其余三分之二由吴三桂、曹变蛟、白广恩等六位总兵率部突围，企图沿海岸线南逃，但突围的明军遭到清军的拦截，数万人被赶入海滩，又正遇海水涨潮，逃脱者仅200多人。

明军主力大势已去，清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九月初开始，松锦战役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当时明援兵13万，几乎全被冲垮，留在松山城中只有1万余人，而且粮食断绝，战、守都十分困难。但崇祯帝下令死守，还要“乘机突围”。而松山本弹丸之地，既无兵力又无粮草，死守亦难持久，突围谈何容易。崇祯帝既已下令，洪承畴也决心死守，不和清兵交战。但是松山周围满布清营，外援完全断绝，明廷在短期内拼凑足够的援兵也是不可能的。松山之败，明朝损失巨大，仅兵马器械就损失达十分之七；更重要的是明朝腐败已极，朝臣不顾国家安危，只是应付公文，不办实事。固守松山城中的洪承畴，曾组织力量突围，但由于兵力不足，先后几次都没有成功。洪承畴见援兵无姜望，突围不成，就只好闭城紧守。其实是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束手待毙而已。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约定十八日夜配合清军攻城。第二天清晨，夏承德率部众捉住洪承畴和诸将领，献与清军。这样，清军毫不费力地就攻入松山，得到了洪承畴和明朝诸将。据民间传说，洪承畴在城破时乘马逃跑，马失前蹄跌倒，而被清军捉住，至今在松山南城岗还有“马失前蹄”处。

捉到洪承畴后，皇太极下令将洪承畴、祖大乐解往沈阳，其余邱民印、曹变蛟、王廷臣及其部200多人，连同所部3000多人都被处斩。他还下令将松山夷为平地。松山既已攻破，清立即调兵进攻锦州。明守军看到松山兵败，士气瓦解，况且城内弹尽粮绝，而朝廷又无力救援，于是，祖大寿在皇太极一再招降下，率2000余人献城投降。

清军占领锦州以后，便把目标投向姜尚在明军手中的塔山和杏山。清军仍采取挖壕沟的办法，围困明军，同时，皇太极多次下诏，劝两城的明军将士投降，均遭到拒绝。四月八日，多尔衮率军对塔山发动进攻，次日，便将明军7000人全部歼灭。十几天后，清军又攻打杏山，明将请降。至此，历时2年之久的松锦战役终于以清军的胜利而告终。明朝在关外的城池要塞，除宁远外，全部落入清军手中，大批火器、粮食等物资被缴获，从此，明朝就丧失了山海关外的防御优势，也失去了镇压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因而加速了灭亡的进程。

洪承畴是明朝的重臣，朝中文武对他寄予很大希姜望，而皇太极要入主中原，更需要他这样具有文韬武略的定国安邦大臣，所以能否得到洪承畴的忠心归顺，就成为结束松锦战役后的头等大事。

洪承畴被送到沈阳后，据说被幽禁在大内大清门左边旧有的三官庙内，距宫门很近。清廷一再劝降，洪承畴坚决不从。劝降的满将，见洪承畴怒目而视，死不开口，一怒之下，便要举刀砍他，他竟“延颈承刃，始终不屈”。于是皇太极改变方式，用逼辱和虐待来消磨他的意志，将他拘锁于北馆，不给粮食吃，只给菽水喝。洪承畴决心绝食，“米浆不入口者七日”，但仍然“求死不得”。

皇太极为此废了很大力气，他派了汉族政治家范雎文程前去劝降。范雎文程与洪承畴山南海北，谈古论今。说话间，梁上积尘飘落于洪承畴衣襟上，洪承畴几次掸去。范雎文程见此情景，便对皇太极说：“洪承畴不会死的，他爱惜自己的衣服姜尚能如此，何况自己的生命呢？”后来，皇太极亲自去看姜望洪承畴，并且解下自己的貂皮大衣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深受感动，并当即叩头降清。皇太极非常高兴，立即下令大摆宴席庆贺。许多大将都不高兴地说：“洪承畴仅仅是一阶下囚，为什么要如此恩重地对待他呢？”皇太极便说：“我们栉风沐雨，究竟是为了什么？”众人说：“得取中原呗。”皇太极便笑着说：“得取中原，我们都好像是瞎子，现在有一个引路的，难道不好吗？”这样一说，众臣都心悦诚服。洪承畴被招降，一方面是皇太极招降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洪承畴也从皇太极礼贤下士和宽广的胸怀中，看到清朝有可能成功，而腐败的明朝已很难重振基业。

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四日，洪承畴同意剃发，正式降清。清廷怕他反悔，当天夜里就给他剃了发。第二天下午，皇太极命明朝降臣、降将洪承畴、祖大寿、祖大乐、夏承德、祖大弼等入见。他们当众“三拜于庭，九叩头”，正式向皇太极称臣投降。

洪承畴的归降是明朝意想不到的。先是由洪的一个家人回来报信，说洪被俘后，“义不受辱，骂贼不屈”，已被清军杀害。由于洪承畴在明廷有很高威姜望，松山战败又是兵部姜尚书陈新甲从中掣肘，明廷对洪承畴十分同情。崇祯帝对此很关切，一听到洪承畴壮烈殉节，“痛哭遥祭”，准备隆重祭奠。直到明亡后，洪承畴随多尔衮入关，明人才知他姜尚在人世，不禁摇头叹息：“苍素变于意外，人不可料如此。”

