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走出去：核心话语权争夺战已经打响

学术出版走出去：核心话语权争夺战已经打响^[1]

在前不久的第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爱思唯尔出版集团正式签署协议，一次性输出“大飞机出版工程”5种精品学术专著的英文版版权。

出席仪式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用“期待已久的重要出版项目”来形容该出版工程，对协议的签订更是兴奋不已，他说：“只有凭实力，文化的力量才能走向世界。这个项目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2012年年初，新闻出版总署发布2012年“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旨在加快推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步伐，提升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作为新闻出版业的重头戏——学术出版该如何落实和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

受访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　韩建民

采访者：《中国科学报》记者　李芸

《中国科学报》：记得前几年的书博会，版权输出图书的主题大多是中国功夫、剪纸艺术、传统美食等，今年学术出版输出有较大突破，你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韩建民：图书是思想的载体，是传播文化、扩大影响的重要平台。中国功夫、美食、书法等，当然是中国文化，但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我们必须要在学术出版走出去方面，大有作为。

学术出版走出去事关核心话语权的竞争，能极大地增强中国的竞争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我常想，中国的师生到全球去访学，发现国外学生正在阅读中国出版的著作和教材，那是一件多么值得自豪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主客观条件也日趋成熟。能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我们的学术有了走出去的实力，已经不是单向引进、学习的阶段了，我们有一流的学术著作和教材，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大学、知识分子，他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学术，与我们互通有无。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像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施普林格、爱思唯尔、剑桥、德古意特、圣智等世界知名学术出版机构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学术出版走出去方面打通了健全的渠道。

《中国科学报》：但在中国一直以来学术图书销量相对较少，经济效益相对较低，一些出版社对学术出版并不热衷，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韩建民：应该看到，中国学术出版的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中国的学术出版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确走过了一段比较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的出书难，出学术书更难，到20世纪90年代的补贴出版、自费出版，再到21世纪以来的鼓励原创、有限扶持，直到国家出版基金2009年设立，积极鼓励和扶持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对学科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原创性学术精品出版物，学术出版才真正显露出高品质、原创性、成规模、规范化等诸多特点。

国家出版基金与以往各种基金、补贴项目相比，质量、进度要求较高，扶持、补贴力度也大得多，原本难以赢利的学术图书，也能够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品牌效应很快显现，行业知名度空前提高，促进了小众市场的刚性销售。学术著作一般定价较高，有着比较稳定的读者群体的刚性购买需求，加之可与数字出版、版权贸易嫁接，所以赢利能力获得了逐步的提升。这是中国学术出版难能可贵的现象，为中国学术出版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我对学术出版的前景有更好的期待。

《中国科学报》：学术出版的前景值得期待，你对学术出版走出去是不是也同样乐观呢？

韩建民：我对学术出版走出去前景的乐观和自信，来源于我们的诸多走出去项目。如我社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联合出版的“中国工程技术专著系列”，目前已签约近20种学术专著，作者囊括“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等权威专家，有些专著荣获上海市优秀输出版权图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我社国家“十二五”规划图书，由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教授总主编的“光物理研究前沿丛书”，其中文版还在撰写阶段，就将英文版全8种版权授给了德古意特出版社。再如，我社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的《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英文版，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就东京审判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在全球声誉卓著的主流学术出版社，集中发出代表中国的声音。

当然，高端学术成果走出去也面临一些困难。一是客观来说中国的学术在很多领域还没有做到世界一流水平，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并不多；二是能直接用英文写作的学者还是少数，这与思维方式、语言习惯都有关系；三是出版周期较长，出版成本较高，大概是国内出版同类书的两到三倍。

《中国科学报》：您提到学术出版要走出去必须先练好内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长期致力于学术出版，承担了很多重大学术出版项目，同时也是走出去方面的一支主力军。请你谈谈出版社在学术输出上修炼内功的感想？

韩建民：一流的学术出版首先需要一流的学术研究的有力支撑。同样的学科、同一个问题，全世界学者都站在前沿进行研究，如果国内学者的成果高人一筹、早人一步，显然更值得输出，影响也更大。去年我社的《盲信号处理》、《基于质量的互联网内容传输技术》和《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英文版学术专著成功出版，漂洋过海，首先是胜在学术成果过硬上。

另一方面，出版社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出版社要考虑自身角色的变迁。我认为出版社应该从过去单向服务于教学科研，向引导学术品牌、促进科研融合、规范学科建设转变。如我社正在实施的“能源与环境出版工程”即是由出版社策划、调动若干学科骨干参与的重点出版项目，该项目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翁史烈院士感慨地说：“交大几个学院、数百学者作了30年的能源与环境研究，基本都是各自为战，直到出版社策划了‘能源与环境出版工程’，交大才有了一次总结和表达的机会。”这足以说明学术出版的角色与作用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个有学术追求的出版社从来不会只局限于一个国家，她必定是全球的。中国的学术类出版社肩负着国际化的历史使命，理应加快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增强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注释】

[1]本文原载2012年9月14日《中国科学报》，作者李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