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和党项羌共同的图腾祖先观念

四、猕猴信仰：吐蕃和党项羌共同的图腾祖先观念

当人们饶有兴趣地体味有关吐蕃猕猴信仰的文字资料时，笔者注意到：其汉文记载最早的时间，是五代后晋开运二年，即945年（张昭远等修成《旧唐书》）；其藏文记载最早的时间，是南宋乾道三年，即1167年（藏文著作《入法门》修成）。

而在早于吐蕃猕猴信仰的两个记载年代的唐朝初期，由魏征（580～643）等人于贞观十年（636）修撰而成的《隋书》卷八十三，就已经有了关于“党项羌……自称猕猴种”的记载。与魏征同时期的李延寿，在其修成的《北史》卷九十六，也有关于“党项羌……自称猕猴种”的记载。李延寿，贞观中任崇贤馆学士，曾受诏参与修撰《隋书》《晋书》等。《南史》《北史》是继承其父李太师的遗志，历时16年，主要靠删“八书”的烦琐史料而修成的。估计成书时间，在贞观年间（627～649）或稍晚。

确凿的事实是，有关党项羌猕猴信仰的记载年代，比之吐蕃猕猴信仰的记载年代，早出了300年！

由此看来，可推有关党项羌猕猴信仰的记载，为中华民族猕猴信仰记载之首。尽管至今并没有什么根据来佐证，党项羌人的猕猴信仰事实上是早于吐蕃人的猕猴信仰的，但《隋书》《北史》有关党项羌人猕猴信仰的记载，其重要意义，仍不容等闲视之。因为有了这种记载，我们才有理由在探究猕猴信仰这一远古民俗的时候，不仅仅关注吐蕃人的先民，同时也要关注党项羌人的先民。而由于对猕猴信仰的探究，我们又自然而然地将被视作不同的“人们共同体”的吐蕃族同党项羌族，联系到了一起。这是一个令人颇感兴趣的学术话题。

从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可知，保留猴图腾文化残余（含图腾名称、图腾神话、图腾禁忌、图腾仪式等）的现代民族有：彝族、白族、傈僳族、纳西族、怒族、哈尼族、珞巴族、壮族、瑶族、景颇族、普米族、布依族、藏族等。而这些现代民族“清一色”地都是从古羌人那里发展演化而来的民族，他们又都是属于中国五大语系之一的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由此可知，这些民族“不约而同”地都有着猴图腾文化，绝非偶然巧合。笔者以为，这是对古羌人所拥有的图腾文化的承续，而这种猴图腾文化，自应产生在极为遥远的古羌人的原始氏族时期。

这里需要解答的问题是：古羌人在原始氏族时期所产生的猴图腾文化，同吐蕃人、党项羌人的猕猴信仰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笔者以为，应是前者派衍出了后者。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在原始时代，某些儿女氏族所选择的图腾，与其母亲氏族的图腾，往往为同一种类的其他动物。如印第安人的龟氏族分化为大龟、小龟等氏族；龟胞族分化为小龟、泥龟、大龟等氏族；火鸡胞族分化为火鸡、雏鸡、鹤等氏族；鄂吉布瓦人的龟氏族分化为泥龟、啮龟和小龟三个氏族。⁽²²⁾由此类推，从猴图腾氏族中分化出一支猕猴图腾氏族，也并非不符合原始氏族图腾的派衍规律。我们虽然尚无法描述这一派衍的具体过程，但可以断然地说：来源于古羌人的吐蕃人和党项羌人，他们的猕猴信仰，归根到底，是来源于古羌人的猴图腾文化的。