洪承畴的家人似乎也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清代轶闻》一书记载，洪承畴降清后，将其母由福建接到北京。他的母亲见洪承畴后大怒，还用拐杖击打承畴，“数其不死之罪”。还说：“你迎我来北京，是让我也当一名旗下的老侍女吗？”并且举杖便打，声称要为民除害，洪承畴“疾走得免”。

《清代轶闻》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明末上海附近有个叫沈百五的人，家资甚富，早年曾接济过洪承畴，洪承畴感恩戴德，称呼沈为伯父。后来洪承畴镇压山东、河南农民起义军时，淮河运粮中断，沈百五曾倾尽家财，为洪承畴“运粮数千艘”。为此，曾授沈百五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几年后，洪承畴降清，但沈百五不愿与之为伍，跑到上海，想争取援兵，被清兵抓获，洪承畴前往沈处劝降，沈百五故意装作不认识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瞎了，你是谁？”洪承畴回答道：“我是小侄承畴啊，伯父难道您忘了？”沈百五大声说：“我所知道的洪承畴恩受皇帝宠爱，已为国捐躯很长时间了，你是什么人，难道也想让我不仁不义吗？”而且还抓住洪承畴的衣襟猛扇几记耳光，洪承畴当时笑着说：“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最后将沈百五遣送到南京，在清桥下杀了他。

从中国历史上看，历代改朝换代，新王朝接纳旧王朝有作为的大臣担任重要职务，本是司空见惯的事。而洪承畴作为汉人建立的明朝的重臣，投降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则难以摆脱众人的非议。因此，作为少数民族的政权，清朝在初建时，汉臣降之，仍为不可原谅之举。洪承畴降清，也就很自然地引起一些明朝遗臣的谴责与非难。

洪承畴降清后，皇太极虽然对他恩养有加，但由于“不强令服官”，所以，在皇太极时期，一直没有给洪承畴委任官职。洪实际上也没起太大的作用。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摄政，洪承畴才逐渐受到重用。

三、助清入关，建功立业

洪承畴降清一年多以后，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皇太极突然去世，年仅51岁。由于事出突然，事先没立皇太子，这样，必然发生争夺皇位的斗争。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是帝位的主要竞争者。但是，经过激烈的斗争后，年仅6岁的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却继承了帝位，由睿亲王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共同辅政，改元顺治。很明显，这是满洲贵族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为避免内部分裂所达到的妥协。顺治的即位，使得清朝统治者的注意力，重新投向了关内。

顺治元年（1644）三月，李泌自成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但是当时的清朝姜尚未得到确报。在大顺军向北京迅猛进军时，范雎文程曾上书多尔衮，指出明亡已是大势所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根据当时的形势，他提出“进取中原”的大计和进取的方针政策。遇事敏捷果断的多尔衮，立即觉察到时间的紧迫，数日之内，急聚军马。四月七日，清廷决定大举南伐。

四月九日，由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出马，豫郡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姜尚可喜等均率军前往。这次出动的队伍空前庞大，满洲蒙古的八旗兵出动了三分之二，汉军八旗则全部出动。洪承畴也随军前往。四月十三日，清军抵达辽河，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遣副将杨坤向清军乞降。多尔衮此时已获知李泌自成攻占北京和崇祯帝已死的消息，他决定向洪承畴咨询军事。洪承畴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提出了对策。首先，他继范雎文程之后，提出清军入主中原，要安抚百姓，严明军纪，以争得人心；在安抚的同时，对反抗者要严厉镇压。当然，值得肯定的是，他提出对抗拒的府、州、县“城下之日，官吏诛”，而“百姓仍予安全”。这是为了争取民心，对人民客观上也是有益的。其次，他对农民军受到清军攻击后的去向，做了较符合实际的估计，并提出了具体的镇压农民军的方案，建议清军迅速进军，以快速包围京师，剿灭农民军。最后他还提醒清朝最高统治者，农民军比明军多，不可轻视，因此不要大意。

从当时来说，洪承畴的进言对多尔衮是很有用的。多尔衮采纳了他的建议。山海关大战后，洪承畴便根据他的主张，起草了多尔衮向明朝军民发布的出师告示。在告示中，洪承畴把清军说成是救国救民的仁义之师，号召满汉地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军。在北方，这个号召得到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响应，“窜匿山谷者争还乡迎降，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

五月二日，清军进入北京。此时，面对北京城内民心不安的形势，多尔衮采纳了范雎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安抚百姓，“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对于那些归降过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吏，也官复原职，对于降清的汉族文武官员，都升级任用。由此争取了明朝降官和汉族地主的支持，并且为明崇祯皇帝发丧，从而利用了普通市民怀旧的心理，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另外，为安定民心，清朝入关后，宣布取消明末的加派。这样，在一系列措施相继出台后，北京城终于安定下来了，并且博得了统治阶级的欢心，多尔衮能够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主要是他周围的汉臣在起作用，尤其是范雎文程和洪承畴两人所起的作用最大。

