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加入建设者同盟的介绍

五、加入建设者同盟

在早稻田大学与彭湃同专业同年级且同时毕业的留学生李春涛，于1923年11月，写了一篇题为《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的文章。这是一篇由回忆、记录、论述等组成的长文，翌年1月，在中国大学校刊《晨光》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全文收录在前述的《彭湃研究史料》。李春涛在早稻田的学生名单里也有记载，而且作为彭湃的好友，此后也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关于回忆的部分内容与日本的文献也相吻合，显得十分珍贵。下面是关于他在早稻田读书时代的部分引用，虽稍显冗长，但对于了解其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彭湃当1917年初到东京留学时，还是一位褊狭的爱国主义者。他眼见日本褊狭的爱国狂，亦就以为生做中国人的唯一责任就是救国，当头的急务是排日。他自有了这种见解，一直到1918年末，完全是一位热烈的排日人物。东京警署内排日派的中国留学生“黑表”上，遂有了彭湃的姓名。然而不久，他竟信仰了基督教，主张博爱。据彭湃自己说:“有一日，正是因军事协约问题要往神田中国青年会开会的那一日，湃拿来了几件重要文件，也要赴会。刚在早稻田电车终点候车，忽来了一个日本‘刑事’，要夺湃所带文件。湃与之争。正在相持。忽地从人丛中走出来一个雄赳赳的日本中学生，竟帮同‘刑事’，反剪了湃双手，拥湃到警察岗亭。路上，湃问学生:‘你何以不讲法律?须知你是不是警察!’不意那学生却反问湃道:‘你是不是支那人!’”彭湃当时忽有所悟。暗想:“无错!爱国的极致，自然要排斥他国!我断不能向日本人说公理!因为彼我都是爱国。彭湃自那日起，便渐自勉为一超级国家主义者了。”及至1919年以后，日本社会主义思想渐次普遍发达，彭湃思想有大受影响。且鉴于向所信仰的基督教之不彻底，及基督教之堕落，遂翻然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与一二友人同入早大学生所组织之建设者同盟，研究劳动运动诸派别及其学说;且单独加入同情会，常助劳动者推挽重载上坂。至是，彭湃遂始渐成为一个广义的社会主义者。

李春涛在文章中继续写道:“后来，建设者同盟改组为晓民会;会中人物，如高津正道等，皆在从事实际运动。彭湃数与往来，因与大杉荣、堺利彦、近藤荣藏等相识。1921年11月，日人堺利彦、韩人权无为等在东京发起组织‘Cosmo Club’。彭湃与二三友人，因与堺、权相识，遂首先加入。一月之后，加入此团体者，有日本的(如新人会、晓民会等思想团体及大杉荣等社会运动实行家)，韩国、台湾、俄国(如爱罗先珂^[1])，印度、南洋群岛，及欧美诸国人士。某夜，会与某所。适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来会，为日本警察所探知。散会时，门外遍布‘刑事’，逐人尾随，卒被问得姓名住址国籍。嗣后，遂时有‘刑事’追随彭湃。彭湃姓名，亦遂列入淀桥警署内社会主义者‘黑表’上，为八百注意人物中之一分子。自是以后，至1921年归国止，彭湃始终是日本警察眼中一个注意人物。”［11］

这篇文章中包括了俄罗斯盲人诗人爱罗先珂等各种有趣的人物和事。譬如，彭湃是否在李春涛常去的新宿“中村屋”附近见到鲁迅在北京结识的爱罗先珂，现在无法证实。这些留给尔后的研究来读解。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彭湃直接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机缘是“建设者同盟”。大家都知道，“建设者同盟”是与东京帝国大学的“新人会”一同组建了后来的日本社会运动的摇篮的学生组织。有关这一点，建设者同盟史刊行委员会著的《早稻田大学·建设者同盟的历史——大正时期的民众运动》(日本社会党中央本部机关报局，1979年)做了重要记载，详细收录了当时的回忆。该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作为‘早稻田精神’的象征，大隈重信受到学生的崇拜。在大学的典礼仪式上，大隈头戴没有帽檐的菱形帽，身着绯色法衣正装出现在学生面前，不停地演讲具有早稻田传统的‘学术独立’和‘研究自由’的精神，使得学生们陶醉了。据悉建设者同盟的创始人和田岩，中学成绩优秀，本应进官立学校学习，一时接触到大隈的雄辩大略，很快为之而倾倒，并说服了父亲，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该书第57页)

“建设者同盟”吸收了早稻田大学雄辩会的多数成员，秉承其传统，开始成为学习社会主义思想的小组。然而，很多的成员参加了实践运动，并且在实践中不久分为共产党、社会党、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党派。“建设者同盟”可以说是此前发挥了大正末期无秩序状况的特点的一个组织。彭湃接触了这些，并受其影响。

“建设者同盟”的参加者们与此前的“社会主义者”截然不同，“他们作为学生，讴歌生活，轻松地行使属于自己身份的特权”(该书第40页)，而且处于“社会运动”的一种状态中。1921年8月，他们计划在早稻田大学讲堂召开“夏季讲习会”。讲习会演讲成员，有不少是早稻田教员，除了同盟顾问的北泽新次郎，可以看到大山郁夫、片上伸、佐野学、岛村民藏(剧作家，时任早大讲师)、本间久雄、帆足理一郎、吉江乔松(孤雁)、矢口达等人的名字。“建设者同盟”为了与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成立的“新人会”较量，翌年直接继承了早稻田结成的“民人同盟”组织，可以说是它在大正时期“民众运动”中诞生的。它与“新人会”最大不同点是它给予了日本农民运动莫大的影响。三宅正一在前述的《建设者同盟的历史》卷首的《刊行寄语》中写道:“极为显著的是，因新人会主要参加了工人运动，故我们建设者同盟就参加到农民运动中去，带着早稻田的校风，以‘到民众中去’作为口号，结合实际运动展开活动显得极为突出。”该书中还增写了“彭湃等留学生加盟”的章节，谈了稻村隆一、户叶武、武内五郎的回忆，后面还写了“不知道彭湃在建设者同盟里有什么收获。1921年7月毕业后(专业学系政治经济专业)，带回中国的思想或许多少没走出人道主义”(该书第124页)。

然而，彭湃加入这个“建设者同盟”，接触到“社会主义”一些方面是事实，如该书所认同的，在后来的中国革命运动中，绽开了异样的花朵。

中国的运动在追求“五四”运动后的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中不断发展，后来，在与日本不同的艰苦条件下有了别样的展开。可是，当初加入运动的青年们有一种与日本和中国相同的心情。我们从毛泽东、周恩来等知识青年站在革命前列的过程可以看到这一点。运动的初期，彭湃无疑正处在日本和中国的交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