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化的亚洲价值观核心体系

我们认为，东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体系是最紧密、最直接关系到东方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自从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人物的现代化理论出现以后，大多数有关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论著，都不能绕开或回避东方价值观念问题。我们虽然不一定完全同意“‘价值’几乎就是传统文化的代名词”^[8]这类说法，但我们认为，价值或价值观念体系确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与现代化发生关联时。在时下流行的话语方式中，东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通常被表述为“亚洲价值观”。

那么，亚洲价值观究竟有什么内容和特点呢？

在谈到一种共同性或整体性的亚洲价值观时，我们必须预先考虑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亚洲有许多国家，国与国之间的历史条件及文化传统毕竟有所不同，各国之间的一些具体的价值观念势必有一些差异，因此要充分认识到亚洲内部价值观念的差异性。

其二，亚洲价值观与非亚洲价值观之间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但其中也有一些共通之处。^[9]不能忽视亚洲与非亚洲世界在价值观念上的共同性，而且，随着21世纪现代化进程在全球的推进，由于东西方更为广泛地交往和相互渗透、相互改造、相互影响，这种共同性也许会越来越多。^[10]

其三，任何地域的价值观念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亚洲也不例外。有些价值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上一个世纪或上一代人非常看重的价值观念，也许下一个世纪或下一代人不认为那么重要，甚至将之抛弃，尤其是在现代化社会的剧烈转型期。因此，要仔细估量价值观念的变异性。

在承认上述三种情况的前提下，我们认为，亚洲价值观在整体上仍然有自己共同的特点。这些共同的价值观是亚洲人民千百年来在相近的地理环境中、在相同的文化圈内，通过多方面交往而逐步形成的。^[11]它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有的甚至已深入集体无意识层面。正是这些共同性特点，把亚洲人与非亚洲人（主要是西方人）的价值观区别开来^[12]，进而深刻影响东方现代化的发展与面貌。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现在来列举亚洲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这种列举当然只能以极其简略而概括的方式来表达，而且大多是综合人们的一些共识。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注重和谐、秩序，信奉天人合一，不崇尚征服自然，而倾向于顺其自然。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视社会稳定，政治价值优先，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对国家和集体的无私奉献精神，肯定对国家和社会的报恩或献身意识，肯定上下级的忠诚关系，遵守纪律，官本位，官民一体化，习惯于“人治”，办事讲“关系”。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突出个人，以家庭为本位，稳定家庭生活，家庭有照顾好成员的职责，重视教育，望子成龙，持以储蓄、勤俭为核心的理财态度，坚守以孝道为中心的家族主义，个人利益服从家族或组织利益，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等等。

如果把这些价值观用一些中心词语再进一步提炼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十二个词：

和谐、和睦、稳定、忠诚、孝道、守纪

服从、关系、储蓄、教子、勤俭、实用

这十二个词大体上能代表亚洲价值观最核心的内容。它们所蕴含的深厚的历史感，凝结着东方文化某些深层次的特质，并且在亚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或隐或显的持久的多方面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主要是东亚）经济的突飞猛进，韦伯理论和其他有关理论，成为人们从传统伦理的价值角度来解释东亚现代化何以成功的有效途径，海内外学者对此做了长期、大量的研究，相关文献相当丰富^[13]。人们从东亚经济崛起的新经验中，看到了东亚现代化中传统文化因素所起的种种作用。所谓东亚传统文化因素，主要是指儒家伦理。于是，问题就转化为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涵的东方文化传统是否有助于东亚的现代化。这里，我们仅从枟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枠（罗荣渠，1993）一书的援引中概述几种有代表性的理论或观点，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亚洲视角提供一个学术背景。

“大过渡理论”的创始人赫尔曼·康恩（Herman Kahn）认为，东亚社会有一些共同的儒家伦理，如：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不突出个人或个人利益，等等。这些现代儒家伦理不同于西方早期的新教伦理所提倡的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等，这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组织都大有裨益。这种“新儒教文化”比西方的新教伦理更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L.柏格（Peter L.Berger）认为，中国士大夫儒学思想是有害于现代化的，但没有读过儒家经典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伦理，如对现实世界的积极进取态度、实用主义、守纪律与自我修养、勤俭、稳定的家庭生活等，则是一种世俗的儒教，或曰“后儒教伦理”，东亚的经济活力就蕴藏在这种儒教伦理之中。柏格因此提出两种现代化的观点，一种是西方式现代化，另一种是东方式现代化，后者也称为“儒教资本主义”。

有人又针对“儒教资本主义”命题，将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分为两组：一组属于官僚或权力阶级，即精英价值系统，其特点是利他，重道德操守而轻实利，重视精神报酬；一组属于平民价值系统，其特点是利己（以家庭为单元），重实际利益，追求物质上而不是精神上的满足。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奇迹反映出后者对前者的吞食。^[14]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和行为科学进行研究后认为，儒家思想中蕴涵着许多“实践理性”的东西，但儒家思想通过科举制度与官僚体系结合以后，传统中国文化最明显的特质变成了强调维持系统整合的价值，而不重视目标达成的价值。儒教文化是一种世俗性文化而不是宗教文化，因此它重视教化而不是传教。有学者对台湾“人治式”的家庭企业做过实证研究，发现这类传统企业在儒家式的人际关系交往中成功地引入现代西方的“形式理性”（规章制度）来约束员工行为，使勤奋劳动的工作伦理得以充分发挥，使家族企业从“人治”走向“法治”。

儒家伦理在韩国、新加坡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现代化中所发挥的影响作用，也得到专家们的充分评估，这里我们不再一一引述。^[15]

东亚崛起的现代化经验所昭示的意义是丰富的，它不仅挑战了韦伯有关儒家理性或价值观不利于落后国家现代化启动的权威看法，唤起了人们重新评估儒家伦理在东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启发了人们站在亚洲（东方），而不是欧洲（西方）的立场看问题，对亚洲的价值观进行符合经验事实的梳理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