清军占领北京后，曾进行分功赏爵，洪承畴奉命以太子太保、兵部姜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御入内院佐理机务，为秘书院大学士。还在皇太极时，清朝就仿照明朝内阁，设立内三院，即国史、秘书、弘文三院，每院设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内国史院负责记录皇帝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编纂史册及历代实录。内秘书院负责撰拟致外国往来书礼，录各衙门奏疏及皇帝敕谕。内弘文院负责注释历代行事进讲，并颁行制度。内院大学士与机要，起着皇帝助手和参谋秘书的作用。内三院实际上还是原来文馆的扩大，从地位上看，内三院比六部低。

多尔衮入京时，洪承畴实际上已在内院协助多尔衮办理机务，他发现内院所办的都是些关系不大的事，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看，应当提高内院的权力，才能协助多尔衮处理好朝政。所以他便向多尔衮进言，提出恢复明朝的内阁票拟制度，也就是内外文武官员的奏章和各部院覆奏的本章，都要通过内院，由内院根据所奏情况，拟定办法，再送呈皇帝，由皇帝批改后，仍回到内院，再由内院发到六科，由六科去抄发各部院。如果发现问题，大学士就能有所指陈，六科也可据以摘参，达到防微杜渐的目的。此建议的实质是要使内院成为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即相当于明朝内阁。从当时来看，这是有利于加强清朝统治的。多尔衮也比较倚重内院大学士，很信任他们，几乎和他们天天在一起议论军国大事。大学士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洪承畴。但是在多尔衮执政的时代，内三院并没有成为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顾问班子，这当然与多尔衮对汉人的防范雎是分不开的。

为安定北京的秩序，洪承畴还会同冯铨上本，对北京的缉察工作提出具体的建议。他认为应该参照明朝旧例，在京郊设巡捕营，配备两员参将，将东、西两营改为南、北二营。把总10员，巡逻兵丁1700名，这样，京城外三四十里，都可巡逻到。另外，对于巡兵的供给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们所上的这本奏文，对清初巩固中央政权在北京的统治和安定社会秩序，都是很重要的。

早在崇德八年（1643）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在沈阳就已继帝位，但在入关后的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一，福临再次举行登基大典。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多尔衮和内院大学士范雎文程、洪承畴考虑到，无论是皇太极的即位，还是福临在关外的即位，都只能说明，他们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尽管清朝再强大，但统治的地区也很有限，谁也不会认为（包括他们自己）是中国的统治者。而福临入关的登基就不同了。他是在元明两朝的都城登基，这就说明他所统治的范雎围不再是偏于一隅，也不仅限于北京、河北地区，而是要“定天下”，也就是要统治整个中国。因此，福临的第二次登基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清朝来说，这次登基的意义远远超出第一次。洪承畴等汉族内院大学士为筹备登基大典积极参与其事。奏定郊祀、宗庙、社稷乐章等，使福临在北京的登基仪式，完全按照中国五朝的登基制度进行。告天之礼结束后，福临便正式成为入关后的清朝皇帝，也成为整个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为了进一步加强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基础，帮助满族统治者学习汉族地主阶级丰富的统治经验，洪承畴积极劝导满洲贵族尤其是最高统治者顺治帝带头“学汉文，晓汉语”。针对满族笃信藏传佛教的情况，洪承畴一再提醒顺治，要倡导儒家学说，不要把藏传佛教与儒家学说相提并论。像金世宗和元世祖那样，以儒学为师，“博综典籍，勤于文学”。使“上意得达，下情易通”。

洪承畴在这时期还参加了撰修《明史》的工作。顺治二年（1645），洪承畴和冯铨、李泌建泰、范雎文程等奉旨总裁《明史》。但是由于明朝晚期的资料缺乏，洪承畴等对编明史也有顾虑，所以这次修史成效不大。

洪承畴在京佐理机务，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制定典章制度，建立封建统治秩序；而且，他还利用自己在前明的旧关系，举荐了原来的许多明臣出任清朝的官职。顺治帝还特别鼓励洪承畴进言，并且传谕：“凡有所奏，可行即行。纵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这说明洪承畴已日益得到清廷的信赖和重用。多尔衮重赐洪承畴貂皮朝衣、貂褂、银两、庄园、奴婢及牛马等物。与他同时得到赏赐的还有八旗的固山额真内院大学士和六部姜尚书等官。但这些人每人的赐物只有一匹马，同洪承畴的所得无法相比。在整个清军入关的过程中赐给降臣的物品很多，但像洪承畴这样一次得到如此多的赐物很罕见。这一方面说明洪承畴对清军入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说明多尔衮很赏识他为官的才干和作风。

四、剿抚并用，平定江南

多尔衮完成福临在京的登基大礼后，就着手筹划统一中国的行动。十月十九日，多尔衮派英王阿济格率3万清军征讨大顺军。之后，又派豫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2万多清军收取江南。派出两支人马的目的就在于消灭农民军和南明势力，一统中国。但由于大顺军反攻迅猛，使清军改两路进攻为先歼灭农民军再讨南明。由此，清军势力大增，大顺军连连失利。顺治二年（1645）二月，多铎率军向南京进发，他们先入河南，攻占了南明在河南的州县，紧接着又继续南下。到四月中旬，迫近南明的重要城市扬州。

