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学界之教育事业

中国地质学界之教育事业

中国之地质调查事业，完全以教育事业做基础的。调查事业无论开创时代，或是守成时代，所最需要的是专门人才，专门人才非由教育不能产生的。并且教育事业非在本国建设基础，还是不能成功，前清何尝不派遣留学生，只因为没有在本国把教育基础建设起来，所以凡关科学事业无往而不落后，无往而不失败，成败之分，根本在这一点。原来国家一种事业，决不是一时代所得完成的，全在有人能承先启后，不断努力，才会开花结果，发扬光大。要大然，便像埋下一颗种子，小小发一枝芽，出几瓣叶，没有开花结实的一样。古人说：“百年之计树人”，正是说明这个道理。

中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在前清末年似稍有一点萌芽，但不久便夭折了。朱家骅氏在两广地质调查所《年报》上的《发刊辞》有几句话：“前清末年京师大学堂在理科内设一地质学门，特地请了两位德国教授担任教课，后来因为没有学生选修，不久就停办了。”又《自然》第三卷下册某君述《北大地质系史略》有几句话：“前清末年京师大学即有地学门之设立，现在北大教授王烈氏即当时之学生。彼时人数甚少，或未毕业即行出洋，或中途转系退学，纪元前无正式毕业学生。”可见前清对于地质教育并没有得到可以记录的成绩。

民国以来，中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大约可以分两个时期： 从民国二年至五年，是一个过渡时期，主办临时的教育事业，如前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便是；从五年以后至现在，是一个正式时期，主办永久的教育事业，如各大学所设的地质学系，都是。

前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于民国二年开办，至五年得毕业生二十二人，这算是地质调查事业的前驱工作。有了这一般毕业生，同时便成立一个地质调查所，初步的调查工作，就此着手起来，像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等省地质图幅，大半是经他们的手编制出来的。后来他们先后派赴欧、美留学，载誉归来，仍分在各机关继续努力工作。这虽然是一种临时教育事业，但因继起有人，自不失为一个承先启后的主要关键（现在中央大学地质学系主任李学清，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主任谢家荣、教授谭锡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叶良辅、李捷，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正周赞衡、王竹泉，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等，都是前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出身）。

到民国七年，北京大学首先恢复一个地质学系。十六年，南京中央大学地学系分地质及气象二门。十九年春，地学系分为地质学、地理学二系。又十七年，广州中山大学重设地质学系（该系初创于民国十四年，嗣因人数不足停办）。又十六年，北平清华大学始设地质课程；十八年，设地理学系；二十一年改地学系分地质、地理、气象三组。又闻四川重庆大学于本年添设地质学系。自民国七年后，地质教育事业始由各大学次第举办，是为正式时期。今除重庆大学之地质学系开办伊始暂不计入外，就其余各大学之地质学系史略简单列表如左：

（续表）

各大学前后毕业人数，至民国二十五年已得二百六十四人，其中毕业后复出洋留学再加深造者实属不少。还有自始即在欧、美、日本专攻地质学成归国者，亦复大有其人。统计起来，现在全国地质学者已约有三百人之谱，回想到民国初年中国地质学界一种寂寞荒凉的景象，真是不可同年而语的了。人才愈多，事业自易发展，所以地质调查或研究机关也复逐年增加，到了今日，中国的地质学界便占着科学上重要的地位，这就是发挥了教育事业显著的效能。

因为专门人才渐多，总要有一个商讨学术的机会，所以民国十一年创立一个中国地质学会。中外地质学家皆得为本会会员，自以中国会员为最多。会员研究论文都在两种会刊（一种《中国地质学会志》，一种《地质论评》）里发表。这是为交换知识联络情谊最有禆益的一个集团。

鸿钊对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也有几点感想： 国家一切远大的事业，非从教育着手，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过去种种失败原因，只在这一点。民国以后地质学界的成绩，就是从教育方面收得的结果，将来如要更上一层，还得在教育方面继续努力，这是第一点；现在的教育机关分配得极平均，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广州，两个在北平，还有一个在四川重庆，无论南北东西，各处有志青年都容易得着求学的机会，是第二点；国家对于专门人才的分配，也要早为之计，如早早到了供过于求的时候，不仅教育方面发生极大阻力，也就是地质事业在进程中一种停顿或衰弱的现象。这是第三点；辅助地质教育事业约有三端： （一）扩充调查机关，（二）发展矿业，（三）使全国中学至少高级中学，增添地质矿物课程，这是直接为地质专门人才推广出路，也就是间接为国家启发生机，是第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