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面临的难题

二、如何解决面临的难题

本部分从技术操作层面来介绍中国大部分媒体记者是怎么处理在深度报道中所面对的难题的。

1.注意证据的收集，避免新闻侵权纠纷

深度报道由于涉及被报道者的切身利益，因此有些被报道者总是千方百计想否认被批评的事实，并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告媒体和记者侵犯名誉权。采写深度报道，必须有被诉的思想准备，并做好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准备。同时在新闻实践中，经常发生批评性稿件尚未发稿，记者、编导特别是有关领导便会面对各种“说情”的现象。为慎重起见，各级领导在审查批评性稿件时，对证据材料不足的稿件也往往不会同意刊发。因此，为了排除发稿的阻力，也有必要收集和保存证据，使有关领导在核发稿件时有充分理由认为材料翔实，发稿依据充分。可以采用如下方法和技巧收集与保存证据。

（1）利用电子设备收集证据。

在采访过程中，充分利用电子设备收集证据，录音、录像、照相等材料（细小物证及书面材料应特写摄录），可以真实反映当时的客观事实，是新闻内容客观真实的有力证据。但是，利用电子设备收集证据，应注意其合法性，不得使用国家规定禁止使用的电子设备（如间谍设备），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2）收集书面材料。

书面材料是最便于收集和保管的证据，故在采访过程中应充分收集书面材料。收集书面材料应注明其来源，并尽可能收集原件，如是复制件，收集时应与原件核对无误，并由提供单位加盖公章，这也是将新闻来源落到实处的具体要求。

（3）被采访人签字和单位盖章。

在采访记录或写成的稿件上请被采访对象签名或有关单位盖上公章证明属实，也可作为证据^[20]。

（4）摘要记录难以收集的书面材料。

在书面材料拥有人同意出示但不愿意提供或复印，也不同意特写摄录的情况下，应记录书面材料的主要内容以及书面材料的拥有人和地址、联系电话等方便今后联系的资料；如果是文件，应同时记录其文件号、发文单位、保存单位等，这样可以作为证据线索，便于今后一旦需要可以此为依据较快找到该书面材料。

（5）记录在场人的联系资料。

记录在场人的姓名、身份、地址、联系电话等资料，便于今后一旦需要可以较快找到这些在场人，作为自己的证人^[21]。

2.把握有限深度原则

有限深度原则是记者在进行深度报道采访写作以及编播中必须予以注意的，它要求记者具备以下两方面的素质。

（1）明了记者认知的主观性、有限性。

对于记者而言，绝对客观不可能做到。事实（客体）是客观的，但你只要一进入“采写新闻”的过程——报道，主观就会发生作用，换句话说，报道“主体”开始影响“客体”。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人类所观察到的任何客观世界，都是主体“干扰”下的客观，因而有“测不准原理”。记者不能武断偏执，自以为是，要对自己的判断保持反思、警惕。同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很多情况下，记者的个人能力不足以主导新闻报道的发布与传播，记者应该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做好力所能及的方面，记者很难包打天下，也不是慈善机构，记者的责任就是报道事实的真相，至于报道的公共事件如何解决，应该由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去处理。记者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国家机关发言立论。

（2）学会有限表达。

有限表达是对新闻事实复杂内幕的理性把握。新闻事件的内幕可能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记者和编辑必须考虑到几个问题：第一，媒体生存。媒体身处于社会与市场这两个层面，经济竞争与政治管制是关系媒体生存的两个具体问题。第二，个人安全。小心黑恶势力打击报复，避免不恰当触及敏感地带造成终生职业“禁赛”。第三，社会心理承受力。要考虑到民众对于某些超越文化背景或者反主流舆论的新闻事实的难以接受。记者要做到“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而知以何种思想为最为有力而无病，而后以全力鼓吹之”^[22]。

以媒体内部人员的操作经验为例。《人民日报》群工部一位主任在谈及舆论监督时指出：把握时机很重要，我们所强调的舆论监督很重要的是重在结果，而这个重在结果与力度、与频率、与时机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说有些报道实际上做得很好，但是发表的时机如果选择不好的话，可能不能达到预期的影响，如果一个舆论监督的稿件做得比较好，发表的时机把握得也好，它的效果就会更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媒体要立足全局，把热点问题选准选好。哪些问题要突出报道，哪些问题暂不宜报道，哪些问题要大声疾呼，哪些问题则淡化处理，哪些问题要“加热”，哪些问题要“降温”，都要从纵览全局的高度去正确把握^[23]。

在电视媒体深度报道领域，《焦点访谈》是一面旗帜，我们可以从它的例子中获得启发。《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24]

做出媒介力所能及的介入，把目光集中投入到体制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涉及体制外带有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一般不要介入。

3.寻求有力支援

如果所处媒介地位不足以有报道某事的能力，寻求高一级媒体。如身处于某一省级或者市级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因为当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不能对某些问题进行曝光或揭露，作为记者决不能盲目冲动发稿，鲁迅有言：“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地韧性地战斗。”可采取异地发稿的方式，联系异地的同行来进行报道；也可以联系中央一级的广播电视媒体或平面媒体，通过他们的介入与支持来解决问题报道；如果中央一级媒体在体制内也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决不勉强。

4.话语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偏位

意识形态与语言符号是一对孪生兄弟，两者成为相互建构的对象。深度报道的言语偏向将会影响意识形态的走向。

新闻报道必须承担起强化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责任。王韬有论：“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取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深度报道作为一种宣传舆论的手段，可以全方位报道积极重大事件。如关于“神舟五号”成功飞天的报道，就应融解释性报道与预测性报道为一体，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历史、国家与人民的态度、科研历程、航天员的选拔以及载人航天的前景等逐一做出深刻的报道。在表达言语上，着重主流化的表达形式与标准。

针对负面深度报道，一定要把握住宣传部的底线，不得随便逾越，实现在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的就事论事，避免上升到政治层面的思想冲突。同时注重谋篇布局的机巧性，在揭露事实的同时，不作结论或把结论朝官方肯定方向靠，让观众自己通过对事实的认知得出自己的结论。以《焦点访谈》为例，在负面深度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概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做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总之，理论点到为止，把握特点，展现特点，深度挖掘因果，了解全面，表达要有省略。

5.变通的发布方式

在遇到不宜公开发布或者公开后果比较严重的内幕报道时，可以使用内参发布模式。内参由级别高与规模大的新闻单位（新华社、党报等）发出。按照新闻纪律，媒体认为不利于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社会安定团结，不便见之于公开报道的事件，如贪污腐败、社会骚乱，包括一些涉及面大的商业诈骗等均在此列。主要在党和政府内部起到新闻传播作用的有新华社选编的三类内参：1）《国内动态清样》；2）《内部参考》；3）《内参选编》。这种内参不公开发表而在行政系统内部传播，能被相关领导干部看到，可以促使相关事件的解决。