南明政权是在清军进入北京时建立起来的，崇祯帝吊死煤山消息传到江南的时候，南京的明朝官吏，以南京兵部姜尚书史可法为首，发布檄文，号召各地勤王。同时，他们也在考虑明王朝继承人的问题。崇祯的儿子没有逃出北京，他们只能从藩王中挑选。那时陆续逃到南京的藩王有潞王、周王、鲁王、福王等，其中福王是明神宗的直系子孙。但福王朱由崧昏庸无才，而潞王较为贤明，史可法等重臣主张立潞王。而逃到南京的凤阳总督马士英，是阉党头目，他主张立福王，以便于操纵。顺治元年（1644）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帝位，以1645年为弘光元年。南明的弘光政权这样建立起来了。

然而，朱由崧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政事，大权落到马士英手中，马士英为专权把史可法挤出南京，把正直的官员罢免，而且拉拢一些阉党为官，以致弘光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党争激烈。清朝统治者对弘光政权看得十分透彻明白，所以决定征讨南明政权。

清军来到扬州城下，并没有立即攻城，而是首先招降史可法，被史可法严辞拒绝。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清军所俘。史可法誓不投降，后被杀于扬州南城楼上。扬州的战斗，是清军入关后在同南明王朝作战中遇到的第一次剧烈而顽强的抵抗。多铎为报复扬州军民的抵抗，下令屠城十天，惨遭屠杀的百姓有几十万人之多。接着清军又占领瓜州、镇江、丹阳。五月十四日，攻入南京。由于弘光政权极不得人心，所以清军进入南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多铎对南京没有采取屠城的政策。相反，为了安定人心，还贴出两个告示，当时人们称赞多铎对南京的态度有六件事可取：“一不杀百姓，二斩抢物兵八人，三骂李泌乔先剃头，四放妇女万人，五建史可法祠，六修太祖陵。”

多铎进入南京，弘光政权垮台，清军的首要敌人李泌自成被湖北的地主武装杀害，这一系列的消息传到京师，清廷内外，皆大欢喜。多尔衮也兴奋地认为大清王朝已经是稳坐天下了。他忙不迭地派人前往多铎军中慰问，令多铎报上有功将帅名单，以给封赏。还派人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并颁诏大赦河南、江北等地。人在争取事业成功时往往小心谨慎，而在取得一定成功时，便会骄傲大意起来。足智多谋的多尔衮，也没有避免常人容易犯的错误。

六月初五，他派侍卫尼雅达、费扬古带着皇上的敕书去慰问嘉奖多铎，同时让多铎传达命令，要求文武军民一律剃发，否则军法论处。10天之后，多尔衮以福临的名义谕礼部正式下达剃发令，这道十足的民族压迫的命令，限期只有10天，迟疑者，“必置重罪”。二十八日，多尔衮又颁诏河南、江南、江北没有招降的地方，要他们从速归顺，而且把剃发不剃发作为投降不投降的标志。各地执行起来层层加码，有的地方限三日之内全部剃发，有的则令一日内就要剃完。剃发令下达后，清兵带着剃发匠沿街巡视，看到留发的汉人，就拦住强行剃发，稍有反抗，就将他的头砍下悬挂起来示众。

本来，多铎到南京、无锡、苏州、杭州都比较顺利，没有引起太大的骚动。但是，多尔衮一下剃发令，刺激了民族感情，如点火浇油，引起江南人民的反抗。各地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最剧烈的是江南江阴和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这些斗争使清军南下受到层层阻碍，造成清初的动荡不安，加剧了民族矛盾。

江南的抗清斗争形势，迫使清廷考虑派一个有影响的汉族官员去招抚江南。多尔衮一下就看中了洪承畴。多尔衮说：“我亦见他做得来（指去任招抚工作），诸王也荐他好，故令他南去。”顺治二年（1645）六月，清廷正式任命洪承畴以原官总督，招抚江南各省地方。七月初三，多尔衮又以顺治帝名义赐敕洪承畴，敕文全长700多字，是临行前给洪承畴的指示，也是平定江南的具体政策。敕文首先表示了对洪承畴的倚重。江南初定，人心还有疑虑，有些正在观姜望，没有归顺，所以清廷安抚江南，就全靠洪承畴了。其次给他布置前往江南的具体使命：一是宣传清朝德意，兴利除害，让归附的人民得到一些实惠；二是对姜尚未归顺的地方，先招降，若不成，再用兵；三是对南方归降的水陆军队，挑选精壮的训练成水军，以备调用，但不要弘光政权组织的军队；四是对隐居山林的及故明乡绅中有才德的，要寻访来录用，对文武官员中有才干、有政绩、有战绩的要推荐提升，对奸诈平庸之辈要及时罢免。再次是给他安抚江南的权限，对将来归附的各省，由他节制；敕文中没有涉及的事，可由他随机行事。最后，在敕文里，再一次表明清廷对洪承畴的期姜望，希姜望洪承畴不要“有负倚托”。

