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扶清灭洋

义和团扶清灭洋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初夏，天津的天气异常闷热，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懒懒地靠在沙发上，满面愁容地抽着雪茄。他望着飘忽不定的缕缕清烟，不由地想起四下游动、同样飘忽不定的义和团来。一想到这些，他就浑身感到不舒服，心里闷，天气热，越发烦躁起来。

“这义和团拿起刀枪是兵，放下武器是民，四处流窜，真不好对付……”他正埋怨着，副官推开门，将一份紧急电报送到他的手里。电报是英国公使那窦纳尔拍来的，信中说：“北京义和团闹得越来越烈，请立即派兵前来救援。”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大，从通商口岸长驱直入沿海和内地，直至京津地区。清朝廷的军队一听洋人的洋枪洋炮声，闻风就逃，是什么力量使西摩尔，使各国的领事如此丧魂落魄的呢？义和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此事说来话长。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德国人强行修筑胶济铁路，并四出掠夺沿线的矿藏。洋货的大量输入，严重地摧毁了农民的手工业。西方一大批传教士也随之大量涌入山东，毁农田、拆民房，到处修建洋教堂。那时，山东境内的教堂竟有一千多所。一些没有骨气的中国人，见传教士有钱有势，就归顺了洋人，做起了“教民”，狐假虎威地欺压自己的同胞。老百姓与传教士、一些为非作歹的“教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为了反抗教会和官府的双重压迫，乡民们设坛练拳，组织“义和拳”进行自卫。当时，拳坛遍布山东，仅在茌平县就有八百多个拳坛。拳民们推举武艺高强的朱红灯为首领，率领他们烧教堂、杀洋人，狠狠地打击了教会势力。

朱红灯，山东泗水人，平时以卖药行医为业，穿街走巷组织义和拳。义和拳先提出“灭清反洋”，后又提出“扶清反洋”口号，一两年间，义和拳组织发展得越来越大，很快遍及整个华北地区。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秋，平原县的洋奴教民李金榜仗势欺侮岗子李庄的乡民李长水等人，并且来个恶人先告状，向县衙诬告李长水等人强抢教民的财物。时任知县的蒋楷怕得罪洋人，朝廷怪罪下来，自己的乌纱帽难保，立即出动全县的捕快，赶到岗子李庄，抓走了义和拳几个拳民。

岗子李庄的群众见官府如此腐败和恶劣，登时群情激愤。但众人又感到一个村势单力薄，难斗官兵，于是火速派人去找朱红灯，请他率众前来救援，共同抗击官兵。

朱红灯得到岗子李庄求救的消息，立即派人通知高唐、茌平、长清等地的骨干，汇集1000多拳民，赴岗子李庄。

平原县知县蒋楷得到消息，立即会同恩县知县，带领清兵和捕快向岗子李庄扑来。这官兵平时只会鱼肉乡民，欺侮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如今老百姓拿起了武器，平日的威风便一扫而光。那朱红灯见官兵袭来，抡起大刀，率先冲入敌阵，连砍数人，义和拳战士冒着清兵洋枪的袭击，奋勇冲上前，打得官兵抱头鼠窜而去。这一仗义和拳大获全胜。

山东巡抚毓贤闻报大怒，调动济南府大批兵马前去围剿岗子李庄的义和拳。

朱红灯见官兵大队人马来剿，便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去攻打庞庄的洋教堂。当官兵去救援庞庄教堂时，朱红灯率义和拳战士乘机进攻守备空虚的恩县。恩县的清兵都已调到平原县，这时只得再调转马头回援恩县。

当官兵行至离县城不远的森罗展时，忽听见“轰”的一声炮响，两边树林里突然冒出遍地头扎布巾的义和拳战士，刀枪林立，头巾舞动，喊杀声震天。清兵统领叫声不好，急令清兵开枪。说时迟，那时快，不等官兵子弹上膛，那边大刀长矛早就劈头盖脸地扫将过来。清兵慌忙顺原路退逃，不想那义和拳的土炮也不吃素，连连几炮，打死打伤官兵无数。