探论至此，需要回答的关键性问题是：吐蕃人和党项羌人都具有猕猴信仰，那么，他们最早的先民是否属于同一支猕猴图腾氏族呢？

笔者的看法是，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因为吐蕃人和党项羌人的猕猴信仰，就其实质来看，均为图腾祖先观念，是对于自己图腾祖先的崇拜。他们的先民自认为都是猕猴的后裔。而“图腾祖先观念不是别的，而是群体统一的情感、群体起源的共同性及其传统的继承性在神话中的表现”⁽²³⁾。试想，如果吐蕃人和党项羌人，他们的先民并不具有“群体统一的情感、群体起源的共同性及其传统的继承性”，那么，他们共同的猕猴图腾信仰，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所谓“群体”，即指氏族，包括父母氏族与儿女氏族。吐蕃人和党项羌人最早的先民，只有曾共属于一支由猴图腾氏族（父母氏族）分化而成的猕猴图腾氏族（儿女氏族），才有可能将猕猴信仰传递于后来的吐蕃人和党项羌人。从氏族图腾本身的特点看，每个氏族通常只有一个图腾，而同一氏族图腾者皆为亲属，认为同出于一个图腾祖先。社会流行的俗语有“五百年前共一家”的说法，人们以为“五百年”已是很久远了。但若套用此语，说明吐蕃人和党项羌人的先民共一氏族的情形，则需改为“五千年前共一家”。

所谓“五千年前”，指的是中华民族远古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时期，即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各民族共同体孕育、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大量的父系图腾传承，似应发生在这一时期。吐蕃人和党项羌人的先民，至迟应在这一时期（或许更早些），已具有共同的猕猴图腾信仰了。

回顾人类发展史，在原始群末期，由于社会生活的某种需要，原始群分化的过程便已开始了，出现了由同一部落分解而成的原始氏族，即“两合组织”半部族，或者是更多的分族。半部族和分族内，往往包含几个氏族。后来，氏族又继续分化，出现了包含若干亚氏族在内的众多胞族。氏族的图腾，也为其众多胞族和若干亚氏族所继承下去。结合这样的人类血统关系衍化的历史过程，估计来源极为复杂的吐蕃人和来源同样极为复杂的党项羌人，在它们的先民中，有可能各有一部分人共同来源于同一部落的原始氏族或者胞族，这一部分人自然都以原氏族的图腾作为自己的图腾。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笼统的推测，尚无法加以切实的证明。

学者们普遍认为，吐蕃人和党项羌人的猕猴图腾信仰，都是从古羌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可笔者以为，吐蕃人和党项羌人并不是同别的一些民族的先民那样，一般地继承了古羌人的猕猴图腾信仰；而是由于在吐蕃人和党项羌人的先民们之间，存在着极为特殊的血缘关系，才注定了它们共同的猕猴图腾信仰。如前所述，在藏文史籍中，确有对于吐蕃人和党项羌人之间的极为久远又极为密切的关系的记载。“党项”一词，就是来自吐蕃语的。明白了这一层历史关系，对理解吐蕃人和党项羌人的猕猴图腾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值得重视的是，在西夏文著作里，也有与藏文著作互相关联的记载。如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的西夏文《大诗》，在描写世界的创造者时，有一段玄奥又风趣的内容：

白鹤天匠旋自变，
天穹下白色的仙鹤董是阴沉的，是蠢笨的，
普天之下黑头比野兽更加蠢笨。
陆地上是肥胖的红脸膛的猴子奥，
在陆地上是比狗熊还蠢笨的红脸膛猴子。⁽²⁴⁾

党项羌人常以“黑头”“红脸”作为对自己祖先的称谓。西夏文辞书《文海》释曰：“黑头之父，先人名是也。”（33·251）“赤面（红脸）祖宗，此者前朝根本之谓。”（84·151）

耐人寻味的是，党项羌人在这首《大诗》中，将自己的祖先与吐蕃人的四大原始氏族之一的“董”氏部落，以神话传说为彩色纽带，巧妙地联系了起来。克卡诺夫说：“仙鹤的名字‘董’（假定这是个名字）使人联想到藏语作品中提到的‘董弭药’，而很多研究人员认为，这就是党项，也就是唐古特人。‘肥胖的红脸膛的猴子奥’，正符合藏族人民来自猴王和女魔的藏族传说”⁽²⁵⁾。