从闰六月初委任洪承畴招抚江南，到洪承畴到达南京的2个月里，江南的抗清势力风起云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朱元璋的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之后朱元璋的十世孙朱以海又在浙江绍兴建立了鲁王政权。尽管隆武政权和鲁王政权内部矛盾重重，成不了大业，但他们毕竟是朱元璋的后代，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他们在汉族人民心里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江南各地抗清势力纷纷集结在这两个政权周围，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加上当时大顺军处境不利，南明王朝也感到力量单薄，双方都改变了斗争策略，联合起来，一同抗清。除此之外，广大江南人民，包括农民、市民、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及地主绅士纷纷起来反抗清王朝的民族压迫，达到了“目前满地皆寇，处处响应”的地步。

面对遍及江南各地的抗清浪潮，洪承畴采取了以招抚为主、以剿灭为辅的策略，他认为应以“平贼安民为责任”，“贼之胁从数多，不招抚必不能平贼”。洪承畴在江南的招抚，主要利用他在明朝为官时的旧关系。招抚张缙严投顺，只用两封信就解决了江南、湖广、河南三省交界处40余寨的抗清势力，避免了清军在这里与抗清势力兵戎相见。还有明朝总兵高进忠，有军队3000人，战舰69艘，驻守在崇明。洪承畴了解到高进忠的情况后，观姜望形势的发展，认为应当设法招抚他，既可收复崇明，又能得到一支兵马。这对清军来说，尤其重要。于是洪承畴亲自写信招降，高进忠为他的信所动，投降了清朝。另外，洪承畴还招来农民军将领。顺治二年（1645）九月，原李泌自成的译侯田见秀、义侯张鼎等在他的招抚政策影响下，均“赴省投诚”。

洪承畴由于招抚江南运筹得当，很快取得效果。九月底，他在向清廷的奏报中说道：“江西南昌、南康、瑞州、抚州、饶州、临江、吉安、广信、建昌、袁州及江南徽宁等府俱平。”这些地方能迅速归于清朝，除了他充分利用旧关系外，同时也很注意安定民心，不去伤害百姓。这样，洪承畴通过招抚不但使江南许多地方迅速平静下来，而且为清廷招徕了大批人才。清廷的最高统治者见到洪承畴的疏报，异常欣喜。多尔衮代顺治帝向洪承畴致信祝贺，对其大加赞赏，而且由此对他更加信任，授予他更大的权限，在招抚之事上，可以不必请示，独自处理。洪承畴作为一个故明降臣，如此热衷招降明朝故旧，并加以录用，是由于清王朝对他的信任和他对清王朝的坦荡忠诚。也正由此，清廷对其大加赏赐，从而成为清军入关后接受赏赐最多的一位汉臣。

洪承畴招抚江南，并非限于江南省一地，而是指东南各省。例如在徽州（今安徽歙县）有一支颇有影响的抗清力量，领导人是金声。他学识渊博，胸怀大志，领导军民在绩溪同清军展开了斗争。由于寡不敌众，且中洪承畴之计，城破被俘。洪承畴想让他归降，对他以礼相待，让他居住在馆舍里，条件很优厚，但金声视死如归，拒不归降。据说当时洪承畴曾问金声是否认识自己，金声故意说不认识。洪承畴说我就是洪亨九，金声听罢，怒斥道：“咄，亨九受先帝厚恩，官至阁部，办卤阵亡，先帝恸哭，辍朝，御制祝版，赐祭九坛，予溢荫子，此是我明忠臣，尔为何人，敢相冒乎？”洪承畴被问得面红耳赤，无言对答。洪承畴见多方劝降无效，只好将金声等人处死。但是洪承畴深知笼络民心的道理，清军打垮义军，占领徽州后，并没有实行屠城政策。所以引起的反抗自然较少。洪承畴这种做法既为清廷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又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平定安徽后，洪承畴就把注意力转向浙江的鲁王政权。在招抚鲁王政权过程中，洪承畴力劝王之仁、夏完淳归降，但二人愿为明王朝礼殉，拒不降清，因而被杀害。两人仁至义尽，算是尽了臣节；洪承畴身为招抚重臣，为早日平定江南，忍辱负重，力劝二人归降，亦可说是有文韬武略，笃识远见。清军击溃绍兴的鲁王政权后，洪承畴和清平南大将军博洛又把注意力转向福建，他首先致信手握军政大权的郑芝龙，劝他降清，并答应给他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王爵。本来就在观姜望形势的郑芝龙，见信非常高兴，于是给清军复信说：“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倾心贵朝，非一日也。”并向隆武帝上疏还乡，致使本来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仙霞关无一人防守，清军得以长驱直入，很快打垮了隆武政权。由此可见，洪承畴的一封信既避免了清军力量的损伤，又避免了对老百姓的屠杀和骚扰，于清朝的统一和福建老百姓都是一件幸事。

除了把主要矛头对准南明的唐王、鲁王政权及其附庸外，对故明其他宗室的反清势力，洪承畴也花了很大气力去剿平。顺治三年（1646）初，故明瑞安王朱谊漇和故明总兵朱君召，乘江南各地抗清形势的发展，在南京一带到处组织义军，号召反清。正月，他们与南京城内一些人联合，准备起事，结果事情败露，被洪承畴得知。于是他便下令捕斩为首分子30余人。十八日，义军2万人分三路进攻南京城，被清军击退，洪承畴派出大批清军在城内外搜捕，屠杀了近千人。除镇压朱谊漇这支威胁南京的队伍外，还镇压了石应琏等领导的司空寨义军，以及故明高安王朱常洪等数支义军。对于抓获的故明王室，洪承畴也遵照圣旨，一一处斩。这样，江南众郡县一一平定下来。

