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裨助学界”

盛宣怀出身江南官宦富绅之家，祖、父两代善诗文，喜书画，平生颇留意搜存文献，刊刻典籍，其父盛康以辑印《皇朝经世文续编》而名世。受此影响，盛宣怀“壮岁即有纵窥书穴之志，从政余闲，辄喜收集图书”，（注：《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序，上海大成印务局1932年铅印本。）入仕务商发达后，收藏更加丰富。有此情结，盛宣怀在学习西方文化教育时，对学校与图书馆的关系更显关切，他在给上海格致书院学员所出的课题中说：

近日泰西亦重文字，据闻各国书院有藏书至数十万卷、数百万卷，不知所藏何书？中国书籍固有流传外洋者，而西士著作日盛，除已译西书外，其未入中国者尚多。凡谙习各国文字之士，应留心及之。（注：盛宣怀：《上海格致书院甲午夏季课题》（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16页。）

在鼓励青年学子关注西学新书的同时，他也流露出对各国大学建有馆藏丰富的图书馆的倾慕之情。他在创兴各类学堂时，承续明清书院注重藏书助学的传统，又仿行外国学校必设图书馆的做法，于图书购备、图书馆建设愈加重视。

1889年盛宣怀在筹设烟台矿务学堂时，以“外国矿务之书汗牛充栋，新式矿具亦日出不穷”，（注：盛宣怀：《拟请四省合力试办矿务学堂酌拟章程》（光绪十五年，1889），盛档：003367。）拟建造书斋一座，以储化学、矿务诸图书，供生徒研读。及至创设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更将购置图书、设图书馆视为办学育才的重要内容之一。北洋大学堂创办章程内，将购置书籍、仪器费用列入每年经费，并于堂内设藏书楼一座。筹备南洋公学时，盛宣怀将建立“图书院”列入办学章程。1896年《南洋公学纲领》第十条规定：

各学应用之书，以及应用浏览参考之书，除中国官私载籍均宜搜采外，凡东西洋各国各学书籍、各种图册，亦须广为购置，各国著名报馆日报、月报、新闻纸，一体够备，分庋图书院，以供师生观览。（注：《南洋公学纲领》（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1896年8月11日），盛档：044964-2。）

1898年《南洋公学章程》第六章“藏书译书”第一节明定“公学设一图书院”。盛宣怀批示：“图书院应有专司之人，拟即以备教习者充之。”（注：盛宣怀：《南洋公学教育事宜批示》（约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档：044458-4。）公学开办后，于上院校舍专辟“藏书楼”一座，由管理图书院兼备教习2名专管，初购置中文书籍约计3000余册，此后中西文书籍陆续增多，初具近代大学图书馆之规模。北洋、南洋两校所设藏书楼藏量较少，无独立屋舍，管理欠规范，然而在学校教育与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师生朝夕出入、吸纳新知的场所。1899年12月，北洋二等学堂总办蔡绍基在致盛宣怀呈报该堂堂务的信中说：“堂中所设书楼，今古图书略为购备，学生每于正课余暇相互讨论，不无裨益。将来能出一二倜傥之才，庶不负大人历年培植期许之意。”（注：蔡绍基：《致盛宣怀函禀》（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年12月28日），盛档：050675。）近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曾忆及他在南洋公学特班的求学情景：

国学则由蔡老先生（指特班总教习蔡元培——引者注）担任，第一天，开出哲学、文学、政治、外交、经济等约二三十门，叫大家认定一门，第二天揭示：如读哲学的，读什么书，看什么书，就像胡适之先生所主张，分精读和略读。图书都向藏书楼借阅，读书时每人每日写札记，写好后给蔡先生看，明晨发还，眉上加批，对的单圈双圈，不对的加点。（注：《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从这段细节性描写可知，藏书楼藏书门类较广，是特班生必须出入、学习的场所。南洋公学特班及师范院、中院学生以后成才者颇多，藏书楼的贡献不小，盛宣怀重视图书馆建设以辅助学校教育的实践初见成效。

自1905年南洋公学改隶后，盛宣怀对于新式教育的实际参与度有所减弱，不过依然关切新式文化教育事业的进展。在科举废除、全国新学日盛的形势推动下，盛宣怀也积极利用自身条件，筹划各类文化教育机构，继续实现他育才兴邦的愿望。除规设卢汉铁路法文学堂、译书馆之外，他还积极筹款创建一座“裨助学界”的公共图书馆。