克卡诺夫的看法是富有启发性的。在《大诗》的这段描述中，的确包含着一段令人莫名其妙的民族起源史。这大概是永远难以猜透的谜。但人类终究是聪明的。当缺乏支撑早已流失的某种文化的时间大厦的构件时，众多的目光便追寻“柏拉图的方向”，“且让我们暂时闭起眼睛不看科学的公式，以便能让我们听得见神话的言语”，抓住“神话提供的线索”，力求“用神话来解决问题”。⁽²⁶⁾正是沿着“柏拉图的方向”，我们闭起眼睛，谛听到了神话中的这段历史：所谓“白色的仙鹤董”，是由吐蕃四大原始氏族之一的“董”氏，幻化而成的艺术形象；所谓“普天之下黑头”，是指人丁兴旺的党项羌人；所谓“红脸膛的猴子”，则不仅如克卡诺夫所说，是指“藏族人民”（笔者按：此处以称作“吐蕃人的先民”为妥），更应当是指党项羌族的先民。是的，既然承认这一神话是讲述党项羌民族的史迹，那么“白色的仙鹤”与“红脸膛猴子”，自然都是作为党项羌先民的意象，才出现于此神话之中的。而作为神话创造者的智慧与情感在某种特定瞬间的凝结物，这意象的“仙鹤”与“猴子”，它们要向人们所极力表白的，也正是党项羌人的诞生与发展之历史事件。

聂历山在《西夏文字与西夏文献》一文⁽²⁷⁾中，刊布了一首党项羌族民歌（笔者译其题目为《祖先颂歌》）。歌中唱道：

黑头石城漠水旁，
红脸祖坟白河上，
高弭药国在彼方。

显然，这是对西夏人祖先的追忆。民歌中提到了先祖“剌都”（又译作“啰都”）及其妻子“西羌姑娘”（“西羌”指吐蕃先民），他俩共生七子。

母亲阿妈起族源，
银白肚子金乳房，
取姓嵬名俊裔传。
繁裔崛出“弭瑟逢”，
出生就有两颗牙，
长大簇立十次功，
七骑护送当国王。

这深情地道出了党项羌人与吐蕃人之间，存有血缘亲属关系。据克卡诺夫研究假设：啰都（即“剌都”）所娶的“西羌姑娘（吐蕃先民）”，是阿巴奶奶；所生七子，均可一一找出名字，他们不仅同香象、老虎等猛兽有过搏斗，还参加过同吐蕃人、汉人之间的战争；而弭塞辖（即“弥瑟逢”）则是西夏王朝奠基人、太祖李继迁的象征。

对照以上藏文和西夏文的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吐蕃人和党项羌人都自认是“红脸膛猴子”的后裔，这分明喻示着吐蕃人和党项羌人是来源于同祖同宗的。而在事实上，早期的吐蕃人和党项羌人，原本也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先民们曾友好相处，打成一片，有些成员还长时间地生存于共同的部落群体中。可以说，在吐蕃族的极为复杂的族源结构中，党项羌族先民应是其重要的成分之一。

【注释】

(1)参见石泰安著，耿升译《西藏的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2)参见《李安宅藏学文论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

(3)参见石泰安著，耿升译《西藏的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20页。

(4)参见《李安宅藏学文论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5)李安宅认为有三大西藏文化区，即：西藏、西康、安多。参见《李安宅藏学文论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

(6)《布顿佛教史》，藏文木刻版，第118页。转引自安应民《吐蕃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7)参见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8)参见周伟州《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4页。

(9)参见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10)《红史》，陈庆英、周润年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11)《贤者喜宴》，黄灏译文，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12)参见郑汕主编的《西藏发展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3)参见张青松《青藏地区上新世古地理和高原隆起》，科学出版社，1982年。

(14)转引自：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页。

(15)参见马学良主编的《藏族文学史》上，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17)葛维汉《华西协和大学古博物馆的石器》，载四川省文管会1983年编印的《四川石器时代译文资料》。

(18)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载《文物》1985年第9期。

(19)参见《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8页。

(20)参见吴梓材《古粟考》，载《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21)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第9期）和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22)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7～98页、第162页。

(23)C.A.托卡列夫《宗教的早期形式及其发展》，莫斯科出版社，1964年版，第68页。

(24)《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5)《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6)汤因比《历史研究》上·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第83页。

(27)原载《西夏语文学》卷一，莫斯科出版社，1960年。汉译参见：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