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二、如何解读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从现象上看，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似乎已经“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仅仅从现象进行简单描述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用另外一种视角来分析，以审视这一现象是否完全真实，或是大部分真实，或是对之存在误读。为此需要对“难”的前提加以说明，即了解“难”的衡量标准究竟是什么？其背后是否存在理解上的误区？如果对“就业难”的理解和看法基本正确、具有科学依据，那它又会引发一些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如何对待当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时下，有关大学生“就业难”的研究结论多是从就业率这一指标得出的。关于就业率的计算方法，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用2002年教育部直属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计算公式来进行计算的，即：

就业率=（毕业生总人数－截止统计时未就业的学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1]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生的就业率基本上是用“签约率”来进行统计的。到2004年，教育部对这一计算方式作了修正，将“签约率”和学生离校时提供的就业意向甚至继续求学者计算在内。如果按劳动经济学的计算方法，继续求学者不能计算在就业人口之中。

目前，国内专业高校毕业生调研机构的第三方麦可思公司，将大学生就业率的计算公式设定为：

就业率=（实际就业人数）／(毕业生总数－国内外在读研究生的人数) ^[12]

曾湘泉教授则认为，大学生就业统计指标需要区分统计初次安排率和就业率。

安排率= (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读研人数+出国人数)/大学毕业生总数

就业率= 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大学毕业生总数－读研人数－出国人数) ^[13]

其中，安排率指标包括灵活就业者的就业率，就业率则不包括灵活就业者，两者共用，可以相互补充，使就业率的统计更为真实。之所以提出初次就业率，原因在于：由于搜寻时段的延长和就业者意愿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学生刚刚毕业时提供的就业情况和学校掌握的情况，均不能很准确地反映就业率的问题。目前公认的就业率一般以半年为限。为此，今天我们从很多资料中寻找的数据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学生刚毕业时的数据，另一种是学生毕业半年后的数据。2008年官方公布的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65%，由麦可思研究院公布的2008届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就业率为85.6% ^[14]，上升了近21%；2009年官方公布的初次就业率为68%，麦可思研究院公布的2009届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就业率为86.6%；2010年官方公布的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2.2%，由麦可思研究院公布的毕业半年后的2010届的大学生的就业率为89.6%。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他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时限比我国的时限长得多，统计的指标也比我们的丰富，如美国、加拿大等对毕业生就业率、薪资水平、就业满意度等都进行长达三年的追踪。在我国，有学者统计：2007年、2008年与2009年美国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分别为50%、30%与20%。而我国的初次就业率则分别为71.8%、65%与68%，均高于美国。2001年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大学生毕业后4年内的就业率分别为86%、85%、88%与89%，而我国2008年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85.6%，从这一数字上比较，中国大学生就业率基本与美国持平。^[15]从绝对值看，这一数据与“统包分配”时的就业率相比，是低了很多，纵向比较的结果，基本可以得出就业“难”的结论；但从横向比较看，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的基数也很大，加之逐年累计之和后，这个数字的相对值就更大了。

另外，一些高校为了评估过关，出现就业率被注水的现象，但这一令舆论哗然、政府窘迫的现象仍不时被曝光，由此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些机构所公布的高就业率可能存在的偏差，一些学生戏称“自己还在穿梭于面试的路上，但在学校的单子上，我们已经‘被就业’了”。这是造成今天人们感知到的：一方面，一些官方机构或学校公布了较高的就业率，另一方面身边还有不少为寻找工作而奔忙的身影，或干脆“宅”在家里待就业，或等待深造的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我们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应该理性地去看待。虽然从总体上看，近些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远不如“统招统分”时代的就业率，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迫使一些中小型企业，甚至包括少数大中型企业裁员、缩编，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以及下岗职工再就业等因素均加剧了社会就业的竞争压力，进而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客观存在，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但在这一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也存在很多值得关注的层面，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大学生就业存在地区差异。一线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大学生的就业率较高，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结论：“2008届本科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10位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天津、成都、南京、济南、苏州；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10位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苏州、杭州、成都、郑州、青岛。浙江省的2008届‘211’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能力指数全国第一，上海在非‘211’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指数上继续领跑全国。”^[16]一年后，麦可思研究院对2009届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调查结果与前一年基本一致，“泛长江三角区经济体包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88.7%，属最高值，泛东北地区的就业率只有79.5%，为最低值”^[17]。在2011年的《就业蓝皮书》中却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即2007届毕业时在“北上广”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有22.2%的人三年后离开了“北上广”，去往其他地区就业。其中，本科毕业生这一比例为17.1%，高职高专毕业生为27.3%。^[18]这一变化，主要源于“北上广”地区这几年房价上涨速度较快和薪资水平增幅并不大等原因。仅2010届的学生，集中在泛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包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占26.0%；泛渤海湾区域的（包括北京、天津、山东、河北、内蒙古、山西）占24.5%；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占23%。^[19]

其次，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差距。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差异在于国家投入不一样，不仅包括财政和基础建设的投入，也包括师资的配备、学科建设条件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结果，所培养的学生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结果显示：2007届毕业半年后，“211”院校的就业率是94%，非“211”院校为90%；2008届“211”院校就业率是87%，非“211”就业率为84%；2009届“211”院校的就业率是91.2%，非“211”院校就业率为87.4%。2010届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1.2%，比2009届（88.0%）上升了3.2个百分点；高职高专院校2010届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88.1%）比2009届（85.2%）上升了2.9个百分点。^[20]民办院校的就业率是最低的。

再次，大学生就业内部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性差异，致使大学生劳动力市场内部存在分割现象，也存在因专业、社会需求量变化而使就业出现不均衡的现象。即便在就业最不景气的2008年，也有一些专业大类和一些具体的专业就业情况比较好。从2011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来看，这一情况至今依然存在：2010届毕业半年后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专业门类是工学（93.3%），最低的是法学（86.7%）；高职高专就业率最高的是材料与能源大类（92.9%），最低是法律大类（79.1%）。本科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类是能源动力类（95.9%），最低的为中医学类（83.9%）；高职高专就业率最高的专业是建筑设备类（93.8%），最低为临床医学类（70.6%）。^[21]在总体就业形势“难”的情况下，还存在因毕业生个人能力、就业心态、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人为性“难题”。

可见，虽然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在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一定要分区域、分层次、分专业去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只有这样，所探寻的解决之路才能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