1906年，盛宣怀与两江总督端方相约，各自献出私人藏书，在上海合建一座公共图书馆。后因端方践约未果。1908年秋冬，盛宣怀在东渡日本就医期间，观摩了东京帝国图书馆、大桥图书馆等，回国后即立定主意在上海筹建图书馆。1910年春，盛宣怀拨出上海住宅边一块6.5亩的空地，亲自规划，筹款动工营造图书馆，当年10月落成，楼高四层，耗银4.7万两，初名上海图书馆，后改名愚斋图书馆。（注：郑春生：《盛宣怀与上海图书馆》，《新民晚报》2008年11月30日。图书馆建筑用地另说十余亩，存疑。）盛宣怀将平生购藏的十余万卷新旧图书悉数移入其中，聘目录名家罗学榘、缪荃孙主持编目，拟向公众开放。不久辛亥革命发生，盛宣怀事业、人生接近尾声，编目进展缓慢，至1916年初方才告竣。正拟开馆时，盛宣怀病逝，开馆停罢，图书长期封存。（注：关于盛宣怀与该馆史实，可参见郑麦：《盛宣怀与愚斋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7月，第34卷第4期。）尽管如此，盛宣怀创办的图书馆在近代上海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私立公共图书馆之一，对推动中国近代图书馆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盛宣怀创建愚斋图书馆的目的，大致有两端，一为收藏典籍以保存国粹，二为公之于众以方便士林。对于后者，盛宣怀曾多次表达过心迹。1906年与端方拟设图书馆时，他曾先刻就一方印章“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准备加盖于图书上。1908年他在《东游日记》中记道：“余意本备将来开办图书馆，公诸同好，与收藏家不同，故和汉新旧，不拘一格。惟山海壤流，愧无以裨助学界尔。”（注：盛宣怀：《东游日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37页。）藏书以“求备不求精”为原则，除经史子集等古籍外，大量购藏中西有用新书。此等开明之举颇为时人称道。张元济在日本与盛晤谈时，对创立图书馆“颇嘉吾志，极赞成”。（注：盛宣怀：《东游日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13页。）图书馆落成时，清政府特赐“惠周多士”匾额，表彰他向公众开放图书的义举。创设图书馆，与盛宣怀以图书馆辅助兴学育才思想密切相关，将图书馆由设于一校推广至社会公共图书馆，将受惠于一校师生推广至更广泛的受知对象，盛宣怀意在更大的范围内教育民众，启迪民智。

愚斋图书馆因未真正开馆，未能立时实现“裨助学界”的创馆意旨。及至1932年，愚斋图书馆12万余册藏书由民国政府分赠给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山西铭贤学校。作为受书单位之一的交通大学，对这批图书十分重视，学校图书馆主任杜定友将赠书列入善本妥善保存并开放，又于该书目添加按语说：“盛宫保杏荪系本校创始人，今其哲嗣等复克承先志，慨赠大宗书籍，其嘉惠士林之美意，亦将垂诸无穷。”（注：《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第1辑“善本书目”，第6页，1933年。）各校图书馆将这些图书全部对外开放，尽管几遭变迁，大部分图书至今保藏完好，成为几代师生教学科研、陶冶心智的重要文献，部分地实现了盛宣怀当年“裨助学界”的愿望。

综上各节所述，将盛宣怀历年创办或捐助的各类普通学堂以及译书院、图书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列一简表（表2-2）。

表2-2　盛宣怀创办或捐助各类学堂、文化机构一览表

如表2-2所示，从1895年至1912年间，盛宣怀主持创建或支持捐助各类新式普通学堂、文化教育机构共计13所，其中学堂10所，包括主持创建和经办的高等教育性质学堂2所（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支持或捐助的学堂6所（苏州中西学堂、上海三等公学堂、上海神州大学等），在主管部门事务时主持附设的学堂2所（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创办文教机构3所，包括译书机构2所，图书馆1座。

盛宣怀主办或支持捐助的这些教育与文化机构具有以下特点：①设学地点多集中于江南，尤其是上海一地。除天津的北洋大学堂、苏州中西学堂、常州正则两等小学堂等4所外，其余9所均设于上海；②时间集中于1896年前后、1910年前后两个阶段，这是盛宣怀在官商两界地位相对处于高峰时期，权高位重，财力充沛，特别是1896年前后所办教育具有引领风气的作用；③所办学堂属于正规系统的普通教育，多仿照西方通行体制而设，其中高等性质学堂5所，小学堂3所，中学堂1所，女学堂1所，与前期无系统的速成技术教育显然有别；④这些学堂立意为国家社会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并非直接为盛宣怀经营的洋务企业培养专门技术人才。

由是观之，盛宣怀此期教育活动因事业南移，多集中于上海一地，其办学方向已由为自身实业系统培养应用型人才，转向兴办系统的普通教育，为国家社会广泛培养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各级中高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