森罗殿一仗，大长义和拳志气，灭了清兵的威风，使西方列强感到震惊。他们公推美国大使出面与清朝廷交涉，要求保护各地教堂和传教士的安全，并点名要袁世凯率领新建陆军前往山东，镇压义和拳运动。十二月底，袁世凯率新建陆军到达山东，进剿“拳匪”，使义和拳受到很大损失，朱红灯等首领也不幸被山东巡抚毓贤以招安为名，诱捕杀害。山东的义和拳为了保存实力，大部分转移到了直隶（今河北省）一带，插入清朝廷的心脏地区，进一步打击洋人和清廷官僚。慈禧太后怕义和拳烈火烧到自己头上，此时只得利用义和拳来钳制列强，允许义和拳“团练”，于是就有了义和团这名称。至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京津地区几乎村村设坛，人人练拳，毁铁路、杀洋人，威震京津，西方列强为之闻风丧胆。

接到英国公使的电报，西摩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忙召集俄、日、美、德、意、法、奥等国军队驻天津的长官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会议决定，由八国组成一支两千人的部队，由西摩尔任联军司令，立即领兵向北京进发。联军坐火车从天津到北京，要经过落垡、廊坊、丰台等地。几个月前，京津铁路沿线的义和团早已扒铁路、焚车站，使京津铁路处于瘫痪状态。侵略军的火车开一段，就要停下来修路；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

六月十一日晚，西摩尔的火车开到落垡附近，停下来修铁路时，埋伏在铁路两旁的义和团战士随着一声号令飞身跃起，手持长矛大刀向联军兵士杀去。手持洋枪的联军近距离作战发挥不了优势，只得往后溃退，直到美国侵略军的炮队从杨庄赶来，才将义和团击散，给西摩尔解了围。

十四日清晨，联军的第一列火车开出以后，第二天火车在廊坊加水时，又受到义和团的突然袭击。猛然间，呼喊着“刀枪不入”口号的义和团战士见如潮涌来，与侵略军展开肉搏，侵略军最怕短兵相接，纷纷溃逃。

从天津到北京，火车本来只须开几小时就能到达，没想到走了五天，火车才开出一百来里路。联军带的干粮吃完了，士气低落，西摩尔心急如焚。现在，要想率领联军前往北京，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已无法摆脱困境。他想来想去，决定让大军先在廊坊休息，派一列火车返回天津，多运些粮食和弹药来，伺机再向北京进发。

但刚修好的铁路又被义和团破坏了。火车已没了退路。西摩尔落到了进退两难，山穷水尽的地步。十九日清晨，惊魂未定的西摩尔召集各国军官前来开会，讨论如何摆脱困境。讨论了半天，八国军官最后决定沿水路退回天津。

六月二十日清晨，八国联军扔下了辎重，沿着北运河向天津逃去。沿路他们抢粮食，抢船只，直到二十二日才逃到天津郊区的西沽。

清廷的官兵早患了“恐洋症”，西沽军械火药局的守军见到大队洋鬼子，吓得屁滚尿流，没做什么抵抗就逃走了。侵略军占领了军械库，除了得到大量的军火外，还找到不少粮食。

当时，天津的城里城外到处都有义和团，要想突破义和团的防线回到租界已不可能。西摩尔下了严令，各国官兵一律不得离开军械火药局，原地待命。驻扎在天津的外国军队得到了消息，立即派出2000多人前去接应。这样，西摩尔才算捡回一条命，领着败兵狼狈地逃回天津租界。

在西摩尔领兵向北京进发时，帝国主义各国从各地调来30多艘军舰和1万多名官兵，准备攻占大沽炮台，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

天津总兵、大沽炮台的指挥官罗荣光命令大沽炮台的官兵作好迎战准备，奋起反抗。联军海军从海面上和炮台两侧向大沽炮台进行夹击。大沽炮台饮弹如雨，附近的官兵纷纷阵亡，炮台危在旦夕。义和团战士火速前来助战，与炮台两则的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炮台官兵和义和团战士并肩作战，狠狠地打击了装备精良的侵略军。战斗持续了7个小时，无奈寡不敌众，大沽烟台终于失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