江南形势基本稳定下来时，洪承畴的父亲去世，再加上他本人眼睛有病，“若自掩左目，则右目经不能见字，数步之内，不能辨人物，必开左目，然后能见字，批判方能见人物”，所以上揭帖，要求准许他回京守制。在洪承畴一再请求下，清廷终于同意他回京师并入内院理事，但必须等到新任的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到任，方可离开江宁。

洪承畴请求回京，除身体劳累成疾和父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一名汉臣，工作比较难做，而且他越来越感到继续留在江南已经不合适了。鲁王朱以海及手下一些人施用反间计，想以封洪为国公的办法，破坏清对洪承畴的信任。尽管头脑清醒的多尔衮对鲁王的反间计不相信，但是对于洪承畴来说，毕竟内心有些不安。这时，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迫使他更为坚决地要求回京。广东的僧人函可，是故明姜尚书韩日缵的儿子，出家多年，顺治二年（1645）春，从广东来到南京印刷藏经。不久，清军占领南京，函可久居江宁，想回广东。因为韩日缵是洪承畴的会试房师，于是，函可就去找洪承畴，请他发给通行印牌，以便返回广东。洪承畴看在过去房师的面上，又想函可是个和姜尚，没什么问题，就给了他通行印牌。顺治四年（1647）十月，函可一行5人出江宁城。巴山、张大猷手下的守城人，从函可带的竹箱里查出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和《变记》一书，均有反清内容，于是5人都被扣留审讯，送洪承畴处。洪承畴上疏引咎，吏部奏议“以承畴徇情于给印牌，应革职”。多尔衮认为洪承畴平定江南，劳绩可嘉，应当宽恕，于是由顺治下旨没有革他的职。

顺治五年（1648）三四月间，洪承畴在江宁移交工作后，便起程回到北京。

洪承畴在招抚江南各省的时间里，为清朝的统一和安定江南做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南明隆武、鲁王政权的覆灭，以及其他抗清势力的剿平都表明了他招抚政策的成功。他减少了武力征服，对人民和社会来说减少了战乱和破坏，有利于人民和社会的安定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对清朝来说，减轻了统一的阻力，有利于巩固清中央政权的统治。洪承畴在江南征收赋税，为清朝在江南积累了不少财富，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注意民间疾苦，多向朝廷申请减免赋税，呼吁救济重灾区，为人民群众解决了一些生活问题。当然，由于事情繁杂，“手口忙乱”，洪承畴也出现了一些小差错，除函可之事外，还曾经将清工部送江宁制造的诰轴式样看错，以致织出后仍是明朝样式，白白花费了3600两白银。洪承畴为此事曾上书要求处分，并要变卖产业抵还费用，但被多尔衮免予处分。尽管如此，洪承畴的差错同其功绩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清王朝统治者对此也十分清楚，因而也并没有因其一时疏忽而给予处分。

五、二度入京，佐理机务

洪承畴从江南回到北京后，很得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皇上仍让他入内院办事，而且“加上四祖尊号，覃恩封赠三代，皆少师兼太子太师，三代皆配夫人”，还保持“荫一子入监读书”。皇帝、太皇太后亲自赐宴，这对大臣来说，是相当荣宠的待遇。

洪承畴二次入京在内院仍是佐理机务，这次时间长，整整5年，而且所起的作用要比前次入京佐理机务的作用大。但这期间有个过程，刚入京时，恰逢函可之事和诰轴之事以后，对他或多或少有些影响，所以，清廷虽然很信任他，却没有因在江南战绩卓著而提拔他，只是官复原职而已。顺治六年（1649），多尔衮任命洪承畴和范雎文程、刚林、祁充格、冯铨、宁完我、宋权一同充任《太宗文皇帝实录》一书编纂的总裁官。但由于多尔衮希姜望按他的意思删去多尔衮的生母、太妃纳喇氏不愿殉葬的记载，所以在他死后不久，便引起政治动荡，使编纂工作一度停下来。尽管顺治九年（1652）再次编写，但洪承畴不久被调任南方，所以这次编纂工作成效不大。

除了编书，洪承畴还在顺治六年（1649）做了会试的正考官。满洲贵族为了笼络和收买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早在天聪三年（1629），就开始在境内实行科举考试。清朝入关后，为了消除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清情绪，更为了健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治机构的需要，顺治于北京登基的诏书上，就定下了乡试和会试的时间。洪承畴本人是进士出身，自然也积极倡导科举，加上他学识渊博，清朝统治者就任命他为会试的正考官。

洪承畴时常上疏提出有利于治国安邦的各项建议。例如提出选官的保举连坐法。这是针对清初急于健全各级官僚机构，选官范雎围比较广泛，不免造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而提出的。这种做法使得举荐人必须慎重行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滥荐亲信、门人而不论其品德、才能。所以得到了多尔衮的赞同并被历朝所接纳、实施。洪承畴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还提出了御史巡方的具体办法，这对于巩固清朝统治起了一定作用。

