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亚洲观
追随J.S.穆勒的生涯十余年从事活动的，是K.马克思。两人是同时代的人物。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基本找到了世界共同的历史发展规律，并认为可以确立这个规律。同时他也认为应该承认亚洲的地理和历史的特殊性。战后，发现了马克思的题为《先行于资本制生产的诸形态》的遗稿。它与论述世界史基本规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文是同一时期，推测为1858年左右所写。这里面写了很微妙的东西。自原始共有制后发展起来的社会，有三种形态，即日耳曼形态、古代形态和亚洲形态。既承认亚洲社会特殊性，又要在地理平行发展中，巧妙地结合阶段性发展。关于亚洲社会的特质问题，马克思也难以明确界定，这些问题后来作为一种“亚洲的生产方式”而展开论争。
马克思后期有一封《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他指出:发展阶段学说只适用于欧洲，以俄罗斯农村共同体为例，有跨越资本制生产发展的可能性。这个想法作为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预言得到很高的评价。对此，笔者毫无异议。如果有机会，笔者想将瑞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与此关联做一对比，谈谈个人的观点。总之，当时马克思在世界史的基本规律的发展阶段说和地域特质之间，做了各种摸索。
然而，马克思所思考的亚洲，尽管后期成为中国和印度为对象的亚洲，但开始并不是如此。看一看《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就知道他们所说的亚洲是土耳其斯坦和蒙古，而且殖民地国家也不是中国和印度，是指爱尔兰。一般对欧洲人来说，亚洲是指中亚到蒙古一带。这是一种传统意识，来自于受到蒙古族侵略的缘故，尤其是俄国更为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认为亚洲的特殊性和停滞性在于亚洲干燥的特有地形，因此需要有灌溉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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