顺治帝自幼倾慕中原文化，所以不断重用汉臣，使汉臣的势力在中央的内三院和六部中，不断得到发展。这样满汉大臣之间的矛盾也有增无减，同时，汉族大臣内部也产生了矛盾。顺治亲政时，清军已占领了江南的广大地区，江南的明朝官员陆续降清，经过相互推荐，大批汉臣进入清朝政府。他们之间，不少人很有才华，如陈名夏、陈之遴等，很得顺治帝宠信，而他们用人一般偏爱江南籍故人，这就同满洲贵族及北方籍的汉官有了矛盾。虽然没有形成像明末那样剧烈的党争，但以冯铨、宁完我为首的“北党”和以陈名夏为首的“南党”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洪承畴本是江南人，由于出任招降江南总督，推荐的江南明朝降官不少，自然有南党嫌疑。不过，他又同入关前降清的北党中的宁完我、冯铨等共事的时间较长，所以他在南北汉臣之间的斗争中处于一种微妙的地位。尽管如此，一开始，他就被卷入了张煊参劾陈名夏的斗争中。

顺治八年（1651）五月，河南道御史张煊上疏参劾吏部姜尚书陈名夏十罪、两不法，其中一些条文涉及洪承畴，“又名夏与洪承畴、陈之遴于火神庙屏左右密议，不知何事”，“（洪承畴）不请旨送母回闽”。张煊上疏时，顺治帝正外出打猎，执掌吏部的巽亲王满达海看到疏文后，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就派人飞驰奏闻顺治，顺治帝知道后匆匆回京。同时，满达海命人拘禁了洪承畴和陈名夏，并且让诸王和各部大臣在朝廷上讨论这个案子。洪承畴被拘禁后，一面“以送母回闽未明奏，自引罪”，一面对火神庙与陈名夏等密议的事，加以解释。结果，免了陈名夏、洪承畴等人的罪，处死了张煊。但不久，顺治帝又公开审理此案，认为陈名夏的一些罪状属实，于是将陈革任，发正黄旗汉军下。张煊得到昭雪，对他的后代也厚加抚恤。对于洪承畴，顺治帝从轻发落。下旨曰：“洪承畴火神庙聚议，事虽可疑，实难悬拟，送母归原籍虽不奏和遣，然为亲甘罪，情姜尚可原。姑赦其罪，仍留原任，以责后效。”洪承畴卷入的这场斗争终于结束了，他以其在朝廷的地位、名姜望从满汉大臣矛盾的漩涡中跳了出来。

六、年逾六旬，再定江南

顺治五年（1648）以来，随着清朝统治向全国各地的深入发展，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全国的抗清运动出现新高潮。大顺军与南明势力联合，共同抗清；大西军在云贵重建政权，孙可姜望、李泌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同时称王，形成以云贵为中心，包括四川西南部、湖南西部和广西部分地区的辽阔范雎围。除此之外，各地的抗清义军也风起云涌。如广东、福建、山东、山西、浙江、江北等地，抗清势力此伏彼起；同时，南明的永历政权也展开了斗争，这些抗清斗争促使广东、江西、山西的汉族降将相继反清。一时间，清朝统治者惊惶失措。顺治认为，只有洪承畴才能担当力挽狂澜的重任。于是顺治十年（1653），任命洪承畴为太保兼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粮饷，听其调度，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

当时，洪承畴已经61岁了，“理宜退休”。在退休之年，受到如此重任，他自然异常感激，表示一定要“尽心竭力”完成抚剿任务。洪承畴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经略五省，目的是“平贼安民”，而“贼”的胁从数量很多，应当采用招抚的办法。但是他又认为这些“贼”“负固已久，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为此，提出应加强五省的兵力，他还挑选了一些骁勇兵将，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从北京出发，踏上再定江南的道路。

洪承畴来到湖南，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研究，认为清军从前攻城略地，往往“旋得旋失”，原因在于“进守无兵，驻守无粮”。因此，他根据以往的教训和现实力量的对比，提出了“安襄樊而奠中州，因全楚以巩江南”的战略防御方针。他主张军事以守为主，采取守势；政治上“广示招徕”，采取攻势；经济上“开垦田亩”，恢复生产。他认为，一旦条件成熟，便转守为攻。清廷同意他的主张，又任命陈泰为大将军，率八旗兵进驻湖广的战略要地。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孙可姜望派大军攻岳州、武昌、常德等地，洪承畴和陈泰指挥清军在常德设下埋伏，结果大获奇捷，迫使孙可姜望撤回贵州。经过洪承畴一年多的苦心经营，湖南的形势有所改变，“地方稍得改观，人心渐有固志”。顺治对洪承畴的筹划、调度以及因此取得的成就深表满意。

洪承畴经略五省两三年里，做了不少工作，军事上也有所进展。但是，对洪承畴经略湖广的方针、政策及其所作所为，清朝统治者的看法不一致，满汉官员不少人见长期没有明显进展，而耗费又较大，对洪承畴加以指责。户部侍郎王弘诈因为军事日益增加，“征兵转饷，骚动数省，大为民生困弊”，上疏劾他畏难避苦，久不见功。四川巡抚李泌国英也指责洪承畴坚持以守为战，“必致师老财匮”，“坐而自困”。他们认为，永历政权连遭失败和内讧，造成清兵大举进攻的良机，建议把进攻云贵、消灭永历政权的希姜望重新寄托在平西王吴三桂的身上。然而文武大臣的指责和建议都没有改变洪承畴以守为战的方针，他一再上疏申辩，说明这一方针的正确。他还利用顺治十三年（1656）两广总督李泌率泰进攻南宁劳而无功的事实，说明这一方针的正确性。

但是朝廷内外的反对，使得洪承畴自己也一筹莫展，于是他以有罪、无能、老疾为由向朝廷提出要求罢斥处分。顺治帝接到洪承畴的请求后，不但仍让他留任，而且“晋太傅，仍兼太子太师，荫一子入监”。由于顺治帝的信任，洪承畴又根据他招抚江南的经验，对各派抗清势力的头面人物实行招抚政策，主要目标是孙可姜望、李泌定国。但是由于孙、李泌都有一定实力，各地抗清声势十分浩大，形势比较复杂，招降孙、李泌的事一直未见成效。

由于洪承畴招抚成效不大，内外朝臣对此提出批评意见。正在这时，洪承畴病情加重，无法坚持工作，于是他再次向顺治帝上揭帖，请求卸任，得到了顺治帝的同意。

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中旬，正当洪承畴打点行装，准备回京，清廷也决定不再设五省经略，将原官兵一齐撤回的时候，孙可姜望突然率众来降，从而使整个抗清形势急转直下。对于洪承畴本人的影响也尤为重要，使得他的处境有了转机。洪承畴用孙可姜望投降的实例，证明了他军事上以守为战、政治上“广示招徕”政策的正确性。

孙可姜望的归降，削弱了西南的抗清力量，暴露了云贵的虚实。清廷决定，由罗托、吴三桂、赵布泰等分路进攻，并令洪承畴留原任，率所属将士同罗托一道由湖广前行，相机攻取贵州。

洪承畴建议，进兵西南应以收拾人心为本，“必先得土司苗蛮之心，而后可以为一劳永逸之计”。他还认为，不应等到三路兵马集中贵州后再合兵攻云南，应该是在任何一路清兵攻克贵州省城之后。清廷基本采纳了洪的建议，允许西南少数民族“暂免剃发，照旧妆束”，从而缓和了民族矛盾。许多人“争先出山贸易、耕作，交运粮米”，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有利的。而且洪承畴提出的进军计划，不仅解决了兵多粮少的难题，而且使清军在临战前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占昆明后，清廷又把消灭永历及其政权的任务交给了洪承畴，洪承畴认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安定云南内部，他上疏说云南地方偏远，土司种类最多，不易治理，最好参照元明两朝的经验，留兵驻镇，使边疆永远安宁。于是清廷很快决定派平西王吴三桂率兵留驻云南。

七、盖棺无定论，褒贬终不一

就在云南局势胜利在姜望的时候，洪承畴又一次因病请求回京。7天之后，顺治帝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到北京后不久，顺治帝于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去世，8岁的皇太子玄烨即位，五日，洪承畴因病请求休致，得到朝廷的同意。

清廷对洪承畴的功绩是肯定的，从谕旨到部议都称赞他“劳绩茂著”。但对洪承畴的世职问题议来议去，最后不过给了个三等轻车都尉。这同他的功劳相比，确实比较低。对他本人来说，也是始料不及的。因为在他任五省经略时，顺治帝曾许愿说：“功成之日，优加爵赏，俟地方既定，善后有人，即命还朝，慰朕眷怀。”这一年洪承畴已经69岁了。

康熙四年（1665）二月十八日，洪承畴“卒于都门之私第”，享年73岁，他死后，朝廷“赐祭莽如例，谥文襄公”。朝廷令内院撰写《洪承畴碑文》，与卫周祚写的墓志铭比较，对洪承畴评价褒贬显然有别。

洪承畴劳碌一生，为明清两朝的统治者效尽犬马之劳，但是乾隆时仍将他和一大批背明降清的汉官“律以有死无贰之义”，打入“贰臣传”。这是包括洪承畴在内的降清明臣生前所料想不到的。不过乾隆认为，洪承畴“虽不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并且“宣力东南，树权讨伐”。因此将他列贰臣中的“甲等”。

应当看到，清朝毕竟是满清贵族建立的王朝，对满清贵族来说，由于狭隘的民族意识，论功行赏时，是不可能做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所以洪承畴在晚年不免受到不公正待遇。至于被列入“贰臣传”，则是由于当时清朝统治已经巩固，为了能使清王朝江山持久，就要提倡效忠一朝一主的思想。因此，自然对兼事两朝的洪承畴加以贬斥。这是出于清朝统治的需要，不足以作为评价洪承畴功过的根据。洪承畴在清初的卓著功绩是应得到肯定的，对清朝的统一和满汉统治者的迅速协调，洪承畴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林　红）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清史列传》卷七八，《洪承畴传》；《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明史》卷二三，卷二四，《庄烈帝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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